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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撰写遗嘱、墓志铭，观光殡仪馆，探究差别殒命形态与存亡两安问题……在广州大学名为《存亡学》的选修课上，每一位学生都会经历此类课题。这是国内高校较早开设的“存亡课”，授课老师胡宜安讲授了23年，中国的殒命教育也已探索了近40年。
殒命教育兴起于西方世界，1955年，诗人T.S.艾略特提出殒命教育与性教育同样有须要。1974年，美国开设“殒命与殒命过程”等课程的大学学院有165所；中学水平以上有关殒命教育的课程达1100门以上。为中国大众熟知的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的《殒命哲学》公开课，在互联网上点击量过亿。
上世纪80年代，以安乐死为核心，拓展至临终关怀、殡葬管理等，殒命话题在国内引发越来越多的讨论。1991年，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段德智开设选修课《殒命哲学》，开始在高校系统讲授殒命话题。1997年，我国医学院校编著的第一本关于殒命教育的教材《人的优逝》出书。胡宜安也曾撰写过《现代存亡学导论》，如今这本书成为不少高校“存亡课”的教材。
殒命教育还曾进入多所高校医学院的课堂。2005年秋天，山东大学选修课目录中出现一门新课程——《殒命文化与存亡教育》。为了缓解医学生对解剖的恐惧，该校基础医学院副教授王云岭开设了这门课程，早先只对医学生开放。后来他却发现，总有其他专业学生来“蹭课”。
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尹梅和同事察觉到，“面临医学技能的发展，人们似乎以为生命可以被无限地延长，忘记了殒命。”探寻殒命的真实意义、坦然正视殒命的实际，选修课《你恐惧殒命吗？》应运而生。
“未知死，焉知生。”“存亡课”名为谈死，实为论生。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教师陆晓娅开设了选修课《影像中的存亡学》。“这门课，是以影像为媒介的存亡教育课程……希望用一种年轻人更轻易担当的方式去碰触‘殒命’这个极重的话题，来动员大家思索生命的意义和代价。”陆晓娅期待，学生们从殒命的焦虑中体悟，“我怎么活出我自己”“怎么样让我自己的生命是活泼的”。
如今，“殒命教育”“存亡课”在国内不停发展，变得不再神秘。据教育部2020年底公布的消息，国内已建设《殒命文化与存亡教育》《存亡学》《殒命的社会学思索》等50余门视频公开课与精品资源共享课，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广州大学等部分高校开设了殒命教育相关课程，除了理论知识的教授，写遗书、立遗嘱、观光殡仪馆等课外实践形式也逐渐加入到教学当中。在将来，还将推进高校新生生理康健教育（包括存亡教育课程和内容）的公共必修课的全面开设，健全生理康健和存亡教育课程体系。
清明节前夕，南方都市报、N视频记者专访了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胡宜安，他表现《存亡学》课程有着不容忽视的实际意义，只有正确、理性的认知殒命，方能透彻领悟生命的宝贵与意义。在这堂别具一格的“存亡课”上，他带领学生们解开殒命的禁忌，“学习如何从容地面临衰老、面临殒命，学习如何与家人相处，爱或者被爱”。
胡宜安。
【对话胡宜安】
谈存亡教育：越早越好、越及时越好
南都：相比“存亡学”，“生命教育”在国内教育体系中似乎更为常见，这二者间有何异同？
胡宜安：生命教育在国内的开展时间更早，内容与形式也更为丰富。但我始终认为，如果不谈殒命，生命教育将失去根基。传统的生命教育主要从“生”的层面展开，探讨生命的宝贵与多彩。而存亡教育将殒命看作生命的内在本质，强调正是由于有了殒命，生命方才宝贵。
南都：你最初为什么会萌生开设《存亡学》课程的想法？
胡宜安：人生哲学、伦理学是我本身的研究领域，而若要追问人生代价，对存亡问题的探讨是最底层的根基。如果对存亡本身的理解不够透彻，那么所有基于其上的研究都是不到位、无意义的。
我的自身经历则是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小时候参加送葬，看见大人们把棺材放进土坑，用铁锹掀土埋葬的那个刹时，一股莫名的焦虑与恐惧涌上我的心头，久久挥之不去。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生理其实非常常见，主要是由于在存亡问题上，没能得到及时的生理疏导与认知启蒙。
因此我越发意识到，存亡教育必不可少，而且越早越好、越及时越好。2000年，借着教育改革的机会，我开设了《存亡学》这门选修课。
南都：《存亡学》课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有哪些思索是与实际问题息息相关的？
胡宜安：我在课程大纲里设计了很多内容，包括生与死的概念和本质，疾病、衰老、灾难、死罪等殒命的形态问题，临终关怀、安乐死、器官移植、丧葬礼俗等存亡两安问题……
我会在课堂上把基本概念和一些案例讲给学生，然后抛出问题，和大家一起探讨，一起思索。如人在面临无休止的痛楚时大概是毫无尊严的，那么在生命的末了，究竟应该死马看成活马医，还是选择有尊严地脱离？生命是稍有不慎就会消损的东西，但为什么总有人毫无敬畏，视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如草芥？有大夫说过，许多人在面临殒命的时候是非常恐惧的，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对殒命的认知，在面临自己结局的时候能更从容、更坦然？
谈课堂上写遗嘱：是向死而生的体验
南都：《存亡学》课堂有哪些特殊的内容设置与安排？
胡宜安：由于没有可以借鉴的先例，早先，我更多是从理论角度举行讲授，后来则越来越强调学生的参与度和体验感。
现在每个学期，我都会给学生安排一项特殊的作业——给自己写一份遗嘱。这其实是通过笔墨的方式来举行一次向死而生的体验。假设自己将要死去，将如何安排后事。只有把自己置于将死的状态，回过头来方能感知生的可贵。
这一教学设计的效果很好，有的学生一边写一边就哭了出来，“我真的会有这一天，那活着的时候该怎么办？”“如果我就这么走了，爸爸妈妈怎么办？”“我还有很多事还没有做……”这些感悟都将激发学生去进一步思索生的意义与方向。
除此之外，我还曾带着学生去殡仪馆观光，并约请乡村支教志愿者、被称为留守儿童“好爸爸”的“广东好人”肖钢，及以南方医科大学研究叙事医学的杨晓霖教授等来到课堂上，向学生们分享经历。
如果以后条件成熟，我还打算联系殡葬行业的从业者、重症监护室的大夫等时常必要接触存亡的工作者走进课堂，和学生们一起探讨。
胡宜安在课堂上。
南都：这种体验式、参与式的教学带来了怎样的效果？
胡宜安：我一直认为，学生可以或许真情实感地表达、思索，在面临存亡时明白该如何为自己或帮忙亲朋决策，就已经很好了。课堂上的分数不是重点，如果把存亡学课程纯粹看成应试教育去对待，就失去了它的意义。火葬场、殡仪馆等都是非常独特的空间，是个体和世界做末了告别的地方，学生身在其中才可以或许得到更加真切地感受，在体验中印证课堂上的认知，同时更加深入地领会、内化。
同时，教人也是自教。上《存亡学》课程的这二十多年，也是我自己克服对殒命的恐惧的过程。我也在学习如何从容地面临衰老、面临殒命，学习如何与家人相处，爱或者被爱。
谈社会认知：对待殒命的态度更加开放
南都：近年来，社会上对于存亡话题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胡宜安：和过去相比，人们讨论殒命的空间正在逐步变大，对待殒命的态度也更加开放，这是一种向好的迹象。前几年，广州大学举行了两场有关存亡学的学术研讨会，获得了许多关注，有很多学生都来旁听。我所教授的《存亡学》课程，也屡次登上热搜，引发网友们的热烈讨论。这些现象都能分析，与殒命相关的话题不再是遮掩蔽掩的事了，也不只是几个感爱好的研究者在私下空间里讨论的课题，而是越来越变成大家熟悉的话语。这正是我多年来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南都：如今的《存亡学》是一门大学中的选修课，在你看来，理想的存亡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
胡宜安：我理想中的存亡教育应该是全程的、全员的，同时更应该是系统的、可持续的。直接越过前面的人生阶段到老年时再举行存亡教育显然是不实际的。我曾有学生到养老院当志愿者，和老人们相处得特殊好，但一旦提到“殒命”的话题，老人家就地就翻脸了。虽然学生的本意是好的，但在实际情况中，老人家没有接触过存亡教育，缺少相关的认知储备，自然很难担当这种讨论。以是，我认为存亡教育应该成为一个专门学科，并作为从小学到大学的一门必修课，循序渐进地开展。
同时，存亡教育也应该多从更加多元的维度去举行思索与探讨，与安宁疗护、殡葬行业等方面紧密地联合在一起。比如，殡葬行业为什么不受接待？以存亡学视角来看，除了大众避讳殒命的观念，更重要的还在于殡葬业以“殒命处理”自居的行业身份自我建构与认同，中国现代殡葬业在吸收西方殡葬模式时缺失了生命仪式的本质内涵。但其实，殡葬是生命流程的一个环节，在殡葬活动中，人们面临的不但仅是作为遗体而存在的逝者，更多的是作为曾经活在世上的一个人，这便是“事死如生”。
南都：对于《存亡学》课程乃至存亡教育，将来你还有哪些规划？
胡宜安：我如今也到了快退休的年龄，这几年准备将存亡问题的思索、存亡教育领会以及自身经历等内容整理成著作出书，以文本的形式梳理保留下来。另一方面，我也准备和相关业界人士共同探讨殡葬祭祀、安宁疗护及社区存亡教育等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以期为相关事业的推广、推进作出应有的努力。
出品：南都即时
采写：南都记者翁安琪 张林菲 实习生李晓艺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30404A02IXS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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