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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生育孩子对妻子的收入和丈夫的收入分别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关于这个问题，学界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生育会对女性造成“惩罚”，是有害的，而对男性是有溢价，是有好处的。
什么是父职溢价？通俗地说，是指生育孩子会对男性带去正面影响。这其实很好理解。第一，生了孩子以后男性会变得更有责任感，会更加努力工作， “我是爸爸”会带来一种责任感；其二，从雇主角度出发，也会认为有娃的家庭需要多挣钱，会给“父亲员工”更多的工作安排和更积极的评价。并且认为他们更加容易管理。
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许琪通过研究则发现，在今天的中国，生育对男性的好处也在变少。“父职溢价”大大缩水。
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许琪
「口述」
“生育对男性的好处也越来越少了”
2019年，我当了爸爸，我家是我带孩子比较多，这是因为我太太需要坐班，而我是大学老师，可以在家灵活办公。同时我的父母也在我家跟我接力育儿。
所以可能从社会的标准看，我已经算是一个“奶爸”了。奶爸表面看是一个褒义词，其实背后也有一点点嘲笑的意味在里面。带孩子在中国社会还是会被认为男性气质受损。
但我是研究家庭领域的，所以比较能脱敏，也就不那么在意社会等待对个人的影响。
而我妻子也有压力，例如有段时间孩子跟我更亲近，她非常失落和伤心、甚至自责，我们社会对母亲的等待还是更高。
当了爸爸这件事，促使我把“父职溢价”的研究课题提上了日程，并在今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
我做这项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这个调查是1989年开始中国疾控中心跟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一起合作的一个调查，调查每隔两三年做一次。
这个数据是可以看到全国总体情况，这个数据库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目前没有一个数据有这么长的跨度。要追踪动态的变化，就必须用这种数据。这个数据库样本是城镇居住、有工资收入的人，里面关于妇女的生育史，工资收入等都有，所以就可以用它来做研究。
具体的研究方法叫“固定效应模型”，反映的是一个家庭子女数量变动以后，其父母各自即时性的工资收入变动。
当然，有的人纵然没有孩子，收入也会变化，所以我的研究中有别的一拨人作为参照组。比如，一个人没孩子，到了下一次调查还是没孩子，他的收入是怎么变的？另有一部分人第一次调查没孩子，第二次调查有了孩子，他的收入又是怎么变的？这两拨人做个比较，就能看出生养孩子对父母各自的影响。
这个研究也控制了教育、职业、收入、城乡等变量。就是同样的人，教育程度一样，职业一样，城乡也一样，年龄也基本一样的人，生育与否是否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差别？
我的研究一方面肯定了“母职惩罚”的存在，生育对女性的职业收入确实有负面影响，而且随着时间是越来越大的。但有些研究说，女性生孩子后平均收入会降70%多，这个过于夸大了，我的发现是下降百分之十几，跟西方的情况差不多。
另一方面，生育对男性的好处也越来越少了，到2000年以后就不明显了。而且已经对男性也有一点微弱的负面影响，男性生孩子后也受到职场惩罚。
生育对男女小时工资对数的影响随时间的变动趋势（来源：许琪）
“父职惩罚”的苗头已显现？
那为什么男性生孩子后也开始受到职场惩罚呢？
我的推测是，现在的80后、90后家庭里面，有些是完全没有性别观念的歧视，谁有时间就谁带，这已经是一种非常中性的观念。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一部分责任让男性来承担，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男性也会影响工作，这是必然的，这也是我家的一个情况。
在日常生存中，我也听说过企业领导抱怨自己的男性员工生完孩子后经常请假的。也就是说，男性也出现了“工作跟家庭的冲突”，男女看上去平等了，看上去是让男性平分了女性的育儿成本，但实际上还是家庭在承担育儿成本，同时也把一部分成本转嫁给了企业。
而长此以往，会不会变成对已婚人士和婚育人士的歧视呢，企业就只招不结婚的不生孩子的？我们显然不能指望企业心甘情愿承担这部分成本。
《小舍得》剧照
回到很多女性主义学者倡导呼吁的“男女共休育儿假”的提议，我当然同意。但问题最根本的矛盾在哪？是育儿这个负担究竟应该由谁来负？是家庭还是社会？
我认为，目前生育的成本全在家庭内部，呼吁男性和女性平分，还是没有超出家庭。我观察到，甚至有不少家庭因为育儿责任分担问题而产生了巨大的婚姻张力。
国家鼓励我们生孩子，但是不能够只是说一说，仅仅鼓励男女都带。
我建议在“育儿”上，国家跟家庭之间有一个分配，国家承担一部分，家庭承担一部分，才气达到一个很和谐的状态。
今年我在《江苏社会科学》还发过一篇论文，题目是《性别公平理论在中国是不是成立》。女性主义者一直在呼吁要男女平等，这样才气促进生育。
我在这篇论文中的发现则不一样：中国如果丈夫多做家务，多带孩子，并不肯定能够提升女性生育的可能性。
关于育儿，真正能起作用的是老人，因为老人是夫妻之外的“外部力量”，他们的参与才气真正缓解小家庭的压力，保证双职工家庭的工作能力和收入都少受影响。
但是依靠老人来带孩子，养育的负担还是没有逾越家庭。在育儿方面，中国的家庭已经承担了太多，我们应当鼓励国家和社会的力量来分担家庭的育儿负担，特别是女性的负担。什么时候女性和家庭的养育负担下来了，中国的生育率自然就上去了。
如何让婚姻和生育不再是包袱
虽然我的研究亮点是发现父职溢价在减缓，但现在生育率不高的核心原因还是“母职惩罚”的存在。
韩剧《儿媳过渡期》剧照
我们整个社会要想办法把女性生孩子的负担解决了。我的研究也已经说明了，这个育儿的困难是家庭内部克服不了的。
说几点我的建议吧。
其一，保障教育公平。有人做过研究，什么样的国家生育率低，或者说育儿焦虑严重呢？社会不平等越大，教育的回报率越高的社会，这个国家肯定不会生很多孩子，所以我们要使得差别的教育的回报达到一个比较适度的水平，降低社会不平等，同时我们要做一个最兜底的保障。
我们身处东亚儒家文化圈。这个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对子女教育的过度重视，有个理论叫“生育数量和养育质量之间的替代关系”，如果说生多个，资源肯定会稀释掉，那么如果说只生一个，全部的资源集中在一个小孩身上，就能够优先保证他的发展。
如果教育资源没有现在这样不平等，才有可能解决生育意愿低的问题。
《小舍得》剧照
二是出台一些措施让女性敢生育，让企业就愿意雇佣女性，把女性的职位保住。关键的问题是现在国家究竟愿意承担多少成本，愿意付出多少钱来分担家庭和企业的这个责任，这是决定中国未来生育率反弹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儒家文化特别强调代际资源的传递，在中国这种传递是沿着父系传递的，对女性是不平等的，对女性的家庭责任有很大强调。所以东亚女性恐婚是很正常的。
美国一个学者写过一篇文章讲日本女性的“婚姻包袱”，日本30%以上女性是终身不婚，到50岁了，发现另有30%还不结婚。因为在日本，女性结婚后就不可能选职场。她的工作和家庭没法平衡，所以有学者说是婚姻包袱，选择了这条路就没有别的一条路，选择了职业就不要结婚了，因为你一结婚你无论前面再好，你也得回家去“相夫教子”。
日本女星山口百惠在事业巅峰期宣布结婚隐退
中国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40岁以上的女性基本上大多数还是结婚了，95%以上都结婚。
我们曾经讲女性能顶起半边天，女性参加工作现在已经完全被中国老百姓所接受了，没有人会觉得双职工家庭是奇怪的。
但是如果看中国的性别发展史，很有意思。我们一方面在工作领域鼓励女性走出家门，而在家庭领域则默认性别不平等，强调女性做好家务，认为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是需要通过自己的革命意志去克服的。
到了今天，家庭责任依然被女性所承担，保留了家庭里面的性别不平等。现在中国女性为什么面临更加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跟我们曾经的历史遗产有关系。
如果说我是女性，在今天我也会恐婚恐育，我们要出台一些措施让女性敢生育。
第三，提供能够保障三岁之前基本安全的育儿托育，这个服务肯定成本很低，让最底层的老百姓也能承担得起。
在1990年代之前，国家认为家里的事情也是国家的事，各人和小家是统一的，单位被认为有责任去分担女性的家庭负担，所以那时有很多的福利，员工福利，比如单位大院里面就有育儿机构托儿所。
但1990年代初单位制改革，这些育儿福利全部都给排除掉了，育儿负担被认为应该由家长来承担，家庭承担的时候，这个责任就只有到女性身上去了。
呼吁小家庭中的父亲和母亲平分育儿负继承然也很重要，但我非常担心，这最后会不会变成对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全部婚育人士的职场歧视呢？
我们不应忘记最根本的矛盾。孩子不但属于小家庭，也是整个社会的财产，我们不应该把生育的成本全部积累在家庭内部。
仅仅呼吁男性和女性平分是不够的，甚至是忽略了重点。“外部力量”要有所作为来支持我们的家庭，并真正缓解双职工家庭的育儿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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