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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李季 实习生 王思涵 设计 郁斐
编者按：
2011年至今，我国生育政策已从“双独二孩”发展到“全面三孩”。历经10年嬗变，“让不让生”已不再是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想不想生”和“生了怎么养”。
回顾政策历程，10年间，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再到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开“三孩”，这表明政府提高人口生育程度的决心。事实上，生育背后还有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相互牵扯，“说生就生”并不容易。
基于此，澎湃新闻推出“生育的细节”系列报道，精选国内外新刊发的人口研究，将后人口转型时期人们的生育决议及行为置于“显微镜”下，以人为本，探究细节。
今天，本系列推出第五篇，聚焦幼儿园扩张对生育的影响。
育儿成本过高已经成为当前抑制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入园难、入园贵”敲打着浩繁城乡家庭。
那么，幼儿园供给扩张能提高生育吗？近日，湖北经济学院的一项研究给出肯定答案：研究表明，社会兴办幼儿园政策对家庭子女数量具有正向因果影响。
2003年，我国曾推行“以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的学前教诲改革，并延续至2007年。该政策原本是为了应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公办幼儿园大幅下降的问题。上述湖北经济学院的研究，则剖析了此项学前教诲改革对家庭生育的影响。
作者表示，这可能是国内第一篇估计幼儿园改革的生育效应和影响机制的论文，提供了学前教诲可及性和可用性的改善有助于提高生育的证据。
18年前的一场学前教诲改革
湖北经济学院的这项研究回答了一个关键问题：扩大学前教诲供给所产生的生育效应毕竟有多大？2003年，中国开始实施“引入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政策，大幅增加了幼儿园教诲供给。该研究分析发现，平均来看，社会兴办幼儿园政策力度增加0.1个单位，将导致受影响家庭增加0.012个孩子。这意味着在该政策推行的五年内（2003-2007年），如果每年有2000万家庭受该政策影响，则该政策力度增加0.1个单位，将引起平均家庭孩子数量额外增加120万。
论文表现，2000万家庭的估算来自于：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3年和2007年每十万人口中幼儿园学生分别有1560人和1787人。2003年和2007年年末总人口分别是129227万人和132129万人。以此数据大概计算2003年和2007年幼儿园学生分别为：20159412人和 23611452人。其余年份幼儿园学生数量均大于2003年、但小于2007年幼儿园学生数量。故假设大概每年2000万家庭有孩子上幼儿园。
该研究题为《幼儿园供给扩张能提高生育吗？——来自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准自然实验的证据》，2021年8月该研究成果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财经研究》，作者为湖北经济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江涛。
该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收入观察数据 (CHIP2013)，CHIP2013的样原来自国家统计局2013年城乡一体化通例住户观察大样本库，CHIP项目组按照东、中、西分层, 根据系统抽样方法抽取得到CHIP样本。样本覆盖了15个省份126个城市234个区县, 包括7175户城镇住户样本、11013户农村住户样本和760户外来务工住户样本。该研究使用了CHIP2013微观家庭数据和地级市层面汇总数据。
作者用双重差分估计、公办园与民办园此消彼长对生育率影响的理论分析、平行趋势查验、工具变量回归，最终得出上述结论。
上述结论背后的逻辑是：幼儿园教诲供给扩大有助于节流家庭照料儿童时间，缓解家庭工作养育辩论，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进而提高生育。由于工作养育辩论的严重程度存在家庭差别，研究者进一步进行了异质性查验。
由于高学历人口工作前景、技能和收入较高，所以养育机会成本较高，面临工作-养育辩论较高，而低学历者相对较低。为反映学历高低带来的家庭工作-养育辩论差别，研究者以父母是中专学历作为分界点，将中专及中专以上作为较高学历组、中专以下作为较低学历组。
表3.社会兴办幼儿园政策对家庭子女数量的异质性影响，列（1）和列（2）反映父母学历差别；列（5）和列（6）反映父母工作时长差别。论文截图。
研究者使用回归模型，分别在高、低学历组组内进行回归，表3列（1）和列（2）表现，在较高学历（中专及以上学历）样本组，社会兴办幼儿园政策对家庭子女数量的影响（0.214）远大于在较低学历样本组中的影响（0.025）。
此外，研究者以为平均每人每天工作是否超过8小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工作-养育辩论的高低。为此，研究者以每人每天工作是否超过8小时作为节点进行划分：高于8小时，则工作-养育辩论较高，如表3列（5）所示；低于8小时，工作-养育辩论较低，如表3列（6）所示。
结果表明，在表3列（5）中，社会兴办幼儿园政策系数明显为正，而在列（6）中该变量系数并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在工作养育辩论较高的家庭组，幼儿园数量大幅上升对该组家庭生育的影响较大。对于工作养育辩论较低的家庭，幼儿园对生育的影响可能较低。
研究者提出，鉴于中国“入园难、入园贵”问题严重，以及幼儿园教诲缓解工作-养育辩论的积极作用，政策需重点考虑如下几点：增加公办和民办幼儿园数量供给，确保就近入园；压缩家庭与幼儿园之间的时间和空间距离，改善幼儿园的可及性；均衡幼儿园质量，降低实际幼儿园入园价格，提高幼儿园教诲可用性。
公益性学前教诲服务短板较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央两位研究员近期发文表示，育儿成本过高已经成为当前抑制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在前一阶段“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养不起、没人带”等造成生育意愿较低的问题已经集中凸显，“公益性学前教诲服务短板较大”是主要表现之一。
该文题为《制约生育潜能释放的成本因素及社会支持步伐》，于2021年9月发表在北大核心期刊《行政管理改革》，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央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佘宇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央办公厅副研究员单大圣。
教诲部官网2021年3月1日公布的《2020年全国教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表现，2020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9.17万所。入园儿童1791.40万人，在园幼儿4818.26万人。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4082.83万人，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4.74%。学前教诲毛入学率85.2%。
对于该数据，上述文章进行了深入剖析。作者表示，普惠性幼儿园(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4.74%，供需矛盾似乎不那么尖锐，但是，相当一部分的普及成果是依赖社会力量实现的，政府举办的公办幼儿园占比仍较低（刚刚超过50%），且存在缺乏稳定财政经费保障、投入体制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
同时，文章还指出，一部分学前教诲服务是由政府支持下的收费较低的民办园提供，保教质量总体不高，而一样寻常的逐利性民办幼教机构，只能提供基于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选择性服务。
作者以为，未来一个时期，学前教诲数量、布局、布局、质量等还在深度调整中，将明显影响有孩家庭的预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央“中国民生观察（2020）”表现，“周边没有公办园（或普惠性民办园）或学位不足”和“想进公办园（或普惠性民办园）进不去（受户籍、房产等限制）”排在子女没有上普惠性幼儿园的原因前两位，占比分别为38.4%和23.2% 。
有鉴于此，作者建议即将部署实施的第四期学前教诲行动计划在巩固普及成果的基础上，要更加突出兜底线、促公平、提质量的导向。
对于公办园，作者建议，进一步发挥好公办园兜底线、补短板的主体作用。增强省级统筹，综合考虑人口数量布局变化和城镇化的进程，逐步提高公办幼儿园比例，多渠道挖潜增量。
对于民办园，作者建议，引导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作者表示，社会力量举办的幼儿园，扩大了学前教诲资源总量，在政府引导下也能提供普惠性服务。未来一个时期，在政府财力还难以保障所有学前教诲需求的情况下，仍然要坚持公办民办并举，综合接纳政府奖励、购买服务、减免租金税费、水电气价格优惠、派驻公办教师、教师培训、办园指导以及园所共建等步伐，大力支持民办幼儿园发展。
关于政策细节，作者建议，要根据区域实际情况，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适当调整或放宽现有的场地、面积等准入门槛，努力扩大学前教诲资源供给。
责任编辑：蒋晨锐 图片编辑：陈飞燕
校对：丁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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