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11年，我们追回数百万美元的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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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方 晔
来源 |心声社区、蓝血研究（lanxueyanjiu)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今年已是我加入华为的第四个年头。
四年前的校招，面试官向我抛出最后一个问题：“你接受外派吗，比如到艰苦的非洲国家？”彼时的我对外派没有任何概念，只是懵懂地回答：“海外岗位，很适合我所学的国际税收专业，我愿意。”没想到，机会在2021年9月降临了！在机关工作两年的我，主动报名非洲艰苦国家的岗位，两个月后，开始接手南非多国税务及子公司财经工作。
外派一载有余，此刻我坐在Z国独栋花园宿舍，思绪又回到四年前的问题。而此时，我的答案是：“没来非洲怕非洲，来了非洲爱非洲。”
记得刚落地非洲，是当地时间下午两点，从机场回宿舍的路上，望着蔚蓝的天空，我拍了几张蓝天的照片发到朋友圈，和大家报平安：一望蓝天万念消，不惧非洲万里遥。代表处一共有5个国家，每到一处，我总是喜欢拍下各个国家的蓝天。
蓝蓝天空，镌刻着追梦人的足迹，也见证了我们独家推动两国协定税率修正的不易，一起克服退税跨度长达11年的困难，一道分享税案关闭、数百万美元退税到账的喜悦。
01
华为独家推动两国协定税率修正
来非洲的第一个月，我就开始独立承担代表处工作，正值年结，所有事项需在数小时内完成。代表处5个国家5个子公司，经营状况千差万别，所得税、增值税、代扣税税率各不相同，规则更是差异明显。打开15张样式不一的申报文档，我又想起子公司预测准确性、纳税申报及时性、税务作业完整性等一系列考核要求，顿感头晕目眩，迷雾重重。
经手的数十万美元税款，是否计算正确？少缴税、错申报引发的外部遵从风险，更是让我彷徨万分。我的内心紧张伴随着彷徨，还有“自我怀疑”的无限焦虑，担心自己忙中出错，害怕在焦头烂额中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更是忧虑能否胜任这一岗位。
我在一个屏幕上打开操作指导，在另一个屏幕上打开操作系统，电脑和手机接入不同的会议，不间断地回复各种消息，不时还有业务同事到工位咨询……此时我的内心，是一阵又一阵的“兵荒马乱”。
年结“迷雾”刚刚消散，喘息片刻之后，B国的费用调整的“迷雾”匆匆而来。机关组织搜集子公司全年的代扣税凭证，支撑国内税收抵免：“B国的凭证税率与两国协定税率不一致，差异部分无法抵免，需要费用化。”同时机关表示，该事项自2018年起已经存在，长期无法解决。
得知消息，我感到深深的诧异。两国财政部长签署的税收协定，经过双方立法机关审议批准，其法律效力高于各自的国内法，理论上国家层级的法案应该经过多次校对和确认，为何B国税务局发布的版本与中国税务局发布的版本不一致。除此之外，还有一层迷雾笼罩：两国版本不一致，哪个版本的税率是正确的？目前子公司按照B国发布的版本适用较高的代扣税税率，将利润汇回国内后，却只能使用中国税务局发布的低税率进行抵免，差异部分需要费用化，导致集团遭受无端损失。
初步尝试，我遇到沟通困难。
2月，子公司致函B国税务局，收到答复称：《双边税收协定》由财政部部长代表该国政府签署，税务局仅能按照财政部传递的版本进行税款征收，且当前无明确依据证明，中国发布的版本就是两国协商的税率。
3月，B国宣布结束疫情状态，税务局恢复现场办公。子公司再次递交函件，按照《双边协定》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相互协商程序，针对两国发布的协定版本不一致，要求缔约国双方主管税务机关解决“实施本协定时所发生的困难或异议”。申请提交后，B国税务局仍以“该事项管辖机构为财政部”为由，拒绝开展相互协商程序。
在沟通陷入僵局后，一封咨询函巧妙推动了该事项的解决。我记起大学选修《中国税收征管》，其中介绍纳税人的权利时，提到纳税人可通过来电、来信、来访的方式，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异议或要求澄清。
我立即打开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官网，在其中找到“局长信箱”。尽管该信箱的功能，在于接受税务违法信息举报，求助无门的我，实名注册了账号，并基于中国和B国两家税务局公开发布的信息，下载了两个版本的《双边税收协定》，向“局长信箱”致函，说明并非举报税收违法信息，而是咨询两国协定适用的正确税率。
5月，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税收协定处发来邮件，明确中国发布的版本为正确的税率，同时表示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B国照会，B国业已确认并表示将修正错误的税率。
历史迷雾终于拨开。B国子公司立即围绕“推动税率修正并退回历史多缴纳”这一目标，一方面继续借助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及大使馆经商处资源，以官方途径继续与B国财政部沟通，推动B国今早完成协定税率的修正，并及时向纳税人公布正确版本。另一方面，在推动财政部修订该税率的同时，我们主动经营税务关系，积极邀请税务局入场座谈，展示子公司的纳税遵从方案，塑造子公司在当地良好的合规形象。
7月，B国财政部长签字并向华为独家发送函件，修改协定税率，预计每年可节省数十万美元的税款。
然而，仔细阅读函件后，我内心的喜悦顿时少了一半。B国财政部长在函件中表示，新税率的生效日期为签字当天，子公司历史上多缴纳的税款没法退回。在拨打了B国税务局的热线电话后，税务局的答复证实了我的判断。
仅仅锁定未来，但未能追回历史，这算是代表处制定的目标只完成了一半。和CFO以及地区部行管讨论后，心有不甘的我们决定再次组织B国税务局到华为办公室现场座谈。在座谈会上，我们积极澄清关于修正税率生效日期的诉求：该税率应在两国2018年签署协定时即生效，而非本次修改案签发日期。B国税务局大企业司的领导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遇到企业如此主动公开纳税遵从情况，并且华为还愿意邀请税务局到企业现场办公，这让他们十分意外。
9月，经过我们多轮邮件澄清，并两次主动拜访财政部，B国财政部长第二次向华为独家签署函件，明确税率的生效日期应追溯至2018年，整个事项终获完美结果。
10月，子公司收到2018年起我们多缴的税款，并将该事项作为营商环境正面输入，积极同在B国的中资企业分享实践。就这样，华为独家推动两国协定税率修正，实现了从“一方之利”到“多方获益”。




02
数百万美元税款，怎么追回？
完成日常工作，保证纳税合规遵从，是税务经理的基本功；而在公司经营环境历经风雨的情况下，为公司贡献利润和现金流，助力打赢“上甘岭”战役，才是税务专业价值的体现。
Z国历史上与中国维持稳定关系，但自2021年政权变动后，Z国对全部中资企业进行清查。子公司连续收到劳工部、反贪局调查，外部营商环境恶劣。此外，子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常年亏损，截至2021年，累计未分配利润仍为负，税务局历史上曾质疑子公司通过人为调减利润，并开展过税务审计，开具罚单。
在我们看来，子公司历史上常年亏损，导致季度缴纳的所得税产生留抵，税务局理应退税。2021年11月，我们致函税务局，要求退还2013年-2017年多缴纳的所得税。次月收到答复，税务局在2017年曾切换系统，2017年之前的数据全部丢失，需要子公司自行提供申报数据和支付证明。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18年之后，子公司开始使用税务管理系统，在此之前均为线下管理，且2013年至今，子公司已经更换了3次办公室，想到这些，我对能否找到历史记录持有深深的疑虑。
果不其然，在狭小的文档室，我和本地税务经理用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翻阅了所有历史文档，只找到了2013-2017年历史申报表，仍缺少支付证明。我担心历史税务资料归档到其他行业线，又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检查了账务、资金、CCFM（合同商务及履行管理部）的文件柜，结果仍不如愿。
既然内部无法获取历史文档，是否可以从外部获得证明？只要能找到历史支付税金的银行账号，理论上可以联系银行提供当时的转账证明。在资金同事介绍下，我带着子公司出具的介绍信，顺利联系到了Z国本地银行，并提出查阅历史支付记录的诉求。
本以为银行有电子版的支付水单，可供我迅速查阅。然而，得知我的诉求后，银行工作人员将我带到了文档室，并解释2016年之前银行只留有纸质存根。当我提出翻阅2013年-2017年华为公司的支付记录时，工作人员搬出了六箱已经装订成册的水单，并表示该资料以时间维度归档，并未区分不同的账号。
别无他法，我再次回到了翻阅“文山文海”的过程。面对卷帙浩繁的庞大工作量，我和本地税务经理先是确定支付时间为每季度次月，成功将工作量缩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尔后，我们根据申报表的金额，确定需要寻找的支付水单。
又是一个月。皇天不负苦心人，2014年-2017年的支付证明在一册册历史账簿中被翻出，喜悦逐渐涌上我的心头，我期待着2013年支付证明的出现，顺利闭环这一退税事项。
然而，在将2013年全部水单数次翻阅后，我们仍然无法找出与纳税申报表相匹配的金额，事件再次陷入瓶颈。
为什么2013年子公司有申报记录，但是却没有相同金额的支付水单呢？为什么单单只有2013年发生该现象，其余年份却没有发生？在寻找答案的同时，一个又一个疑问不时在我脑海里弹出。
带着众多疑问，我和本地税务经理回到办公室，探讨着2013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讨论之余，我和年龄相仿的本地税务经理调侃：“2013年，咱俩都还只是一名中学生呢！”
我们决定从子公司留存的其他税种申报记录入手，如果增值税、代收税等申报记录和支付金额一致，那么剩下的支付水单，就很有可能归属于所得税。
果然如此！经过两星期的比对，我们定位到了四张可能属于所得税预缴的水单。但仍有一个疑问没有厘清，即申报记录的金额为何高于支付金额一个数量级。
这时，一个货币符号给了我们线索。申报记录写着ZMK，而支付记录则是体现ZMW，难道是二者币种不同导致的差异？经查询，我们发现Z国在2013年发行了新货币ZMW，并以固定比例替代兑换原有的货币ZMK。通过将支付记录的ZMW换算成旧币种，我们发现二者为同一个数量级，但仍有13%的差异金额无法消除。
为彻底消除差异，需要一次性提供完成的退税材料，我们再次拿出了2013年的申报表，并与该年的审计报告逐笔核对。经校验，差异来源于审计报告中“历史已缴纳的所得税”这一项目。
追本溯源，我们立即联系SSC对2013年之前的调整项进项校验。经过数周的努力，终于发现该调整项来自于2011年-2012年多交的企业所得税。至此，子公司成功将退税跨度追溯时间提高到11年，且所有差异项均已消除，可以进入税务局审视材料阶段。
03
历史跨度11年的退税，到账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当我沉浸在退税年份往前延伸、预期退税金额增加的喜悦当中时，Z国税务局发来函件，要求提供子公司近5年审计报告，旨在验证子公司是否真实发生亏损。
彼时，子公司成立18年来，尚未有过分红，历史关联借款也尚未清场。考虑到子公司已进入法定的审计周期，若2022年子公司上述情况无法改观，触发税审，则不仅退税目标无法达成，还将耗费大量精力去应对税务质询。
基于此，子公司管理与办事处经营拉通，强管控合服务商务水平，落实服务合同CPI（成本绩效指数）保护条款；同时精简交付组织，抓住规模增长的契机，引导主要客户回款，提升格局份额，做大规模，实现利润和现金流的双增长，资产负债率首次降至100%以下，并清理历史关联借款数百万美元，实现成立18年来首次财报健康。
此外，子公司协助审计师进行偿付能力测试并顺利通过，确认对未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分红可行。在克服系统初始配置、流程拉通、各环节签字人分散等苦难后，子公司18年来首次宣告分红，并抓住汇率波动及时入账，创造了数十万美金的汇盈。同时，我们基于Z国与母公司所在国的税收协定，申请了分红适用代扣税低税率，实现税率从20%下降到5%，为公司节税数十万美元。
在解决了公司的盈利问题后，我本以为凭借着全部证明材料，退税一事水到渠成。然而，现实情况还是事与愿违。
历史跨度11年的退税，在三个部门被来回“踢皮球”。我们向退税部门提供全部证明材料后，Z国税务局未提出异议，并反馈说目前税务局系统无该笔数据，需要数据管理部门录入后，方可体现华为的待退税金额；数据管理部门提出，该部门无权直接录入数据，需要由审计部门核验华为无任何违规事项后，方可操作系统；审计部门提出，需要审视华为在2011年-2017年无任何违规后，方可向数据管理部门发送录入需求。
面前似乎又耸立起了一座座大山。为解决审计部门的关切，我们举证2011-2016年已经过税务局审计、且税务局发布了的结案报告，仅2017年事项需要重新审视。经过三次现场会议，我们成功推动审计部门函件确认，华为待退税金额无误，可录入系统。退税数据录入系统时，我们遇到了另一个挑战。数据管理部门多次声称：税务局系统崩溃，无法录入数据。
为推动数据管理部门的工作，我们多次拜访税务局，年底代表处统计全年公务用车使用情况，频率高时竟然一周内有7次到访税务局的记录，以至于税务局门卫见到华为车辆，每次直接放行，无需登记。频繁的拜访，Z国税务局官员调侃我们：“TA is your second office（税务局是你们的第二个办公室）”，并表示可以在税务局设置几张华为的办公桌。CFO和国家财务也调侃系统“一个月坏两次，一次坏两星期” 。
玩笑归玩笑，系统修复情况仍然不乐观，税务局表示只能在非工作日修复系统，但非工作日IT人员又不上班。为解决该情况，我们主动致函税务局高层，要求举行跨部门联合工作会议，分解任务、落实到人、明确期限。事后统计，我们一共拜访税务局超过20次，举行正式工作会谈4次，输出联合纪要6份；双方往来邮件超过80份，函件15份。
当数据管理部门将最后一笔待退税金额录入系统后，退税部门终于发来函件，确认合计退税金额，历时近13个月的数据修正，终于迎来尾声。
我看着税务局系统的待退税金额，不禁想起“苦心人、天不负”这句话，无论是数据丢失，还是税务局质询，或是系统修正，任何风风雨雨都无法阻挡华为人前进的脚步。




04
成功关闭持续6年的税审
记得刚入职的时候，我听一位代表处税务经理分享经验，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没有打过税审的税务经理，职业生涯是遗憾的。
J国综合税审自疫情以来，停滞近3年。2022年，代表处发下悬赏任务令，要求低成本关闭综合税审。因常年巨额通胀，J国宏观环境恶劣，税务局征管态度强硬，加之历史上J国子公司曾因签字不合规触发提天价罚单，征纳关系紧张。
2022年3月，我开启了在南非多国的第一次出差之旅，此时J国税务局却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子公司收到税务局邮件，态度极为强硬，要求在两小时内提供税务局所要求的材料，否则将开展实地检查。该邮件无任何落款，且前期发件人未曾与我们有任何往来。
将该邮件传递至IT进项网络安全核验后，IT认为该邮件属于“钓鱼邮件”，可以忽略。然而，两个小时后，我们的前台收到自称是税务局官员来电，自称要登门检查。
一时间，税务BCM（业务连续性）的思绪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如果发生税务局官员强行从办公室带走电脑、文件等资产，后果不堪设想。顾不上紧张，我们立刻启动税务BCM应对预案，对办公室全部文件进行清查，尤其是针对离岸主体文档的合规性。此外，我们立即将该事项上报地区部/机关，请求协助制定应对策略。在全部应对工作准备就绪后，全体人严阵以待，准备应对税务局的各种质询。然而苦等半天，直至下班，也未曾有税务局的官员登门检查。两周后，相同的邮件再次发送子公司，要求举证在2021年期间，美金增值税部分是否有合规。
乌龙闹剧也好，虚惊一场也罢，或者是税务局官员不守时，这一事件都给关闭综合税审蒙上了一层“阴霾”。
扫清历史的阴霾，第一步是缓和与税务局的关系，避免将华为定义为”不遵守税法的纳税人”。我们多次拜访本地顾问，确定业界相关实践情况，分析华为业务实质；在及时性方面，严格满足税务局要求的时间节点，无法按时提供材料应及时澄清，针对税务局最关切的美金征税议题，及时、足额缴纳，维护了良好的纳税遵从形象。
2022年4月，税务局主动发出增值税税审关闭确认函，为后续扫清“阴霾”奠定良好的技术基础。针对尚未关闭的税审，我们结合税务局问询清单，分析关切点，把握税务局征管风格，邀请税务局官员对华为的历史账户进行对账，若无任何欠税，则应该关闭税审。
策略是清晰的，但过程却是曲折的。2022年7月，我第二次踏上J国的土地，按照前期既定的目标，要求税务局发送2016年-2021年华为的账户余额，主动申请对账。然而，税务局以系统无法导出数据为由，拒绝提供华为应纳税余额详情，并要求按照历史出具的罚单，缴纳欠款。
税务局的拒绝并没有使项目组退缩。8月，我们通过本地顾问资源协调，推动税务局向华为同全部历史数据。经审视，J国税务局提供的数据有明显瑕疵，甚至出现了未来会计期的数据。此外，针对2016年已经关闭的历史税审，子公司在3个月内收到6名税务局官员相同的质询，足以见得税务局征管混乱。
2022年10月，我再次踏上了前往J国的行程。一方面，我担心J国税务局官员的工作效率影响税审的及时关闭，另一方面，担心日益趋严的征管政策，使得关闭税审更加难度重重。
正如所料，在华为对清全部历史差异，要求税务局进行修正后，J国税务局并无任何积极回应。项目组经过讨论，认为可以就确实存在瑕疵的PAYE税种，主动缴纳罚款和利息，引导税务局关注整个案件。即使如此，税务局对所得税等事项仍然不松口。
于是，我们再次转变策略。按照J国税法要求，纳税人每年需要申请TCC（清税资质证明）,该资质基于纳税人所有账户无欠款授予。拥有该资质，子公司从本地客户收款时，无需被代扣30%的所得税。基于此，项目组认可通过向税务局申请TCC，从而引导税务局关注华为其他税种的对账情况，进而通过确认账户无余额，最终核销全部差异，关闭税审。
说干就干，2022年12月，我全年第五次踏上J国的土地。一方面，拉通HR完成缴纳PAYE（个人所得税）罚款的内部汇报，确定了支付流程；另一方面，协同国家财务、本地税务经理完成TCC的申请准备，并向税务局正式递交。




按照预期，J国税务局在发放TCC前，审核了子公司的全部税种账户，基于无任何欠款，向J国子公司发放了TCC，预计全年节约税务现金流数百万美元；同时基于所以账户清零，2016年-2021年，我们的综合税审顺利关闭。
经过长达10个月的努力，我们终于扫清全部的“阴霾”！
05
写在最后
基于上述突破，南非多国税务“上甘岭”攻坚团队获得了集团财经军功奖，税务作业团队获得了税务总裁团队奖，我个人也获得了总裁个人奖，这是对我们团队的认可，也是对我个人今后更好发挥税务专业价值的激励。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无酷暑冬无霜。这是在非洲流转的四季光阴，更是一段锦瑟华年。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我相信迷雾终将消散，风雨也会停息，阴霾更会褪去，我依然会勇敢拥抱非洲蔚蓝的天空。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30825A06WKL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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