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浩然 |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一、不回老家，倒过了个好年
笔者的朋友老Y今年28岁，多年前从省城的大学毕业后便独自一人在外打拼，担任某快销品牌在三线城市的地区经理。年前半个月左右，老Y喜得千金。考虑到一边是刚刚做完剖腹产的妻子和宝贝闺女，一边是在外务工一整年即将回乡的父母，我本以为他这个春节会过得很操劳。没想到他却对我说：“这是这么多年来最轻松的一个年！”之所以轻松，直接原因是没回家过年——不仅没回家乡，甚至没回自己的家。早在两个月前，老Y就给妻子和即将降世的孩子订好了月子中心，这个春节他们一家三口都在月子中心里过。据我观察，老Y这个年的轻松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开支小。月子中心里环境宽敞、服务周到：对婴儿，有24小时照顾；对宝妈，一天配送6次营养餐，对家属准备了专门的自助餐区，除夕还有特别的加餐。月子中心一个月的价格是两万，虽然差不多是老Y两个月的工资，但对于他们这样长辈不在身边的新手父母来说，几乎是一项刚性支出。恰逢春节期间，这刚性支出的性价比还奇妙地放大了。月子中心过年帮小夫妻节省了一大笔节日开支：不需要采购物资置办年货，不需要安排和亲戚朋友的聚会应酬，不需要开车在双方父母家来回奔波，不需要给各个亲戚孩子发压岁钱。因此，老Y今年真正花在“过年”上的物力精力非常少：腊月二十九那天，老Y在出租房里清扫卫生、贴上春联，过年的准备就算完成了——甚至春联都是公司发的。
其次是人情往来少。在老Y的记忆里，过去的每个大年初一都在忙碌的拜年中度过。那些他上门拜访的人，许多和他并没有很强的血缘关系，但是同处一个乡村社会，便也都安排上了姑舅叔姨的称呼。“去吧，怪折腾的；不去吧，说你不懂事。”老Y的老家在皖西山区，村镇之间虽相距不远，但山路难行。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老Y戏称自己为“特种兵”式走亲戚：“放下礼物说不了几句就要走，根本来不及吃饭，一天开车要走二三十家。”今年不同，身体恢复中的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女儿，让老Y可以理直气壮地不回乡过年，也不必再和半熟不熟的亲戚们碰面了。
第三是身心负担轻。按老Y的回忆，过年期间每天像旅游打卡一样在路上奔波，身体越发疲惫不堪。下了车就是大鱼大肉，过去人们舍不得吃的好东西，现在都成了高油高盐高碳水的代名词。过年还免不了要喝酒。“我这个工作平时都都在和客户应酬，都快把胃喝伤了，过年还得跟老家人接着喝”。忙碌了一整年的身心在过年期间也没得到修养，甚至还加剧了消耗。“在月子中心挺好，自助餐都不用去，就吃我媳妇儿剩下的营养餐，还不用喝酒，身体也舒服，心里也轻松。”
二、为啥过年会很累
在月子中心过年，恐怕是一辈子也不会经历几次的特殊情况，但特殊性背后往往揭示着一般性。在月子中心很轻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回乡过年太累。这种“累”，主要原因不是身体上的消耗，而是心理上的疲劳。
说来奇怪，春节原本就是让人休息的。劳动人民根据自身的社会文化特点，约定俗成地划分了时间的节律，并据此安排生产生活，那些特定的时间节点就演变成了节日。中国有漫长的农耕文化，我们的节日里也保留着浓厚的乡土社会传统。从腊月开始，人们把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拿出来犒劳自己，用各种通俗甚至可能有些低俗的文艺活动愉悦身心，在你来我往的走亲戚、串门子等活动中联络感情。如此持续到正月十五之后，这个年才算过完。正是这段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过年时间”以及从中享受到的身心放松和感官刺激，构成了人们对春节的美好记忆，也就是“年味儿”。
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现代社会的我们恐怕越来越难以体会到传统的“年味儿”了。网上有种说法，“过年只有小孩才开心”。其实小孩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容易开心的，只有紧张生活的大人才不容易开心。在卷入了现代化的社会生产体系之后，各种物质文化产品在日常生活中愈发易得，但工作中的身心疲劳却似乎越来越难以排解。打工人因为领导的一句“在吗”而小心翼翼，生意人在酒桌上推杯换盏地应酬。临近年关，甲方想方设法地找钱或搪塞，乙方则要千方百计地把钱要回来。同传统社会一以贯之的是，在忙碌了一整年后，人们仍然渴望一段松弛的时空体验。
对于从村庄里长大的父辈们来说，村庄是他们的“快乐老家”，他们的亲朋故旧也居住在那里，或定期返回那里。总之，他们的人生价值锚定在那里。当他们在和亲戚熟人谈天说地、喝酒划拳时，不管平时工作中的疲惫烦恼有多大，都可以抛之脑后，还体会到游子归乡的幸福与意义。但对于早早开始城市化而远离了乡土社会，同时正在面对成长和情感等多重压力的年轻人来说，回乡过年的体验可能和父辈大相径庭。一个鲜明的案例就是，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走亲戚”了。
除了和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有一定情感往来的“核心亲戚”外，那些曾经作为乡村中社会支持网络重要组成部分的亲戚熟人，其功能性和价值性在年轻人眼里正在经受质疑。于是，“走亲戚”逐渐成为节日规则下高度形式化的活动：“我不想来，但是我知道我该来，来了不知道说什么，但反正我来了。”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人们的生活场域高度重叠，因而有着丰富的共同话题，长辈也有许多可以教授给晚辈的人生经验。但在今天，生活场域高度分离、血缘关系较远、日常互动有限的跨世代亲戚之间，恐怕只剩下自上而下的礼节性寒暄和程式化问候：“在哪工作，一个月多少钱？找对象没，啥时候办事儿？”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还有长辈对晚辈所谓的“人生经验”指点，则可能进一步放大年轻人的反感。但碍于节庆时间和晚辈身份，即便有反感也不能表现出来。于是对年轻人来说，“走亲戚”很容易成为一种获得感极低的、高度自我消耗的社交活动。
可见，“累”是一种主观又真实的个人体验。正在经历城市化的年轻人们，价值锚点相比于父代已经发生偏移。他们一边承受着现代性的压力，一边无法摆脱乡土社会的规则，却又无法从中获得意义反馈。高强度物力精力投入后意义反馈的缺失，构成了“累”的情绪表达。
三、过年，本质是松弛的时空体验
年轻人对春节中某些形式和内容的反感，并不意味着他们否定了传统节日本身。事实上，如果将过年的本质理解为一段松弛的时空体验的话，那么尽管时异事殊，对这种时空体验的需要却普遍存在。过去人们只要返回村庄，就能修养身心、获得意义。而现在往返于故乡与远方、乡村与城市的年轻人，又去哪里寻找安放自我的场所呢？
笔者观察了周围的朋友们，有的随爸妈返乡，春节前后待了三天就单独“请假”回城，“公司好不容易放假，不想都消耗在这里”。有的大年初二开始和朋友在外玩耍，连续两天不回家，“爸妈去走亲戚了，我不想去”。有的相比于“走亲戚”，更愿意“走朋友”。有的由于年前武汉大雪耽误出行，干脆和女朋友留在外地过年，“两个人过节可省事儿了。”而外出旅游过年更是屡见不鲜。
相比于这些多样化的方式选择，更重要的则是，我们的社会环境越发允许了多样化的个体选择。或许这才实现了春节的本义：让每个人都能利用一年一度的宝贵机会进行劳动力再生产，从日常的紧张生活中抽离出来，度过一段愉快而轻松的美好时光，为来年的工作生活做准备。由于文化和历史的惯性，当个体被容许做出多样化的选择时，家庭仍然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回到故事的开头，老Y的父母原本想来照顾儿媳和孙女，却被他劝退了。“月子中心都管了，父母来也帮不上啥，正好老家还有事要忙活”。当代际责任暂时被市场化的手段替代后，老Y的父母回到了厚重的乡村社会之中。而通过婚姻和生育组成了新家庭的老Y，也正在熟悉自己的新角色。我反问他，“在月子中心很舒服？你不也得照顾老婆孩子吗？”他的回答很果断，“关键是，照顾她们我不累啊！”照料劳动指向爱人和家庭，有着丰厚的意义反馈。与过去嵌入乡村社会的家庭所不同，今天的家庭仍然为个体提供情感支持和价值锚点，而家庭与乡村社会的勾连却正在变得稀薄了。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40217A03P1U00
免责声明：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站长，我们会及时删除侵权内容，谢谢合作！ |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