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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衣、长裤均为 SHANG XIA
开篇图造型：连身裙、长裤
均为 Brunello Cucinelli
田朴珺的“九天云影视文化工作室”临街，谷雨事后，屋里闷着一团热气。田朴珺半湿头发，素颜，踏着舒适的玄色运动鞋大步走来。她挺自在的，对着妆造和摄影团队，会忽然问起，你的拖鞋好穿吗？刺青还能用这样的颜色？金镯子，这是老件吧？
她说自己脾气差，直接，在工作上较真，略偏执。为了活长久点，她积极在生活上不较真。母亲常对她说，得罪了谁，你都不知道。她说，我没想得罪人，只想告诉你真话，我想你更好。田朴珺挑选到了舒适的衣服，逐渐自如。鼓风机吹起发丝、杨絮和尘土，她在暗淡的天台上，向镜头热情展露戏剧性、性感和“享受春天的感觉”。
每隔三四年，田朴珺会出一本书，写生活经历，谈职场、社交和沟通，图文并茂地分享自己的感受。今年年初，她推出了第三本新书《对自己狠一点》。新书由果麦文化出品，产品资料里新书的关键词是：田朴珺、自我管理、励志、情绪控制、时间管理、社交、气质、健康、自律，上架发起为“励志”。
拍摄事后简短的聊天里，田朴珺也间歇地给出一些励志话语。比如，2019 年，她住在日本寄宿家庭的一个小房间里，学日语，学做菜和糕点，为新项目跟人谈判。干净的小房间只能容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和她用 400 块改善装饰的小心思。“泡一缸那家四口人泡完的洗澡水”是个困难。她告诉自己，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将来有什么出息？她说服了自己。
“这个困难有须要克服吗？”
“我会有一种警觉感——拥有的东西蛮多，但是配不配？财不配位，你会很难受。各种东西不配位，都很难受。我所有的积极只为配得上我今天拥有的。”
“现在觉得呢？”
“还可以，没有自得忘形。这就是为什么时不时的我想像苦行僧一样生活。那样我会知道自己没有张牙舞爪，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中国合资人》（2013）电影首映礼前，我特别紧张，因为许多年没见媒体了。我跟导演说，我不想去，因为不想见媒体。导演说，你的片子你得去。我硬着头皮。首映礼在晚上。那天早上，我梦见我姥姥。我们回到了小时候住的房子，那是普通的居民楼，大概四五十平米，带个小院子。姥姥说，这就是你的根，到哪都不要忘了。我在房子里走了一遍，一点也不紧张了，我突然知道我的根在哪。
“假如偶然间能再休息一下，我可能去寺庙扫一礼拜的地。我要定期地让自己知道我是谁，从哪来。”
上衣、长裤均为 BOSS
在她的讲述里，她是语文课代表，带领同学们朗读课文，语文成绩常是全年级第一名，作文优秀。她还记着，中学时写的文章上了报纸。她曾经空想当记者、语文老师和律师，总之要与文字相关，所写下的最好能变成印刷品。尽管周末在母亲安排的补课和写作业中度过，她还是数学成绩全年级倒数第一的偏科小孩，搞不明白为什么 X 乘以 Y 等于 XY。面对高考，艺术类数学分要求不高，她就这么开始学艺术并考入导演系，去北京上学。没能念完书，她 22 岁赴港演戏，三年后回北京拍电视剧。一些香港朋侪想到内地做生意，她应邀帮忙，在矛盾中转入房地产行业。她处理复杂的烂尾楼生意，向人请教，不断跟律师打交道，六年事后，建立了信心——不演戏也可以养活自己。30 岁了，她放下生意，赴美学习演出，一年后因与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的爱情而被关注。回国后她发展顺利，王石也成了提起她时绕不开的名字。
现在，她觉得自己比 20 岁时自信，因为有了不曾拥有的马甲线、劈叉技能、稳定的体重，和增长的阅历。“想把这些快乐经历分享给更多的人”，她为此写下新书。
《WSJ.》：出版社和杂志编辑找你想让你出书、写专栏的时候，怎么讲的？他们看中的是什么？
田朴珺 ：看重的可能是我想通报的价值观和内容。细说来，我很幸运，成长的关键时期都遇到了一些贵人。他们资助我，在我迷茫、不知所措的时候，给我很强的向上的动力。
我也想把我个人成长的一些经历分享给年轻的读者。比如 2011 年我在美国游学，非常艰难，没想到学习压力会那么大，也没想到在陌生的地方，许多事变要靠自己。我第一本书里写过，我大雪天拖着电视机回家。假如选择快递，要 150 美元，可能等三个礼拜都不肯定收得到。我就自己弄了一辆板车，拉着绳子走。现在回想起来，挺优美的。
《WSJ.》：你身份多重，写专栏之外，是承礼创始人、制片人、投资人、演员，为什么在各领域尝试不同的事变？
田朴珺 ：精力旺盛。
《WSJ.》：也不必非要工作大概涉及不同领域？
田朴珺 ：可是你不觉得工作是带给你最多快乐的地方吗？我是双鱼座、B 型血，小时候真的是“爱情脑”，爱情大过天。但是突然有一天明白了，爱情只是生命中 1/10 左右的量。
生命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有生有死，因为不知道哪一天生命会戛然而止，所以每一天才有意义。比如我为什么要写书，是因为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人生地不熟，各种困难就不多说了，我乃至想过放弃，因为太苦了。白天上课，晚上跟国内打电话，工作到破晓 5 点，每天睡两三个小时，另有大量作业，被古英语伤害。但是我看到乔布斯有一句话，The journey is the reward, 过程就是嘉奖。我忽然哭得泪流满面，找到了一个无比刚强的信念。
上莎士比亚课，我大概是班级里最差的学生。我坐地铁念，走路戴耳机念。毕业的时候，老师说，闭着眼睛听，这似乎是一个本国人在说英语。起码我说的那一段做到了这样，我挺开心的。
大多数人年轻时候都很迷茫，我现在仍然也会有迷茫的时候，但是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是，我会有一个笃定，笃定在于比别人能更多的对峙。比如你听到我刚才在说日语，对吧？我客岁开始学，主要因为工作。早上七点多钟上日语网课，上一个多小时，基本每天如此。我有一个网课打卡记录，我大概是学校上课全勤率最高的学生。一个日本老师在加州，他的下午是我们的早上。偶然我赶早上七八点钟的飞机，就问他，早上五点上课可不可以？我比别人笃定在于，别人没起来的时候，我上完一节课了，而且对峙了一年半。
《WSJ.》：除了求学阶段的迷茫，有没有职业大概生活上其他迷茫和艰难的时候？
田朴珺 ：有，20 岁出头做演员的时候。许多报道都说，我做演员没有什么成绩。这个评价是事实，但不够客观。所谓事实是，我并不认为作为演员，我有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作品。不客观是，不演戏不是因为演不了，而是我不想演。我当时在香港已经拍了几部戏的女二号了，合作的是梁朝伟、梁家辉这样的大明星。假如再对峙拍个四五部电影，可能奇迹会继续往上走。但我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最大的好奇在于，假如我不是 20 岁，在不那么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靠其他职业养活自己？演员是一个很有趣的职业，但我不想把它视为终身职业。我希望能学到一个本事，养活自己的本事。所以我决定趁着还年轻，还偶然间做选择，我就放弃。
对于一个心中有演戏梦的人来说，选择放弃很痛苦。我痛哭过，有一个月经常哭鼻子，经常跟朋侪聊天说，我不想演了，但是又很喜欢演戏，好矛盾。再加上当时拍《相思树》，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反响挺好。一边播出，一边我能接到电话问，你是田朴珺吗？有一个戏想找你，你来试个镜。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在做其他行业的尝试了。我想，同时做两件事肯定哪个都做不好。我一狠心，就把电话号码换了。确实所有人都找不着我。
最滑稽的是，因为不着名，我做生意，许多人也不知道我是谁。偶尔他们从电视看到我演过的戏，问电视里的人是不是我。我说，不是，长得像而已。不想让他们知道不是出于羞耻，而是不想让他们以特殊的眼光来看我。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演员还是一个比力特殊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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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J.》：既然放弃会痛苦，为什么要过早忧虑？还是说你除此之外有其他的对于职业的考量？
田朴珺 ：我不适合娱乐圈，我太有个性了。有主见的人不肯定适合这个行业，喜欢和适合是两回事。而且我不太乐意为不想做的事变妥协，但往往你必须要妥协。这两年我长大了，慢慢学会了妥协。但是你知道吗？许多人不相信，到今天为止，我都没喝过一杯酒。
《WSJ.》：你似乎酒精过敏？
田朴珺 ：我闻到就吐。一屋子红酒还好，酒精味没有那么大。假如是一屋子白酒，噢，已经开始头晕了。我开玩笑说，我可能上辈子喝多了，这辈子不能喝。
《WSJ.》：还会演戏吗？还是彻底就放弃？
田朴珺 ：我没想过，我不想做预设。但是假如有符合的角色，why not？假如没有，也不强求。没有强烈地说，我肯定要演什么，肯定要做什么。而且坦率地说，人生就是一个没有剧本、不知结局的舞台，你要积极扮演好你的这个角色。我在我人生的舞台上挺积极的。
《WSJ.》：早先为什么想当演员？
田朴珺 ：因为数学不好。在导演系念书时，可能动脑筋比力多，人很瘦，被人从学校挑去拍广告了。拍了一些广告后，有导演来学校口试演员，我认识了王晶。“非典”那年，2003 年，我接到王晶打的电话。他说，我有一个角色可能适合你，你可以来香港试个镜，不过我们不肯定会用你，乐意来你就来。我想，反正“非典”期间我哪里也去不了，刚好，我就当顺便去香港玩一趟。
试镜后，他们居然就用我了，当时我就哭了。不是因为激动，而是我那年的暑假计划是学会做豆角炒肉这道菜。说出来许多人都不相信。我刚租了房子，觉得终于可以独立生活了，我要学做豆角炒肉，怎么就让我留在香港拍戏了？我的计划不就发生厘革了吗？
完全没有奇迹心。后来理性还是战胜了感性，毕竟要交房租，有生活压力。演员收入没有那么高，但是也比普通人的收入好一些。我就想，索性当作赚个钱，把今年房租交了，就这么留下来的。
《WSJ.》：你在香港那三年过得怎么样？你讲过许多关于城市的记忆，比如纽约和北京，但是很少提到在香港的生活。
田朴珺 ：挺好的，有我喜欢的一面，也有不是那么能接受的一面。我喜欢的是，会讲粤语了，学会了一个新技巧，从前我都听不懂。第二是，香港的节奏很快。你看香港的电梯不是有节奏吗？哒，哒，主要给盲人听的。过马路时你也会听到节奏。我学会了很快节奏的生活，每天做许多事，分配时间。
另有，挺幸运的是，我刚入行就遇到了很好的演员。我从梁家辉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比如他对新演员的照顾。我记得我第一天去现场，切乳猪，新人哪里敢站在前面，似乎抢镜一样，多不好意思。家辉哥把我拉到前面，说，你是女生你站前面。他不知道你是谁，但他对每个人很照顾。梁朝伟是完全不耍大牌的，挺随和的。大概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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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J.》：早年有一张剧组照片，你穿的衣服比力展露身材，媒体评论就不是很好。你新书里边提到衣品的厘革，说在摸索到适合的风格前，大部分人都要交一大笔学费，比如十七八岁时，自己想要穿得很“打眼”。现在回想，那时候为什么想那样穿，为什么会被人那样看待？我不是说那样穿有什么题目。
田朴珺 ：那个衣服是我一个姐们，从前剧组里的执行制片，开了一个服装店，她说，你能不能在你开机发布会上穿我店里的衣服，帮我带货？我说，好吧。其实那件衣服是穿在里头的，其实那张照片里我没化妆。
有人说要拍照了，我就穿了件玄色羽绒服已往。我经纪人说，大家都穿玄色羽绒服，黑麻麻一片，太难看了，你把羽绒服脱了。我说，不用了。经纪人说，脱了。我说，好吧。那天不冷。我想，拍张照片无所谓，妆还没来得及化。平时我也无所谓，很青春，见记者都不化妆。拍完以后，媒体就说，你把主角的镜都抢了，特别有心机。假如当时真的很想抢镜，你肯定会有一系列办法，不会就这一件事，对吧？过两天这新闻就没了。
《WSJ.》：20 岁出头刚入娱乐圈就碰上这些负面评价，对你有什么影响？
田朴珺 ：那时候会哭，包括什么“强吻”巴乔（意大利足球运动员）的新闻，我都看过，我哭得一塌糊涂。我从 10 岁就开始喜欢巴乔，巴乔来中国那天，主办方让我代表所有球迷拥抱巴乔。巴乔走的时候，因为那条新闻，主办方邀请我去广州为他送行。我说，我不去了，不想被别人那样说。
制造这个新闻的体育频道的记者很有意思，后来还给我打电话说，新闻反响很好，回头咱们再联手。我说，你自己弄，我没有要跟你联手做新闻的意思。那件事变之后，我慢慢觉得可能必要注意，有一些人带着善意，但不是所有人都带着善意。但当时我会哭，就觉得委屈。长大成熟，尤其经历了做地产生意的一些经历，遇到比这大得多的风波和委屈，我也不会怎样了。
《WSJ.》：回到豆角炒肉，当时为什么有这个计划？
田朴珺 ：想给男朋侪做饭了。非常爱情脑。现在再也不想了，没门，别人做饭给我吃还差不多。
《WSJ.》：从自认的爱情脑到奇迹心强，转变是为什么，有什么事变触发？
田朴珺 ：发现可能哪天俩人就分开了。男人像沙子，抓的越紧，流的越快。但是奇迹不是，你越握得紧，它越是你的。世界上只有这一样东西，你付出多少，回报就是多少。爱情，似乎你付出越多，收获不见得越多。
《WSJ.》：开始进入大众视野是因为爱情，不会觉得讽刺吗？
田朴珺 ：爱情很重要，但我现在不是爱情脑，最重要的是工作怎么能做得让人觉得有一些成绩。本来我就是一个喜欢工作的人。
我有一个朋侪 70 岁了，前段时间忽然提起北岛的一首诗，说里面的一段话很感动。然后他说，1969 年 3 月 25 号那天，他跟初恋女友分手，从火车站走回家，一路走一路哭。我说，妈啊，你怎么现在还记得这么清楚？他说，这是他的人生经历。年轻时认真地疯狂地爱过一个人，回想都是一件很优美的事。但假如现在还这样，我会觉得，哥们，你脑子有题目。
《WSJ.》：你做过最疯狂的关于爱情的事变是什么？
田朴珺 ：小时候喜欢过一个人，坐十几个小时的硬座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看他。特别高兴，晚上睡不着。到达的时候是早上，吃完一顿午饭，我马上又回去了。很开心。
《WSJ.》：那现在对工作的期望是什么？
田朴珺 ：把团队带好，让每个小伙伴都找到自己的坐标，我做的项目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WSJ.》：你觉得你擅长的东西是什么？怎么意识到的？
田朴珺 ：我挺擅长商业谈判的。我买东西的时候经常跟人砍价，哪怕为了 10 块钱。那是我的乐趣，不能被剥夺。前两天我跟一个朋侪逛街，我说衣服还行。她说，你能穿，你腰细，我不可。我说，我教你一个动作，包管你腰细。我刚说完，后面突然蹦出来三四个脑袋，说，你教下我们好不好？我说，便宜 10 块钱，我就教。那个店是不打折的，效果真便宜了 10 块钱。我挺开心的，我很喜欢讨价还价。当我为好几千万砍价的时候，我发现跟我为 10 块钱砍价的方式差不多。做生意不就是谈价格谈条件，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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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J.》：从经历争议和独自打拼，到后来被知道、进入相对顺利的阶段，人生境遇的厘革对你有什么影响？周围人对你的态度有不同吗？你经常讲社交与人际关系，想知道你自身体会是怎么样的。
田朴珺 ：有。我从来不是一个很浪费的人，不会因为似乎不缺钱了，就吃一口扔一口。我有个同事特别逗，说你们有钱人随便花，吃的就跟我们不一样。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点了挺丰盛的外卖，另有排骨。我晚上就吃了一个玉米。我逗他，你看，有钱人晚上就吃玉米。因为我怕长胖。我对物质现在没有特别高的追求。
没有认识老王从前，我的朋侪圈就挺好。假如不好，我也不会认识他。所以他只是我认识的 one of the powerful people，one of。一开始没有人知道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跟人说，（关系）比力简单和真诚。再加上我不喜欢应酬，喜欢吃完了就走，没有相对复杂的东西。
认识他之后，尤其经历了“宝万之争”之后，厘革很大。2016 年我做过演讲，说我不靠男人，一辈子靠自己，那是真心话。我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长大，天然觉得为什么要靠男人？我讨厌依赖谁。我不花任何一个男人的钱，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因为我爸说，将来长大了，你只能花你自己的钱。已往有些人可能对我很好，恨不得我在深圳，他们要从香港跑过来找我吃饭，非要跟我认识，要加微信，等等。到 2016 年“宝万之争”，大家都不知道我未来会怎么样。突然我发现身边许多朋侪产生了厘革，连我一个要好的女朋侪都躲着我。我才意识到自己傻，没有意识到许多人对我好，是因为他。是我自以为是。经历的那些东西将来写书去说吧，特别戏剧，特别讽刺。我突然意识到，我跟他，在大众眼里，就是一个联合体。后来我就大方认可，对，我就是靠他，我们相互依赖。
《WSJ.》：你父亲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给你这样的忠告？通常不会突然向小孩提起这个。
田朴珺 ：我爸爸是龟毛处女座，AB 型血。这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上小学一年级，丢了一把“张小泉”的剪刀。第二天，一个男同学刚好拿了一把“张小泉”的剪刀，问是不是我的。我没检查，就说是我的。放学时候，班里有个女生说她的剪刀丢了，于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剪刀拿出来让人检查。我把手里剪刀打开，才发现里头有道痕迹，是那个女生做的暗号。
我跟老师表明，老师没太当作一回事。我爸来接我回家，我随口一说这事，他把我带去了派出所，把我扔那儿了。我哭得昏天黑地，觉得我爸不要我了。警员说，别着急，你爸会来接你的。直到天黑，我爸才把我接回去。回去之后他让我跪在地上，把手放在小板凳上面。他问我哪只手捡到的剪刀，他就拿尺子打我那只手。
他跟我讲，女孩子假如贪小便宜，就会吃大亏。我说，不是我偷的，是人家给的。他说，给你的时候你不检查，也是贪小便宜。我觉得天塌了下来，我才 5 岁多。从那以后我知道了，不是我的东西我就不要。
因为是所谓的公众人物，经常有人说，田朴珺，我们有个公司，希望你能入股，你不用给钱，我们给你股份。许多艺人、名流会遇到这样的事。我说，不要，为什么要占你便宜？
《WSJ.》：交友圈除了商业精英、上流阶层之外，是怎样的？2014 年你在专栏里写过《象和熊——我的两个男闺蜜》，早年那些朋侪现在另有联系么？近况如何？
田朴珺 ：一直都有联系。过两天我新书发布的运动，小象会来，约了一起吃饭。熊结了婚，当了爹，买了房子。我还发起他去哪儿买。我有空的时候，还帮他看房、选房。
友谊必要时间来鉴定，也必要同步成长。我很想回上海找我的小学和中学同学，我试着见过其中的一两个人，可是见完之后有一点失落。后来我决定还是不见了，因为你成长的速度可能偶然候比他们快一点，挺难恢复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反而一些新朋侪，因为是在公平的环境下认识的，沟通一些事变也会更加直接。
像你说的，会不会怀疑友谊的真实度？我从来不一上来就怀疑别人是否真诚，除非有一些人太假了，你能看得出来。我会假定人的善意。
《WSJ.》：有没有想过没遇见王石、进入大众视野，现在的人生会是怎样？
田朴珺 ：应该也不错，这是我挺笃定的一件事。我从来就挺会给自己安排事变。从我四年级开始到中学毕业，有一个姐姐，辅导我学习。她教我的第一个词语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她告诉我，要多问题目。我数学不太好，总问她这道题的答案是什么。她说，你要知道解决题目的方法，而不是答案。当时我明白不了，我说我要的是答案。但后来我觉得她是对的，学会解决方法，就可以得到各种你想要的答案。
那个姐姐很上进，当时大概是英语八级，自学日语，又自学法律。后来我们失联了，但我一直挺崇拜她，她给我养成了非常好的学习习惯。
《WSJ.》：觉得自己应该过得不错是指什么方面？
田朴珺 ：我认识老王从前就财务自由了，物质上不必要依赖任何人。女人财务自由带来最大的好处是，有选择爱情的权利。我从小就喜欢学习好的人，优秀的人。我也喜欢成功的人，因为成功人士身上有一种吸引人的特质。我非常喜欢和成功的人做朋侪，因为能学到许多东西提升自己，难道不好吗？为什么似乎喜欢跟成功的人待在一起就是一种虚荣，有这种想法的人自己就在妒忌。
《WSJ.》：回看自己已往十年，你会怎么评价？对比二十到三十岁那寂静的十年呢，有何感受？
田朴珺 ：我从来没把自己当成公众人物。“公众人物”，感觉你似乎是一个售价高一点的宠物？不是的，公众人物是你会被许多人看到，同时你肩负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因为言行可能会被无限放大。乃至我在微信朋侪圈里说的话，会被放在网上，引起误解。后来我知道，不要轻易发表一些言论。顺应这个身份确实必要一些代价。
也有好的地方。因为是公众人物，陌生人会莫名对你产生一种信托。这或许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乐意着名的原因。
《WSJ.》：你说从学校出来后，特别想找寻活着的意义。折腾到现在，找到了吗？
田朴珺 ：还在不断寻找。我找到了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不是财富，我似乎很快就会对物质产生厌恶，也不是要成为多著名的人。我一直想活得特别的快乐。
《WSJ.》：在你缺乏物质和名气的时候，没有过对这些的渴求吗？
田朴珺 ：我还是很喜欢赚钱的，但不代表我喜欢钱。我问过自己，做演员大概率可能会着名，做房地产生意可能做不成，小概率能成，做哪个选择？我还是选择了去做生意。我渴望一种寻衅，希望能够把自己变得强壮，名利是随之而来的附加品。
《WSJ.》：你是不是几乎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的时候？
田朴珺 ：我家算是一个中产家庭，又在上海这个大城市，我没有过那样的经历——想要一个东西，但从来没有得到过，于是就不停地要。但也不是有钱到可以挥霍无度。我想要什么，跟父母说，基本上他们会满足。所以我没有那么强烈的物质欲望，可能是因为没有那么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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