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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时，我们通常认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促进了代际合力的形成，使父代和子代的家庭劳动力达成最优配置状态，进而推动了中国代际接力式的渐进城镇化。在该解释框架中，子代是代际合力所托举的对象，因此也是代际合力的焦点。然而该框架只考虑了两代人，并没有把孙代作为一个独立变量考虑进来。事实上，父代和子代家庭劳动力最优配置的达成，离不开对孙代进行妥善安排的家庭策略。
这里所讨论的“孙代”，是指处于高中阶段以前的第三代。孙代具有不同于已经成人的父代和子代的特点，即作为未成年人，他不具有进入社会获取独立经济地位的合法性资格和能力，并且常年需要监护人照料。从家庭积累和生产性提升的角度而言，孙代是家里的非劳动力，他不但无法通过劳动参与家庭积累，反而构成对家庭积累的耗散，包括对照顾孙代的监护人的精力和时间耗散，也包括对家庭财力的耗散。
是否能够形成以子代核心家庭为中心的劳动力配置，减少子代的劳动力耗散，是子代是否能够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我们通常在理解代际合力助推子代城镇化的机制时，更多关注的是父代劳动力以各种方式（比如以务农的方式、以“老漂”的方式）对子代劳动力的增援，而较少关注家庭的耗散性主体对子代可能造成的劳动力耗散是如何被最小化的。从规避家庭劳动力耗散的角度来看，家庭孙代抚育策略有必要单独予以讨论。
潮汕地区粤东Z镇Z村的调研，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放大家庭劳动力耗散的孙代抚育策略。
一、放大家庭劳动力耗散的孙代抚育策略
孙代是家庭的耗散性主体。最大程度减小家庭劳动力耗散的孙代抚育策略，当然是将孙代抚育与老年农业相结合：一方面，尽可能保证子代家庭主要劳动力能够深度参与市场；另一方面，父代作为农业劳动力，成为子代劳动力的补充，将通过农业劳动收获的农业剩余向子代进行输送，减轻子代消费负担。之所以与老年农业相结合的孙代抚育策略，能够同时保证父代与子代这两代人劳动力的充分释放，是因为农业劳动相对自由，且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紧密相连，故而在生活时间安排上能够实现生产活动与家庭生活照料的有机融合。
然而，如果孙代抚育无法与老年农业相结合，则必然转向与子代劳动生产相结合。这就意味着，子代夫妻中必然有一方不得不放弃正式务工机会，故而无法深入且充分地参与市场，形成老人在村务农、妻子在县乡陪读兼业、丈夫在外务工的“半工半耕半陪”家计模式。孙代抚育由此造成家庭劳动力的耗散。而如果子代劳动力双双被孙代抚育所牵拉和吸引，则家庭劳动力的耗散就会被放大，进一步制约家庭资源积累，使家庭劳动力配置更加远离其最优配置形态。
那么，这种放大家庭劳动力耗散的孙代抚育策略是如何形成的？
二、有限代际责任与亲代育儿
潮汕宗族性村庄的经验提醒我们，默认孙代被从事老年农业的父代所吸纳是不妥当的。在宗族性村庄，代际关系可以概括为“强代际伦理、弱代际支持”。换言之，即“操心而不操劳”。
一方面，父代的代际责任是有清晰节点的。父代的基本人生任务是将子女抚养成人（连Z村的小女孩都知道，“到18岁，妈妈就不会管我了”）。父代人生任务的节点至多划到儿子结婚为止，他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有限地承担帮助儿子成家的责任，此后就可以宣告“退休”了。有清晰的代际责任节点，意味着父代不为子代承担无限责任，因此他们有着稳定的人生预期，于是可以心安理得地选择不为儿子积累彩礼。
另一方面，人生任务节点的划定，意味着父代在节点之后对子代小家庭不再具有刚性责任，包括隔代抚育在内的事务都具有弹性的可选择空间，父代可以“到时候再说”。他们认为抚育孙代不能以牺牲自己的退休养老生活为前提，带孙子只能是顺带的事情。
直至1980-1990年代，宗族性村庄的家庭内讲求尊卑有序。Z村的父代在子代面前拥有绝对权威，父代和子代严格按照以辈分等级为基础的宗族伦理规范对角色行为的期待而发生互动，公婆与儿子、儿媳各自被角色规范所束缚，除了各自履行责任之外，代际之间缺少情感交流和日常性聊天。在此情境下，儿媳是不敢开口让公婆带孙子的，除非公婆主动提出带孙子。
父代也基本不会主动提出带孙子。一是因为，子代结婚分家后，与父代核心家庭形成相对独立的关系。在“一代管一代”的原则下，养育孙代自然是子代自己的责任。二是因为，在多子的情境下，父代如果因为帮所有儿子带孩子带不过来而选择性带孙子，就会在子代兄弟之间激发对父代劳动力的暗自竞争。妯娌对公婆行为的公平性也非常敏感，一旦公婆处理不好，就容易引发妯娌矛盾。因此，多子家庭中的父母倾向于采取渐次分家的方式，让儿子“结婚一个就分出去一个”，使儿子独立承担家庭责任，同时也就撇开了自己插手带孙子的责任。
另外，儿媳在带孩子方面也无法求助于娘家资源。在娘家哥哥嫂嫂的约束下，嫁出去的女儿是不可能将孩子给父母带的。
因此，在以Z村为代表的宗族性村庄，孙代并没有与被从事老年农业的父代所吸纳。孙代抚养责任从父代下移到子代，从而形成以亲代育儿为主的抚育模式。孙代特有的消耗性，使子代从代际分工的结构中分离出夫妻分工。
三、子代教育观念转变与半工半陪
Z镇有2个小学，1个初中。在孙代上幼儿园之后，子代中的母亲进入乡镇租房陪读，同时接一些能够在出租屋内完成的手工活。陪读妈妈的陪读生涯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要持续到孩子初中毕业。在不止一个孩子的情况下，母亲的陪读生涯基本要持续到她45岁以上。由于县城找工作更难，消费更高，大部分母亲都会选择在乡镇陪读。
陪读妈妈接的手工活，包括加工服装。Z镇有2个做服装制造生意的老板。缝纫机是老板的，但可以放在陪读妈妈租的房子里。老板拿货来她们就做，都是计件工资，时间也比较自由，可以兼顾带小孩。做得快的陪读妈妈，大概每个月可以挣2000-3000元。如果做得没那么快，每个月也可以挣1000多元。陪读的生活费每月2000-3000元，因此只有做得熟练，工资才能覆盖生活开支。由于服装制作工序较多，熟练起来需要1-2年，做的都是出口给黑种人穿的宽大长袍。
没有经过服装制作技术培训、年龄比较大视力看不清的陪读妈妈，还可以选择做玩具，因为Z镇靠近被称为世界玩具制造之都的汕头澄海。做玩具都是一些简单的组装工作，所以每月只能赚1000多元。
有做服装的陪读妈妈向笔者介绍她们的非正规就业状态：“有两个女儿，都在乡镇上小学。每天接送孩子，要7、8次。每天干活时间，早上8-11点，下午1-4点，晚上7-9点。边聊天边干活，不然会打瞌睡。也有相互比较竞争做的速度，这样可以打起精神。都是用微信，和在同一个老板那里拿货的人聊，用微信语音通话。不是和固定的人聊。一般是上午聊一个人，下午聊一个人，有4、5个可以聊的人，不一定和我一个村。我们基本是聊工作上的事。新货不会做，也可以问问她们怎么做才好做。也会聊小孩，分享一下家里的话题，这样时间过得比较快。”
之所以选择陪读，与子代教育观念的转变有很大关系。现在即使父代选择愿意带孙子，子代父母也不愿意将孩子交由父代抚养，基本不会出现奶奶陪读的现象。有陪读妈妈向笔者说明了她的考虑：首先，奶奶不识字，小学也无法辅导；其次，买菜走路要走半天，奶奶陪读也不方便；再次，老人比较宠小孩，担心把小孩惯坏了；最后，小孩太叛逆，老人带不了。子代普遍认为亲子教育比隔代更有优势。在学校的公共性弱化、手机网络为孩子的成长增添更多诱惑和风险、村庄熟人社会也在发生变化的时代，隔代抚育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比如爷爷奶奶无法识别孩子是在用手机学习还是用手机完成作业；教育的去社区化使教育完全变成了家庭私人的事情，熟人社会的其他长辈再也无法共同参与育儿以弥补隔代教育的不足，“介入别人的养育过程，会让别人家长不高兴”。
陪读妈妈对孩子的陪伴，则至少能够保证在孩子最叛逆的初中几年“不容易变坏”，及时纠正他们性格和行为上的偏差。除此之外，陪读妈妈对孩子的教育期待也逐渐提升。一些陪读妈妈希望孩子能够考上大学，不会期待他们回村种茶。
一位80后的陪读妈妈说：“我表哥的儿子贷款读大学，出来没有找到好工作。我爸爸说，你读到初中毕业就行了。但是现在表哥的儿子发展很好了。我跟爸爸说，你还说上大学没用？”对孙代获得更高学历和更高抚育质量的期待，也加重了陪读妈妈的陪读压力。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是辅导的压力。有一位初中学历的陪读妈妈表示：“我大女儿的书，我都看不懂了。大部分需要到网上查一下，查不到就只有问老师。但镇中学的老师不怎么积极。大女儿的老师有个小儿子，他居然说没事不要去找他。找他的话，回复总是要延迟1、2天。”二是经济的压力。比如一位陪读妈妈为女儿报过舞蹈班，每周六上课2小时600元，学了3、4年。
四、家庭完整性重视与家庭劳动力消耗的放大
Z村夫妻分开打工的非常少，子代外出务工保持夫妻同出同归的状态，夫妻要一起在本地或者外地。村民说，只要有选择，夫妻都不会两地分居。他们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分居两地。子代男性认为：“如果两地分居的话，结个婚有啥意义呢？小孩子长什么样都忘了。拼死拼活为了啥？”“贫也好富也好，一家人在一起才开心”“分居隔壁镇都接受不了，媳妇会吵着说见不到人。就算两个人没话说，坐在一起也好。”“老婆孩子几天没看见，就心痒痒。”子代女性也认为：“我嫁给你，就是为了和你生活在一起，不能分开。”
因此，Z村的子代男性劳动力，一般会选择放弃能够取得更高收入的外地正式务工机会，随陪读的妻子一同在乡镇生活，在乡镇的工业区（中山市的对口扶贫工厂）找活干，每月工资4000元。乡镇所创造的可以让村民“离土不离乡”的市场机会，为夫妻因育儿而共同退守乡镇创造了条件。
为何当地人如此看重当下完整的家庭生活？一是，他们强调家庭的情感性。所谓“家庭观念重”“男人也比较顾家”的背后，都反映的是他们对核心小家庭的依恋心态，而非对绵延的纵向大家庭的依赖。二是，他们将家庭稳定性前置，成为安排家庭生计策略的前提，任何生计策略安排的风险性都不能威胁到这一前置性条件。即使两地分居能够增进家庭资源积累，但存在影响家庭稳定性的风险，因此两地分居的家庭生计策略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相比之下，其他地方考虑的是家庭的长远发展目标，通常将稳定性视为一个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因此他们更多注重如何“挣钱养家”，为家庭资源积累贡献力量，即使过程中需要牺牲家庭生活的完整性。
重视家庭完整性所产生结果是，子代夫妻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相互配合的整体，同时嵌入本地劳动力市场。走出村庄的子代看似与父代形成了代际分工，但子代并没有真正以独立的个体劳动力的形式对接市场，而是共同代表重心指向孙代抚育的子代核心小家庭，有限度且灵活地参与市场。子代丈夫依然可以享受早已习惯的妻子的日常照料；子代妻子在育儿和陪读生活中遇到一个人无法应对的风险，依然可以依靠男性的援助：比如，孩子生病时与丈夫共同照料孩子，儿子调皮时由父亲进行严厉管教。然而与此同时，对家庭完整性的重视也大大限制了子代男性劳动力对于务工机会的选择空间，使子代男性劳动力所面对的务工机会选项更加单一。
半工半陪的孙代抚育策略，已经损耗了子代家庭中的女性劳动力。然而，Z村所在的潮汕宗族性地区对家庭完整性的特别看重，与子代对孙代抚育责任的承担相叠加，将孙代的耗散性从子代家庭中的女性劳动力进一步扩展到包括男性劳动力在内的整个家庭。这种对家庭劳动力耗散的放大，损蚀了子代进城的能力和空间。因此子代多半在年老后还是会选择回归农村。以Z村为代表的潮汕地区的孙代抚育策略，延缓了当地“人的城镇化”的发展节奏。
（冯川，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40226A00MCZ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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