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离开早教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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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阮怡玲 黄敏
编辑|王一然

闭店

“前一天刚购课，第二天就闭店”“白天上课，凌晨通知关店”“花18600买课，才上了15节就联系不上机构了”……2023年底，上海、深圳、广州、鞍山等地不少家长在社交媒体上爆料美吉姆、金宝贝等早教机构闭店、“跑路”的消息。
2023年12月31日，美吉姆上海嘉定中心在朋友圈发布《告会员书》，宣布门店暂停营业一段时间，之后便无回应。2024年1月8日，该中心再次给家长发布了一条微信消息，表示转课名单和其他事项还在洽谈中。
张宁也是嘉定中心的会员家长。2021年8月，她花一万七在上海嘉定购买了美吉姆的课，因疫情、孩子生病等原因申请了延期，闭店前，课程还剩三分之二。发布通知前一天，张宁带着孩子去上课，听到其他家长说要闭店了，询问店长情况，店长没有正面回应，她加入了维权群，群中已有100多个家长，每个家庭涉及金额多在万元左右。
美吉姆是我国早教市场的龙头企业，主要为0-6岁儿童家庭提供欢动、艺术、音乐等课程，这些课程多打包出售，动辄万元。据广州一位家长分享的图片显示，60节课优惠后售价16480元，每节课单价274元。
为了搞清楚状况，不少家长来到了美吉姆中心，却发现店门紧闭，部分门店还粘贴有商户拖欠房租的公示。一些家长拨通总部中心电话后，被告知美吉姆（中国）与美吉姆加盟中心系授权合作关系，各加盟中心为独立经营主体，对于加盟中心的闭店情况只能进行反馈和督促解决。

●闭店的美吉姆门店。讲述者供图

事实上，很多老师也对闭店始料未及。去年9月8日，池宇彬正常上完课，店长突然召集开会，“行情不好，美吉姆总部也不给支援，相当于放弃我们了，我们也不好经营下去了，闭店。”晚上七点半左右，美吉姆上海世博中心公众号正式发布闭店通知。
散会，收东西，下班，回家，和其他老师们一起，池宇彬走出了这个工作两年的地方。
就在这天，一位小男孩的妈妈说下午的课有事上不了，他还和小朋友约定明天再见。
更让池宇彬忧心的是，公司欠缴的两年多社保、公积金似乎彻底拿不回来了。工资也还有两个多月没发。
肖彤同样发现自己的社保和公积金没缴，她在美吉姆的关联企业艾涂图位于天津市的一家门店，公司的回复是：“缓交不是不缴，如果使用不了（医保），公司负责报销，把单子和发票留好。”她当时选择了相信，没想到一断就是一年，直到离职。
肖彤毕业后就进入了教培行业，当了一年教务，两年老师，教高中数学和化学，再晋升做了一年运营，然后就遭遇了双减政策，公司裁员、合并校区。据肖彤描述，入职艾涂图后第一个月，公司就迟发工资，第二个月把3000元分两次发，第三个月直接不发。
近几年，特别是疫情之后，在较高的房租和运营成本、下降的报名人数等因素影响下，美吉姆、金宝贝、七田真等早教机构深陷“闭店潮”。早在2022年8月初，美吉姆上海黄浦日月光店、静安大融城店就出现了关店现象。
去年，广州、上海、成都、北京等多地分店都被曝出关停，并引发家长维权。据媒体报道，仅2023年上半年，该品牌就倒闭了72家。据美吉姆公开的财报显示，2019年盈利约1.86亿元，2020年后连续几年亏损。
比孩子更不能接受

池宇彬2022年刚毕业就进入美吉姆工作，参与培训、开始上课之后，他发现之前的憧憬都是真的——和孩子们在一起，每天都很开心：池宇彬在欢动课上带着他们做游戏、做运动，模仿动物的叫声；在艺术课上教他们认识颜色，学习使用笔和刷子，很有成就感。
池宇彬从早上8：30开始，午休一个半小时，之后一直到18:30，平均每天上五六节课，一节接着一节。“整天要保持一种情绪非常亢奋的状态，哪怕很累，上课也不能表现出来。”
老师的工资构成是底薪加课时费，“多上课才有钱，不然到了某个年纪之后，上不了这样的课量，甚至可能会退出行业。”在他的店里，年龄最大的老师只有二十八九岁，再大点一般就转岗到销售、管理等。
面对孩子单纯的笑脸，池宇彬发现，只要花心思把课上好，让孩子喜欢自己，家长基本都会认可。教销分离的制度也能让他避免操心杂事。

●艾涂图门店宣传视频截图，老师正在上课。讲述者供图

孩子玩得开心安全，是很多家长报名早教课的主要原因之一。高中老师林晓琳工作繁忙，有时周末还要加班，孩子一般是奶奶带。2022年底，她买了早教课，当时儿子两岁左右，到了喜欢爬、跑、跳，却没什么安全意识的时期，老人带娃精力和方式又都有限。她花一万多在常州报了班，每周带孩子一起去上课，美吉姆有相对安全的设施，也有老师的引导。还有家长看重早教机构提供的同龄人互动空间，希望能锻炼孩子的社交能力。
良好的课程体验，有口碑的品牌，让家长们充满信任，把机构当成稳定带娃的去处，林晓琳说：“我在心理上也有种依赖，觉得上课时间带娃会好一点。”即便从其他家长那得知经营情况不太好后，有的家长也没想退费：“能上课的情况下大家都会去上。”
曾经的学前教育从业者李智楠2021年跟随丈夫到成都工作，那时女儿到了爬行阶段，租住房子太小，她想给自己和女儿一个学习的机会，便报名了早教课。女儿每周很期待去，2023年7月，机构闭店了，女儿一直问，还提醒“明天就要去上课啦”。李智楠没办法，只能带她去看已经乱糟糟的现场。现在孩子不再念叨了，却依然记得。
关于闭店，很多家长都提到“我觉得比小孩更不能接受”“大人情感上的伤害比小朋友要强烈一点”。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课程挺好的，老师也挺好的，怎么就突然做不下去了？
预兆与挣扎

池宇彬觉得，“黑天鹅”事件给了行业一道重击。从2022年3月到2023年1月，因为疫情门店一共停课了大半年。线上直播课程一天最多上一节。两节线上课就会抵掉一节线下课，很多家长也不愿意，效果不好。孩子抵抗力差，家长不放心出门，早教也是恢复营业最晚的一批，签单率一直不高。
当时，员工工资只能按上海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大部分老师都是外地来的，伙食费、房租，都是不小的开支。去年9月，上海的美吉姆一下子20多家门店集体闭店，家长只能转课到还在营业的中心，人越来越多，老师们“上不动了”；来试课的新家长也越来越少。
肖彤是教务老师，除了排课任务，还要处理退课需求，更直面门店的经营压力。她入职时赶上门店新开业，面试在咖啡厅，店长和她面对面，周围一片嘈杂，大概一周后，她从同事口中听说，他们实际上是搬家来的——实为撤店，这里离原来的地方只有3公里，但比原来面积小，装修简陋，休息区、照相室没了，教具质量也变差。
很多家长觉得不值当，肖彤刚一接手就有40多个退费申请。刚开始，她还根据合同上退费的协议给家长回复，但40天过去了，公司还是不给退款，一个月又一个月一直拖。
“疫情问题”“公司艰难，都不容易”，从品牌总监传到店长，再到员工、家长，后来“拖欠员工工资”也用上了类似说辞——肖彤这才意识到公司的言而无信。
她记得，去年疫情稍缓，2023年1月10日，公司召集员工到万象城美吉姆开内签会。内签会一年三次，哪个门店公休就去哪个店。会上放着介绍课包的PPT，让老师们集中联系家长签单，线上交钱开收据，家长来上课的时候再把合同和收据一起拿走。
每次会上都挂着“不拼不搏等于白活”“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之类的横幅标语。他们从早上9点签到晚上10点，肖彤回忆，领导用“大家努努力，争取再出单”的话一直拖着，并且声明，当天签单的40%会用于给他们发工资。但当天结束，大部分人的销售额都不足以发全工资。

2月中旬，陆续有老师提出离职，不到一个月，所有教师、销售、校长集体离职。肖彤当时没走。她判断疫情没结束，找工作不容易，并且对家长、孩子们有感情；更重要的是，她被提拔成了教务总监，薪资上调，和调来的一位教学总监一起稳定校区和新教师。
店长已经走了，如果她也不在了，退费、欠薪更没人解决了。她和品牌总监还定了协议，会把她之前的工资全部补齐，社保缴好，其他老师的工资保证按时发。
但坚持了四个多月，她还是离职了。7月底，她从认识的家长那里听到了年底可能要闭店的风声，她向认识的高层询问，对方几乎是默认的态度。
“（离职后）我觉得解脱了，一出门空气都是新鲜的。”一个月后，熟悉的家长就告诉她，门店闭店了。当天周日下午四点多，最后一节课还在上，店长就和一名男老师开始搬教具。
在职期间，肖彤也见证了多家美吉姆的闭店。老师们大多能感觉到征兆，暗示家长门店经营困难，帮着他们尽快转课。但大家都不知道具体哪天，很多都是半夜时，企业微信弹出一条消息，告诉他们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肖彤记得，街对面门店的闭店就特别突然。那是一个周四白天，相熟的店长告诉她：品牌总监要求这两天抓紧消课，租金太高要搬店，想尽量少些闹退费的家长。但当天晚上10点多，总监又打来电话，只说“闭店，明天不开门了”。
公司也会设立“临时过渡点”来上课。肖彤所在的门店闭店后在一家商场找了一层倒闭的教培机构教室，类似共享自习室，没有教具教材，还经常办活动课，原来一节活动课上2个小时销4课时，现在销6课时。“什么都不管了，就这么上着。”
老师杨嘉雨曾经历了3个“临时过渡点”。去年8月13日，店长通知闭店，她收拾了8大袋“家当”带走，当晚商场就来给门店上了围挡。
为了继续上课，他们趁晚上商场停止营业后，偷偷摸摸进入封闭的门店里搬教具，一直搬到凌晨3点。老师们自己出钱叫货拉拉、出力搬运，这样的夜晚他们度过了三四个。
第一个临时过渡点不符合开课条件；第二个坚持了一个月不到，领导还辞退了一些老师；10月24日，最后一个临时过渡点，借用早托班的场地，也因为房东驱赶关闭。
刚闭店时，领导曾告诉他们，会去找新商铺，开新中心，但后来老师和家长们发现，都是空话。
育儿压力回弹

离职后，肖彤7月份的工资一直欠着。上午办理离职，下午她就去了劳动局仲裁，寻求法律途径。但“账户没钱，无法执行；老板就是一句‘我没钱，你愿意去哪告去哪告’。”肖彤说。
已经辗转三个过渡点的老师杨嘉雨不考虑维权。她觉得就算最后拿到钱，也远远抵不上付出的时间精力和成本。她还有个补社保的麻烦事。离职前她收到消息，自己的社保关系被转移了，如今再去补得拉着所有员工一起，到现在都还没补上。
家长同样陷入维权困境，有些家长甚至在闭店前一天还被推销课程。得知闭店后，他们尝试联系门店退费，大多没有有效回应；去门店找相关负责人协商解决，现场要么大门紧闭，要么“打太极”。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营营律师称，由于现阶段对早教机构缺乏具体监管措施，社会上出现不少自然人、小微企业设立早教机构的情况，“设立快关门快”、维权难的现象十分明显。作为消费者，付款前最好能了解早教机构负责人的基本信息和机构的资质文件，一旦发生跑路事件，消费者可以一并起诉负责人，将早教机构和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增加后续执行到位的可能性。
但机构闭店前后，老师和家长们可能会遇到公司法人变更、财产转移等情况，他们无法识别是否为正常的工商变动，家长和员工能做的风险规避非常少。
大多数机构会在后续推出转课方案，往往不能做到同品牌转课，且存在距离远、不能全部转课等情况，基本都要再花钱，比如每节课交费二十到三十元，或者只能转一部分课时，剩下的重新购买。

林晓琳报名的机构在2023年10月中旬闭店， 11月她转课到新机构，目前还没上过课。“课程比较水”，这降低了她带孩子去上课的意愿。
她也遇到过指责，“脑子坏掉了，一下子交万把块钱”，一些网友把上早教课等同于“鸡娃”。事实上，上早教课的孩子不少是3岁以下的，需要家长花长时间照料、陪伴。对家长来说，除了财产损失，机构闭店也打破了家庭生活节奏，让原本能释放一点的育儿压力回弹。
一直坚守的老师也对这个行业感到失望。肖彤觉得这几年的亏损和支出是不可逆的伤害，如今闭店越来越多，口碑越来越差，成了恶性循环。现在，肖彤和朋友共同经营一家滑板店，彻底离开了早教行业。
但经历了三个过渡点的老师杨嘉雨选择留了下来。去年10月最后一个临时过渡点关闭后，店长、教务已经离职，为了履行领导之前对家长们“坚持到年底”的承诺，杨嘉雨和其他老师想找第四个临时过渡点上课。后来，5位老师自己出资创立了一个新的早教品牌，选址、凑教具、开店、通知老客户。
新门店的售课模式借鉴了健身房的月卡，他们吸取经验，不卖大课包，“不要做任何可能有风险的”。如今新老客户的比例在2:8，他们一直调整运营模式，每天愁的就是怎么能够尽量亏得少一点。“祝每一个曾经的美吉姆老师越来越好吧，生活不会打败你的”，她说。
（除李营营外，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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