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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性社会普遍不重视教育，青少年容易因失管而越轨。这是调研得出的一般性结论。为何如此？大概有三点可以用来解释。
首先，宗族性社会的教育理念，强调“读书的料”，强调“天赋论”，认为孩子是否努力读书是命运的决定。父母不会对孩子做长远规划，毕竟未来如何发展是孩子自己的事情。以至于教育趋于个体化，如果孩子的升学意愿和动力不强，父母就不再过多管理。
其次，父母认为学校教育不是唯一的出路，即使不接受教育也不意味着挣不到钱、没有社会地位。在宗族性社会带有封闭性的区域文化里，地缘经济与文化相嵌合，形成一个内在循环。地缘经济为村民提供了很多机会，这些机会虽然不一定可以支持大富大贵，但能够让村民在区域性的文化场域内获得稳定的在地化就业，使其仍有机会回村获得满足感，而这些都不以取得较高学历、参与学业竞争为前提。在唯结果论的引导下，因为只要能发财就行，读书被相对化为一种并不唯一的方式。
最后，家庭教育民主化的普遍趋势，与宗族地区家庭“有限代际责任”的传统形成呼应关系。父母会与孩子商量“是否愿意读书”“是否要去上补习班”。然而在高中以前，许多孩子的学习意识尚未形成，过早地将自主权教给尚无自主学习能力和判断能力的孩子，其实是对孩子未来的不负责任。
当然，宗族性社会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在逐渐提高。这种变化，主要还是导源于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父母外出打工，会将孩子也带到务工地就读农民工子弟学校，让孩子在城市文化的影响产生多元竞争意识，反过来催生其学习动力。参与全国劳动力市场却处于弱势地位的父母，也会体会到“自己受了没有接受教育的苦”，意识到“要让小孩接受好的教育”。他们会隐约感觉“爷爷奶奶带不好孩子，宁愿自己带出来带，给老家每个月寄钱”。而年轻的爷爷奶奶也在变化，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自豪宣称“我肯定是这一片最重视教育的”，这表明他也开始以重视教育为荣。
那么，既然宗族性社会的家长开始逐渐重视教育了，接下来需要处理的就是家长或学校与孩子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如何引导未能进入城市学习的农村儿童进入学习状态。如今最让家长头疼的问题，就是孩子沉迷手机游戏的问题。这一问题极大阻碍了孩子进入学习状态，而家长对此往往有心无力，青少年仍然处于失管状态。
针对这一问题，最常见的解决方案有二：一是技术控制，即针对网络游戏和小视频软件推出自动限时的“青少年模式”；二是家庭管控，即强调父母要放弃务工机会回去陪小孩。
然而，技术控制的有效性面临两大制约：一方面，资本可以在“青少年模式”之外拓展策略性空间，因为他们并不愿意完全让渡利益空间；另一方面，小孩也拥有策略性空间，他们可以通过更换账号、更换游戏形式等方式，绕开“青少年模式”。
另外，单方面强调家庭管控，则是治标不治本。家长即使陪伴在孩子身边，有没有可能做好家庭教育？以前做家长的是靠经济进行家庭教育，因为那时的社会相对静止而封闭，社会缺少新鲜的事物，家长只要确保孩子有饭吃、有学上、身体健康就可以了，并不用关注孩子心里在想什么。但现在社会信息日益多元，这些信息的质量和指向，不但孩子难以甄别，连家长有时也难以准确判断，如何有效管教孩子？许多家长其实缺乏与时代相匹配的家庭教育能力，他们往往也不知如何管控，要么对孩子形成过度保护，要么在扬言“拿我手机我就跳楼”的孩子面前完全丧失管教权威。
事实上，造成青少年失管问题的罪魁祸首并不是手机，因为每个时代总有牵引孩子注意力的事物。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防止孩子的思想被不健康的事务所侵占，让孩子真正成“人”。如果从回到“人”本身的教育角度去理解，青少年失管其实是一个社会系统性问题，青少年正面临着系统性的成长风险。然而在如今这个时代，只要青少年出了问题，人们通常首先将其归咎于学校，家庭、社会和政府似乎都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
在技术控制和家庭管控未必有效的情况下，第三种解决方案呼之欲出，那就是：要改造社会环境，让教育“再社会化”。教育再社会化的核心要义，是让孩子在社会化过程中完成教育，重新建立教育的“乡缘性”。
如何让教育“再社会化”？
首先，要组织孩子，让孩子回归集体娱乐空间。在前信息技术时代，孩子的游戏方式更多是组织性的游戏，比如跳皮筋、丢沙包、打弹珠、捉迷藏等。这种游戏的达成需要一定的组织成本，组织的过程即是训练孩子社会化的过程。并且，这种游戏具有较强的即刻性，能够随时结束，游戏时间更容易控制。而手机游戏则有所不同，它呼应的是打工经济所带来的空心化的乡村社会新环境：朋辈关系已被打破，线下游戏组织成本极高，集体娱乐游戏的可能性越来越少，共同游戏的参与者只能从线下转为线上。而手机的可获得性较强，刷视频、玩游戏又具有极强的趣味性和互动性，这种用户黏性让孩子的游戏时间变得不可控，不论是上厕所还是睡觉都可以继续玩。只有让孩子回归到集体，让他们拥有稳定的同伴群体，他们才有可能摆脱手机的吸附。
其次，要有效组织课外时间，培养孩子的娱乐能力。当然前提是要有足够的校外时间。如果校外时间全被课业占据，孩子的时间管理就会成为“去社会化”的机械时间控制。最近学校的“双减”政策，目的正在于将课外时间还给孩子。然而，如果课外时间没有被有效组织起来，孩子的课外时间就容易被手机所占据，以至于“5+2=0”，玩起手机就把学习的内容全忘了。因此课外时间如何支配是个大问题。一些乡村学校实行“双减”政策，在课外组织学生参与篮球、乒乓球等体育活动，展现出良好效果。娱乐活动的专业化并不是目的，关键在于集体活动的过程本身。孩子们一起玩得开心，就自然能将所习得的娱乐能力延伸到校外的生活中。
再次，要创造娱乐空间，为孩子提供足够的娱乐场地。比如学校要为学生的各种社团活动提供场地，寒暑假期间也向学生开放。社区的社工服务站要再造游玩空间，让孩子可以集中起来看电影、看书等等。
最后，要将“教育管理”变为“教育治理”，为孩子提供社会化的场景和路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家长对孩子的管教权大幅弱化。如果说印刷时代的文字媒介为成人与儿童之间制造了区隔，电视时代的图像媒介逐渐夷平了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区隔，那么在互联网时代，青少年是在现实世界与互联网世界之间游走，儿童甚至走在了成人前面，成人明显感觉落后了。家长普遍感觉到，青少年所掌握知识广度超过了自己，“道理他都懂，而他讲的你却不一定懂”。其结果是，孩子很容易用他在互联网习得的话语对家长讲的道理进行解构，虽然孩子可能并不一定完全理解他所用来解构道理的话语本身的真正涵义。因此，这自然而然会引发家庭民主化，家长更加重视孩子的体验和意见。甚至于，大人有时候在教育小孩不要玩手机之后，自己也马上拿起了手机，或者马上出去打工了。
因此仅仅靠家庭教育是不够的。学校、社区、政府要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共同参与教育改革，不能各自为政。学校要重新强化对学生的管教权，因为管教本身就意味着人的社会化。学校和社区都需要重新重视音体美教育和劳动教育，释放青少年体力，让青少年的注意力回归现实世界，以此回应政策对青少年精神建设的要求。政府和社区也要在开展适老化建设之外，推进社会的适少化建设，共同承担促进青少年社会化的治理责任。
（冯川，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40227A01JS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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