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返乡观察丨县乡学校，还能安静教书，还能有师道尊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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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学校，还能安静教书，还能有师道尊严吗？
春节期间，笔者和目前正在广东某乡镇民办九年一贯制任校长的二姑父进行了交流，二姑父在中部某县中学副校长职位上退休后，相继被河北、浙江、河南、广东等地的民办学校返聘为校长，学校管理经验非常丰富。2023年，我在全国多个省份——皖西、湘西、广东广州、山西某县、浙江某县、湖南长沙、四川、贵州等地——开展了一百余天的教育专题调研，调研中观察到了当前县乡教育存在的许多共性问题。在和二姑父交流的过程中，我向他请教、与他探讨了调研中发现的一些重要问题。
1.学校非教学性工作繁重问题
2023年，河南一位23岁女老师因不堪忍受各种非教学性工作的重负而自杀的新闻将学校形式主义工作过多的问题赤裸裸的暴露出来，新华社、半月谈等官方主流媒体很快进行了跟踪报道，一些地方教育部门也相继出台了中小学教师减负相关政策文件，公布各类“进校园”活动事项清单以减轻学校非教学性工作。
然而，从实地调研来看，许多地方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实施效果仍然有限。原因有四：第一， 教育部门在地方政府的部门序列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正如在浙江某地调研时教育局干部向我们吐槽的那样，教育作为公共服务事业是个“纯花钱”的事业，教育部门是个“纯花钱”的部门，自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其他部门安排的任务也就难以推脱。
第二，在当前的县域政府运行体制机制之下，许多政府部门想法设法将自己部门的工作纳入到政府中心工作当中，也就纳入到了政府年度综合考核指标体系当中。此外，县域政府为推进中心工作，往往还成立许多工作领导小组，这些工作领导小组往往比各部门高半级，以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发文要求教育部门配合相关工作，并对其工作进行考核。
第三，县域社会是个关系社会、半熟人社会，有些时候其他各部门有工作难以推动，虽然不会通过正式渠道来与教育部门进行沟通，但私下里请帮忙往往也难以拒绝。还有一些部门领导会绕过教育部门，直接与一些中小学领导干部进行联系，寻求帮忙以推动一些工作。
第四，中小学领导主动“揽活”，调研中，一些教育局领导干部也向我们直呼“冤枉”，表示他们并没有下派那么多工作给学校，也没有向学校提出非常高的工作要求，而是一些学校领导为了“体现工作”、获得更多的“教育政绩”，主动“揽活”，并要求学校老师高标准完成这些工作。
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中小学特别是公立中小学非教学性工作繁杂。例如，2024年1月份笔者在西部某县调研，该县教育局干部向我们展示了一张《*县活动进校园统计》年度任务表，据该表格不完全统计显示，2023年，该县一共至少有三十五个进校园活动，涉及县政府多个部门，例如，宣传部、文明办、疾控部门、禁毒办、法治办、妇联、民政、党办、民宗委、统战部、文旅局等等。
详细了解后，我们发现，有许多进校园活动内容实际上都是相似的，但是，由不同部门牵头也就意味着学校要按照不同部门的要求做各种表格、文件，以应对各个部门的检查、考核，这使得教育部门以及中小学都苦不堪言。访谈中，几位教育部门领导干部同样向我们大倒苦水。
虽然县城城区公立学校承担非教学性工作更多，但正如担任多所民办学校校长的二姑父和我所说的那样，乡镇中小学以及民办学校作为教育系统的重要主体，在面对繁重的非教学性任务安排时也很难拒绝。不过，总体上来说，目前出现了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公立学校受非教学性工作的负面影响更大，反倒是民办学校，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能够少受干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助推了一些地方“私强公弱”的中小学教育格局。


2.学校责任尤其是安全责任泛化问题
与调研中访谈的全国各地县乡学校管理者一样，在我和二姑父的交流中，校园安全责任压力过大占据了我们交流的重要版块。二姑父讲了几句我在许多县乡学校管理者那里都听到过的话：“现在是学校的责任学校必须要承担，不是学校的责任学校也要承担”、“现在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和社会都在强调未成年保护，那谁想过保护学校和老师呢？只要一出问题就问责学校和老师，老师特别是公立学校的老师是被迫躺平！”
交流中，二姑父同样提到了一个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在全国各地的调研发现，实际上，在中小学阶段，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大多数都不是来源于学校、来源于学业压力。而是来自于家庭关系（主要是夫妻关系或亲子关系）失和、家庭教养方式偏差等问题。然而，一旦学生出现抑郁乃至自杀等极端事件，学校往往要承受巨大压力，特别是当事件经由媒体曝光后，学校往往要面对巨大的问责压力。
在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之外，学生的人身安全问题也成为压得学校喘不过气来的问题，特别是在乡镇中学，一些学生缺乏父母的管教与陪伴，在学习上又面临着“读书无趣、升学无望”的困境，很容易成为“不可教者”，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就面临着巨大的管理压力。12月在湖南某乡镇中学调研，学校管理者告诉我们，他们最头疼的事情就是放假后去找“失踪”的学生。一些留守儿童在家里父母特别是爷爷奶奶管不住，偷偷跑出去玩，甚至周一开学时也不回学校，家长找不到就打电话到学校，这时候学校就非常紧张，因为学生即使是在放假期间出现一些人身安全问题（例如，未成年女生被性侵犯），学校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学生放假期间“玩失踪”一般并不在派出所的管辖范围内，乡镇派出所也没有那么多的警力处理这类事件，责任只能压到学校管理者与教师身上，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学生以确保其安全返校。有时候还不得不通过半私人的关系寻求乡镇政府及派出所的帮助。还有一些学生在学校期间翻墙跑出学校，这对于学校管理者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这种情况下，一旦学生在校外出现安全事故，学校将面临着巨大的问责压力。
在巨大且泛化的安全责任压力下，学校不得不投入更大的精力来想方设法来“工作留痕”，以“尽职免责”，即使这样，仍然难以避免一些小概率、不可控的事件，这使得学校管理者面临巨大的身心压力，一旦出现安全事故，学校一年的工作基本上等于白干，在绩效考核方面会被“一票否决”，乃至于被问责。例如，在中西部某乡镇学校调研时，该校一未成年女生在放假期间与多名男性发生关系导致怀孕被医院强制报告，导致学校领导受到处分、学校考核也受到相应影响。但深入了解我们发现，一来该校长期以来并未忽视性教育工作，二来这位未成年女生长期以来缺少来自父母的关爱与管教，在学校也不服管教，很难说学校在这个偶发事件上有什么责任。
在安全责任之外，学校还面临着“控辍保学”等方面巨大的责任与压力。近年来，受县乡家庭离婚率不断攀升、年轻父母外出务工、数字社会快速到来等因素的影响，一些乡镇学生缺乏家长的管教，成绩又较差，在数字社会时代，他们深度接触手机网络，“洞悉”法律法规与校规校纪，知道校规校纪奈何不了自己，法律法规“保护自己”，不断越过校规校纪的底线乃至法律法规的红线。学校不仅无法管束、惩戒这些学生，在控辍保学、安全管理等压力下，一方面需要用更多方式关系、关爱这些学生，促使他们改变，另一方面甚至要“讨好”他们，以防他们做出越轨行为乃至选择辍学。
例如，在中西部某乡镇中学调研，一学生小A直言：“再过几天我就要过十六岁的生日了，满十六岁后我自然就会收敛一点，不再那么嚣张了”。这位学生的同学小B向坐在篮球场玩手机的一位小学生索要香烟，该小学生的哥哥带人过来，小A也前去帮小B，双方互殴致小A胳膊骨折，由于另一方已成年，最后既需要赔偿小A又要被刑事拘留，而小A因未满十六岁被放回。在访谈小B时，当我问他，“警察真追究起来，很容易发现是你们先向小学生索要香烟，你们不也是要承担责任？”小B很轻松地和我说道：“我们只要咬死了不承认，警察也拿我们没办法，我们又没满十六岁，他们到时间肯定还是要放了我们。”


当学校教育自主性和主导权被繁重的非教学性工作、不可避免的小概率安全事件以及精细严密的管理考核制度绑缚住，当“未成年人保护”变成了“过度保护”，当学校特别是乡镇学校的惩戒权乃至正常不过的管理权被教育管理系统自断臂膀时，当学校与老师的“师道尊严”被人为消灭，当县乡学校特别是镇村学校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变成“不可教者”和“不敢教者”，我们的县乡教育如何撑起孩子的未来？如何培养现代公民？如何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呢？
周新成
2024年2月13日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40213A03G7W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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