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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冬（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寒门一家三个大学生容易吗？农民说他没操心多少。
过去，在农村出了一个大学生是一个非常有面子的事情，同乡人都能在茶余饭后以作聊资，不乏羡慕之情，可见养成一个大学生是一件稀罕事儿。曹村一户农民曹茂林家里接连出了三个大学生，轰动一时，农民都说这是风水问题。跟他闲聊时，他很自豪，但是他说他没操心多少。
曹大儿子1984年出生，武汉大学本硕毕业，现在在成都某单位做测绘工作，户口迁至成都；二儿子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目前在广州美的集团做项目管理，今年在广州过年；三女儿长江大学毕业，嫁至河北，在税务局工作；两个侄子也是大学毕业，其中一个在华农毕业，目前在中建三局工作。就目前来看，他们基本上已经通过考学改变了自己的农民身份，这样的成就在当地为数不多，所以在当地农民看来实属不易。但是这样的表现如果不是风水问题，那么其原因又是什么呢？
曹茂林本人是高中学历，当年考大学差几分没考上，就回到村里当会计，曾经尝试考过教师，但是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功，在公社大队集体的时候做生产队队长，1982年该村的分田到户工作是他负责的，这在当时是相对较高的学历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当地的收入水平为20元/天，远远无法负担整个家庭的开支，于是1997年的时候离开农村外出打工，当时去的是山西太原，做的工作是建筑粉刷，工资为50—60元/天，是家里的两到三倍。因此，他是第一批民工潮中的一员。2004年开始回到鄂州，做房屋拆除的辛苦活。母亲是个地道的农民，没上过学，九十年代后期也离开农村，此后一直在鄂州卖破烂，干了十几年。因此，她的几个子女在假期去鄂州的之后，经常帮忙捡破烂。三年前，母亲傍晚去山里抽笋子，主人家发现叫了一声，由于惊吓就摔到山沟里，腿摔断了，由于是晚上，所以寻找了一晚上没发现，第二天她爬出来才找到人。当年治疗费花了七万，今年由于后遗症又治疗了十几万，目前行动还算方便。由于子女已经毕业参加工作，这些费用基本上可以负担。曹茂林说，女儿今年差不多寄了一万块钱给他，衣服什么的都是女儿买的，基本上不用他自己操心。
因此，在这样的家庭里出了三个大学生可以说是典型的寒门学子的成功案例。由于这样的案例并不多见，因此大家都用孩子聪明、风水好等原因来谈论这样的事。曹自己说，基本上没管什么，大儿子上初中后，自己一直在外打工，都是爷爷奶奶在带，他能做的就是为孩子读书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大儿子那时候比较听话，小学在村里读的，由于成绩比较好，老师非常喜欢，而这些老师也都是当年他的同学。那时候，老师们不用种地，专职教书，而且在这种半封闭的乡村社会中，教师享有很高的职业声望，在学生数量比较多的年代里，很能实现职业成就感，这样形成的是一种熟人社会里的信任型的师生关系和老师与家长的关系，父母相当于把孩子托付给自己的乡友，这种严厉的“父子等级式”的义务教学关系，它渗透于乡村熟人关系网之中，老师惩戒学生不会招致父母的刁难，反而被父母叫好。曾经极度困难的时候，难以支付学费，曹茂林试着跟大儿子说要不就不读了，老师找到家里来，说这不行，宁可减免一点费用也要继续读书，曹茂林也表示只要孩子真想读，他就咬牙支持。曹茂林的二儿子比较调皮，经常不听话，成绩一般，但是二儿子自己却坚持要读书，这可能是受哥哥以及乡里老师的影响。三女儿说，我两个哥哥都读了大学，我肯定也要读。曹茂林谈到对子女读书的态度时就说，只要孩子愿意读，他就愿意供他们读。这就是他九十年代外出打工的原因之一，读书费用较高，种地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
曹说，曾经有四五年的时间里都是靠借钱来供给读书的费用，而借钱的对象就是亲戚、朋友。过年的时候，没钱置办年货，好在兄弟姐妹接济，经常送来鸡鸭、猪肉等。这样的日子已经成为他们的回忆，曹茂林现在也不做太重的体力活，每个月有事做就做，没事做就休息，每天一个工220元，一年也可以收入一两万，还有子女孝敬，对他们来说够用了。
一个家庭取得这样的向上的阶层流动的成就对父母来说很知足。但是，同样都是贫困家庭的孩子，为什么大学生的分布概率如此集中？曹家湾还有另外的几个大学生，但是附近其他的湾子却很少，曹说曹家湾整体的读书风气比其他地方好一点，氛围很重要。其他湾子读完初中就不读的人非常多。
因此，不考虑风水好坏的因素，我们可以发现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1、 父亲读过高中，具有一定的认知水平和对教育的信任度；
2、 老师与学生、学生父母的信任型的熟人关系能够使得教育更加责任化、实质化；
3、 学生本身的成功（聪明、成绩好）对自身形成激励，并且能够吸引老师的关注以及形成示范效应，进而改变相同环境中的其他人（兄弟姐妹之间）的认知；
4、 父母以及亲朋的全力经济支持，和衷共济；
5、 整个湾子具有读书的氛围，有对“知识改变命运”信念。
这五个原因共同构成一个网络，个人在其中找到向上攀爬的节点与动力，并且能够调动个人向上攀爬的欲望。当提供一个调动个人主动学习的环境以及物质条件支持，一家三个大学生其实并不是有口皆传的稀罕事儿。目前农村教育水平的落后其实并不在于基础设施的落后，而在于不能提供一个“安放平静书桌”读书环境，不能在认知层面以及精神层面实现文化脱贫，老师与学生、家长未能形成实质性的信任关系。因此，下面的案例或许提供了另外一种角度的思考。
老师的权威来自哪里？一位中学老师说在于学生。
刘老师在镇初中教学二十多年，已经带过三届班主任，每一任都是从初一带到初三。十年以来，谈及对学生的教育，刘老师感慨颇深，十年前的教学关系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十年前，学生谈到老师，脸色骤变，路上遇到老师都会多绕几个弯儿。这个可以理解，因为一个共同的感触就是，当时的师生关系是一种“严肃的”家父长式的权威关系，老师虽说不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但是老师的权威一部分确实是来源于这种“父亲般的”严厉，而这种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于家长的“授权”。父母将子女送到学校就相当于将他们托付给德高望重的老师们，老师们享有教育的权力和义务，惩戒越轨的学生会被家长们评价为负责人的好老师。因此，学生对老师是敬畏，而老师对学生则是父亲般的调教。这种等级式的教学关系能够得到传统认知以及”家长--老师--学生”关系链的认可，从而老师的权威得到家长和社会的共同维护。
这种严肃的教学关系导致的是井然有序的教学秩序，但是如果老师的责任缺位或者行使权威过度，在现在的开放性社会中，导致的则是学生的叛逆，这种叛逆通过学生之间的非正式小团体而形成与老师的斗争与博弈。在这种不对称的教学关系中，老师拥有合法性的正统，而学生只能用“游击式”的局部反抗来表示不合作。而这种不合作的教学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导致一部分不肯遵守规则的学生因为不愿服从家父长式权威而辍学，而另一部分听话的好学生就能够得到老师的青睐，进而这种循环就反映在成绩高低和继续升学上。但是由于老师行使的是家长权威，因此，学生的成绩好坏会被家长认为是学生自己学习不努力的结果。因此，老师与家长的结盟便站到了叛逆学生的对立面，双方展开拉锯战，听话的学生处于优势。
但是，现如今，这样的教学关系正如刘老师所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从“严肃型”过渡到“温和型”。刘老师所带的班级为实验班，他是班主任，他说他以前带学生很累，事事亲为，学生还不太听话，经常与学生捉迷藏。经常晚上回家了又被学校通知说寝室少了几个学生要去找。但是，近两三年他说，他带的学生没那么让他操心了。原因就在于他所说的，他从执行者转变为学生的裁判员。有一次，学生反映说晚上寝室很吵，休息不好，刘老师就把他们寝室的十个人叫到一块儿说，你们自己讨论选出三个最吵的学生，然后他就在一旁办公假装没听，几个学生争来争去谁都不服，最后没办法，只能寝室长自己带着另外两名与他关系较好的同学来到刘老师面前，刘老师就表示性地惩罚了一下，后来寝室纪律好很多。刘老师说，全部惩罚没效果，自己听私下反映而惩罚会恶化矛盾，这样的话就会起到更好的效果。还有一次有几个学生因为一件事情而闹起来，互相说对方不对，刘老师就把他们叫过来，六个人，两种意见，一边三个，然后开始辩论，老师坐在中间当法官。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刘老师通过调动学生自己的主动性来策略性地解决学生之间的矛盾。
不仅是学生之间的矛盾，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矛盾也是教学关系的重要内容。有一次，有个学生到办公室里跟刘老师说，他觉得这些题他觉得不考，可以不用做。刘老师就问为什么，他说前几次考试从来就没涉及这些类型的题目，刘老师也没有当场反驳，就说，“那这样好吧，你写个条子，上面就写家长作业检查发现作业没完成是你认为这些题目不用做，要你和父母签字”。这个学生就是不签字，但就是坚持这些题目可以不做，最后通知家长，让学生自己把这个理由跟家长说清楚。刘老师说，这样的现象很多，就是现在的孩子家庭环境比较好，父母比较宠爱，所以自我意识比较强，你不能跟他对着来，只能缓冲处理。包括布置寒假作业，老师都是把资料发到家长群里面，通知各位家长各自打印出来，明年开学拿作业报名。
可见，这样的一种教学关系已经不是一种家父长型的严肃的教学关系，老师的权威如今来自学生自己的认可。不管是“民主讨论”的方式，还是向家长公开信息的方式，其关系的聚焦点在学生身上，而不是以往老师本身的威望上。在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就会提前说，谁来当主持，谁来汇报本学期班级的优点，谁来汇报班级的不足，谁来负责会场布置……举手的学生很积极，学生说，老师你就负责跟家长握手就好了。因此，这种关系是一种很温和的师生关系，完全没有“严肃型”师生关系的紧张对立与斗争。在处理班级事务时，比如座位安排和评优评模时，有一整套运行的模式，由班级讨论决定。座位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最后八名的学生一律坐到讲台下面的第一排（四组正好八个座位），然后剩下的座位从第一名开始自由选择。在解决评优评模时，按照平时课堂活跃程度，考试成绩等等项目进行权重量化管理，公开透明。这一系列的举措在刘老师所带的班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师生关系非常融洽。
这种良好表现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策略行为的必然选择。当前，老师—学生—家长之间的关系已经没有了家父长的权威授权，也从一种实质性的责任型教学过渡到规则化的任务型教学，同时，外界政策环境对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也过分苛责，家长对子女的保护性宠爱凌驾于教师对学生的教育之上，这样的规则化背景下，老师的权威来源不再是家父长式授权以及职业声望，而是在制度框里学生内部的共同许可，关系的力量变化从老师居高临下变为学生握有主动权。在这种变化之下，老师只能采取更具策略性的方式来处理师生关系、教学关系。社会一直有争论的学生补课现象，仔细看很有意思。以前是老师一句话的事，但是现在老师得跟学生好好商量。刘老师说，你们千万不要去学别的班的学生那样去举报（主要是补课费，600元/学期），不补课吃亏的是你们，城里人有培训班，普通班补课学不进去，补课对你们最有好处。听说从2017年开始就不再分普通班和实验班，刘老师对此表示很矛盾，他说统一分成平行班，对整体学生来说有好处，但是如果碰到不负责的老师，可能会让有潜力的想学的学生沉没了，难以形成高强度的学习氛围；但是实验班的制度又会导致普通班的老师没动力，学生也容易懈怠和自暴自弃。因此，刘老师就说，老师的表率很重要，他说十几年来，他做得最对的事情就是坚持和学生一起早起，甚至更早。刘老师所带的班级学生升县重点高中的比率为42.5%。
但是，刘老师所带的班级只是个特例，并不能在全校进行复制，其限制因素经分析可以粗略得知。这种良性关系在新的时期新的背景下，需要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刘老师的成功有其特殊性，首先是对学生的筛选上，这种筛选本身就能起到一种正向激励作用，其次是新型关系下通过老师与家长的信息公开而取得的相互信任，第三是老师本身是在营造自主性的学习氛围，而不是权威性的压制。不成功的是大多数，而最主要的还是家长环节。因为普遍反映随着家庭条件的提高，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变为一种“纯粹的金钱关系”，据了解，很多父母每周给孩子至少100元的零食费，甚至给钱来促使其做作业，手机也是主要的分散学习注意力的因素。比较普遍的情况是，“老师—家长—学生”的关系链从“老师--家长一体化”、“学生服从”，转变为老师与家长之间的分化，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协商，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学校出让一部分原先本来由家庭来承担但是一直由学校来行使的教育权力与职责，而出让的这部分权力与职责各个家庭却不能有效承担起来，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三留守”的老问题了。
农村教育在哪里？重在软文化。
在物资极度紧缺的年代，一家考上三个大学生的神话成为了现实，比照现在，生活水平和教育条件明显改善，但是这样的“学霸”家庭却也很难出现。即便是大学生数量明显增多的现在，整个乡镇再出现这样与清华擦肩而过的高等教育人才几乎没有（当时低清华分数线3分）。因此，在“三留守”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现象的时候，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三留守”问题的真正本质是什么？同时发现家庭和学校在农村教育中的功能分工的逻辑是什么？
社会主流观点认为“三留守”问题的症结在于孩子是由爷爷奶奶带的，是隔代的，因此缺乏父母的情感上的爱，也无法亲手调教，这是普遍的认知，但是一家三个大学生的“学霸”家庭既是这种普遍认知的偶然结果，但更有其必然的原因。偶然在于教育条件落后，整体教育水平难以支撑大规模的教育需求，但是必然性在于，当社会运行的规则服务于教育对象的的成长时，大学生就是个体努力和社会规则之树结出的果实。从上述案例可知，信任型的实质性教学关系以及正确的教育认知是农村教育的重点所在，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不在于父母的空间不在场，而在于实质性教学关系以及正确的认知对儿童的有效性约束。这种实质性的教学关系具体表现在父母与老师的共同合作上，进而表现在学校与家庭的分工上。而正确的认知则是农民对教育的看法所身体力行的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前许多农民的价值观念仍然认为挣钱的多少才是目的所在，读书也是为了挣钱，因此当孩子读书表现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时候就会提出外出打工的想法。因此，外界不必过分渲染留守儿童的悲情，父母外出务工是家庭经济结构的必然结果，营造浓厚的农村教育氛围才是对症下药。
同时，在学校越来越向政策靠拢和规则化时，老师—家长一体化的关系结构解体了，老师向学校负责，学校向上级主管机构负责，学生和家长成为教育消费群体，这种关系无法建立实质性的信任型教学关系，而且由于进一步的学生安全问题而使得老师与学生之间存在“安全—责任”的隔阂，学校不得不出让曾经承担起的一部分家庭教育功能，而这部分出让给家庭的教育功能在目前的打工经济背景下，普通家庭却是无能力承担，这就导致了孩子回家之后“放养”的现象。而在学校这边，由于信息公开式的任务型教学，补课、专门辅导的灵活度与积极性也随之下降，教学质量下降也是必然的。因此目前的悖论是，曾经学校承担起一部分家庭教育功能，这在处理学校与家庭矛盾的时候很容易，家长很理解，但是现在义务教育条件下，因为收费、补课等与家庭的矛盾引发的家长的抱怨反而越多，学生受到的教育质量更低。
因此，当乡村的熟人社会的传统规则能够起到社会整合的作用并能够营造共同的读书氛围以及信任型的教学关系时，落后的教育条件不是教育的限制因素，当社会处于半熟人社会并且消费性教育的理念大行其道时，家庭与学校，家长与老师的关系链让步于规范化的程序，在农村较为落后的教育水平下，无法实现应有的教育效果。
那么，在转型时期解决诸如留守问题、家校矛盾、老师家长矛盾等教育难题时，上述案例二或许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其核心在于家长老师共同建立信任型教学关系，共同通过氛围营造启发学生的认知，并调动学生的学习主体性。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40226A03MUQ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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