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农大的事儿解决了，学术腐败仍在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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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大11名硕博生举报黄某学术造假的事情，取得了令人欣慰的结果，但我始终觉得这事儿没完。


因为事情发酵的时候，评论里太多太多人在说，自己的导师也有类似行径，不是挥霍国家经费，就是修改实验数据，不是压榨学生干杂活，就是教人水课题、抄论文。
大家都知道，不管文科理科，真正出成果的周期是很长的。
很多学者终其一生，能在前人基础上取得一点极其微小的进步，就很不容易了。
于是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踏踏实实做研究的人，坐着冷板凳，职称评不上去；而这些水课题、抄论文、改数据的人，经费拿到手软。
之前就有个非常黑色幽默的事情。
华中科技大副研究员郇真，以独作身份，在世界顶级数学刊物《数学学报Acta Mathematica》上发表了成果。
这个刊物，是国际公认的，最权威也最难发表的数学期刊，1882年创刊以来，我国大陆地区只有10篇文章被收录，且均由研究机构完成，其中6位作者当选院士。
郇真以个人独作发表，是建国以来的首例。


怎么样？牛掰吧？
可就这么一个学术牛人，在国内是个啥地位呢？
勉强混个副研究员当当，还曾经被某个大学给非升即走，也就是被撵走过。
为啥呢？
因为别人都太能水论文了呀，自己不愿意水呀，想踏踏实实做研究呀，那咋比得过呢？
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幕赤裸裸的“劣币驱逐良币”——在国际上做出成绩的人，在国内立足艰难。
这两天冰点周刊也发了一篇文章，叫《“分手”的决心》，笑死，这名一听就是文艺青年起的，其实讲的也是这11名硕博举报。
里面七零八碎的提到好多别的，比如某985高校一个孙姓博士，读硕的时候也发现自己导师编数据，编完了还让自己用，自己不想用，还被导师给批评“笨”和“傻”，最后不得不用。
而另一个研究生，因为不想参与作假选择退学，4年后写了123页材料举报，内容和这次事件差不多，导师也是编造数据、捏造文章、还把自己写的文章拿去给女儿署名。
举报材料里，这位同学写：“当时实验室的氛围是认真做实验被骂，造假被夸，因为你要是认真做实验，你的实验结果不仅不会比前届的好，而且还能把前届的实验结果推翻。”
啧啧啧，大家品品，这都到什么地步了？
造假成了惯例和常态，不愿意造假的被逼到退学，那留下来的都是什么人？
我国学术界生产的都是什么成果？
如果指导我们生产实践发展的，都是这种学术垃圾，那我真的很难想象，我们发展的前景在哪里。
大家可能要问了，为啥这些人敢堂而皇之地造假呢？我国就没有什么学术监管吗？
首先，科研门槛实在太高了，细分的高精尖领域，全国可能就那么几百号人，外人压根就看不懂。
而这几百号人里，只有自己的学生能看到学术生产的真实过程，知道实验经费被挥霍了，实验没做，数据是瞎编的。
而学生要揭露，有个坎，那就是毕业。
要知道，导师对学生毕业，有一票否决权。
哪怕学生完成了全部课时，发表了很多论文，达到了毕业要求，只要老师不给你签字，你就毕不了业。
这就造成了导师对学生的全方位拿捏。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陶崇园和杨宝德。
杨宝德，是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被他的女导师长期骚扰剥削。一起吃饭、为其挡酒，就不说了，还要日常帮她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逛超市、去家里装窗帘，整个一无薪保姆。


杨宝德家里条件很差，好不容易读到博士，打算毕业后在高校当老师。
然而，这些跟学术无关的杂事儿，占用了他大量时间，让他压根无法科研，他说“导致我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做无用功……我自己的事一事无成。”
最后，压抑绝望的杨宝德，在2017年圣诞节当晚，在灞河河水中自溺身亡。
仅仅4个月后，武汉理工大学硕士陶崇园，从宿舍楼顶一跃而下。
而在此之前，他像杨宝德一样，日常被导师王攀呼来喝去。最离谱的是，王攀还要求陶崇园叫他“爸”，并要求他在聊天中许诺“爸我永远爱你”。这不纯纯一大变态吗？
而陶崇园靠自己获得的各项补助和奖金，也在他要求下“捐”出来用于项目组共同花销。
为了摆脱他的控制，陶崇园曾想放弃读博直接找工作，被发现后，又被要求写下一份个人说明，承诺毕业了也要留在武汉工作，并继续为王攀领导的足球队和项目组提供帮助和资金支持。
陶崇园死后，其他同学爆料，跟着王攀读书，还有一个隆重的拜师仪式，即，向他下跪、作揖。
这可是新中国的高等学府，还有这种现代奴隶制，难怪有人把“研究生”戏称为“研究牲”，畜牲的牲。
法律上对权力配置，讲究一个“权责相一致”，即，你承担了多大责任，你就享有多大权力。各单位一把手说一不二的基础，是出了事儿也被第一个问责，对吧？
但你看导师这里呢？
硕士研究生22岁入学，两三年毕业；博士研究生25岁以后入学，学术能力早就定型了。
甚至很多导师采取放养制，管都不管，也没耽误人家自己把自己导毕业。
这说明啥？
说明导师在学生学术生涯中的作用和责任，根本就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
学生毕不了业的后果自己兜着。而导师呢？对学生毕业与否全盘掌控，却不需要为其学术生涯的失败负责，这就是非常明显的权责不一致。
这就导致了导师对学生可以任意搓圆揉扁，肆无忌惮、堂而皇之、光明正大地学术造假，也不怕学生揭穿举报。
而这种情况发展到终极形态，是啥呢？
学阀。


疫情期间，饶毅教授举报裴刚等教授学术不端的事情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简单来说，就是一小撮把控了学术话语权的人，互相安排、互相推荐，最后把某教授的老婆给放到了武汉病毒所的位置上。
饶毅教授直言不讳，先是暗示你俩搞师生恋，再接着说“您夫人确实不适合领导武汉病毒所，她压根就不是学病毒学的，顶多是跟免疫学擦边，专业差得太大，水平也比较差，以她的成果连助理教授都混不上，压根没人尊重她，专业和水平都是问题，年资也太低，谁服她呀？到时候肯定影响工作。”
就这么个人，差点被安排到当年病毒肆虐的武汉去当病毒研究所的所长，吓人不吓人？
想想就后怕。
总之啊，我个人真的是觉得，现在的导师权力跟责任严重不匹配。
在权责不匹配的体制下，这部分“过大”的权力一旦被自私贪婪的人掌握，便会异化为剥削和压迫的工具，这不仅是导师和学生之间的事儿，而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铁律。
华中农大这11个硕博，是英雄，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生产英雄。
如果反抗不公，要靠个体的孤勇和热血，那我相信，一定还有更多学术造假的人，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窃喜着。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40127A05BML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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