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悲剧背后：如何让孩子不再留守？学者：随迁子女平等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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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生的邯郸初中学生被三名同学杀害一案中，三名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都是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也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
2023年底，教育部公示的2022年教育统计数据显示：当年小学阶段农村留守儿童690万人，初中阶段农村留守儿童396万人，义务教育阶段有1080万农村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这庞大的数字还不包括学前及高中阶段的留守村童及城镇留守儿童。数字的背后，是地区之间不平衡、产业分布不均匀的发展现状，是亟待打破的城乡二元壁垒，是仍需进一步完善提升的社会公共服务短板。
当前留守儿童面临怎样的心理健康状况？ 为留守儿童提供良好公共服务需要打出怎样的“组合拳”？


在山西省晋城市一所镇中心学校，师生一起打乒乓球。乡村小学的学生普遍是留守儿童。新华社资料图
样本调查
留守儿童中，心理问题检出率57%
留守儿童经常会面临两大心理健康问题：一是分离困境，二是自我认同困境。分离困境会导致留守儿童出现建立深度人际关系的困难，自我认同困境则会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自我成就、人生价值、幸福感。孩子出生后不久父母便离开家乡去了条件更好的地方，出门打工挣钱，爷爷奶奶带着孩子一起生活；部分困境家庭，全家外出打工，由妈妈一人在家照顾多个子女，这些妈妈文化程度中小学水平居多。
“与城市孩子不同，农村留守孩子的心理问题主要是自卑、恐惧、缺乏安全感。很多孩子基本就是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缺少倾诉对象。”张永霞是河南省濮阳县城关镇东关小学的一名乡村教师，也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者。有20多年乡村从教经验的她对“分离困境”同深有体会。
“如何与留守儿童谈青春期、谈梦想、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对老年人来说实在太困难了。而留守儿童与外出务工的父母常见无法见面、又缺乏必要沟通的，也无法讨论青春期所面临的困境。” 心理咨询师刘婷一针见血地点出留守儿童的自我认同困境。她直言，留守儿童在最需要支持的青少年阶段陷入缺乏支持的困境，在价值观萌芽阶段他们内心中关于“我是谁”的困惑无人在意、无人能解。
日慈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张真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介绍，他们团队调研中曾有期刊数据显示，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流行率在乡镇达到了20%；在留守儿童中，心理问题检出率高达57%，自杀意念得分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还表现出更强的孤独感、更高的抑郁水平、较低的自尊水平。
如她所言，在大量劳务输出的乡村地区，家庭教育缺位、师资力量薄弱、教师普遍缺乏心理相关的知识方法等问题，导致乡村青少年儿童的心理问题更为严重。而科普和预防工作的不到位，让农村社会中对心理问题的认知不足、病耻感强烈，许多孩子的心理危机难以被正视和科学对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者张丹丹曾在2013年获准进入南方沿海某城的一所男子监狱做“留守儿童与犯罪”调研项目，她的调研对象大部分是在2000年左右有留守儿童经历的服刑人员。1200多名调研对象样本数据得出的结论显示：服刑人员中，在16岁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比例高达近20%，相比于普通农民工群体要高出一倍多。
张丹丹的调研结果显示：有留守背景的农民工犯罪群体受教育程度低，年纪更轻，在情绪不稳定、暴力倾向、不公平感等几方面都更严重，而在性格外向性、亲和度、负责任能力上都低于农民工群体的平均水平。在张丹丹的调研中，有“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与父母分离的时间平均超过8年。
而在留守儿童之外，还有一个流动儿童群体，他们随着父母务工生活地的变化在城乡之间流动，也有不少囿于现实因素，从流动儿童重回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儿童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者。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去年5月联合发布的《2020 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显示，据“七普“数据推算，2020年全国0-17周岁流动儿童规模约为7109万人，留守儿童6693万人，合计1.38亿人。而2020年我国0-17周岁儿童人口总数为2.98亿人，意味着全国近半儿童受人口流动影响。
在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社港镇清江村一所小学，老师带领学生锻炼身体。新华社资料图
学者呼吁
当前是推进留守儿童随迁入学的最佳时机
“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城市”，凡尔哈伦的诗句可谓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生动隐喻。
“我们今天所讲的留守儿童，实际上就是其父母在人口能够保持正增长的流入地区工作，而孩子被迫留在或返流回人口输出地。”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红艳对南都记者谈及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源时强调，这一社会现象与我国农业社会的现代化工业化转型直接相关，也是城镇化快速推进期绕不开的阵痛。
从根源上解决“留守”，让孩子跟着父母一起进城学习生活，曾被认为是有效办法。但现实是，由于一线城市学位紧缺、费用太高、二元户籍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导致近20年来，留守儿童人数仍在攀升，而大量的流动儿童经常被迫重回留守。


2000年、2010年和2020年我国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规模及构成。数据来源：《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2023年。
在张丹丹看来，根除留守儿童现象、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就必须让孩子和父母在一起。“一个是户籍制度改革，城市进一步放开，允许更多的孩子可以跟父母到城里上学；或者制定一项监护人的法律，父母双方不能都离开孩子，必须有一个监护人在身边。这些都需要对政策进行试点和研究。”张丹丹建议。
南都记者关注到，国务院 2016 年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了“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的长远目标。《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继续强调要“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现象”。
在邯郸初中生被杀案后，多位教育学者纷纷撰文疾呼，“只要导致留守问题的根本原因不解决，这样的悲剧还将一再发生！”
“如果可以不出来打工，那他们出来干什么？如果他们可以带着孩子在城市上学，那又何必让孩子留守？”李远香在朋友圈愤书。作为北京市西城区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发负责人，李远香日常还兼顾着“四环游戏小组”的运作，一家由北师大学前教育师生创办、早前主要面向打工子弟的社区幼托服务组织。20年前，在四环农贸市场里的一间废旧仓库中成立的小组，几经迁徙，如今辗转落脚在北京二环内一处胡同深处。在场地租赁、资质注册及经费人员等的反复腾挪间，李远香比其他人更深刻地感受到北京打工子弟的入学难。
“根子上还是教育供给短缺。”谈及留守儿童随迁入学难的困境，程红艳表示教育供需不平衡是核心痛点，“很多一线乃至超一线城市是主要的打工流向地，人口涌入量过大。而当前超大规模城市的区域内部校际差异又很大，省域市域间义务教育均衡的落地还任重道远。”
对于教育供给不足，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解析称，过去很多地区流动儿童主要靠民办子弟学校接纳，这类学校往往条件差，不被当地教育系统接纳认可，常见取缔清退的情况，学位的变动比较大；而以公办教育为主的教育体制下，公立校的编制相对来说更偏刚性，动态调整的空间余地和区域统筹的精准度有限，对流动人口规模的响应反馈往往有滞后性。这些都制约了公共教育资源的时空配置。
“要努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不仅仅是公办校际质量要均衡，更要鼓励办学体制的多样化，民办是公办的重要补充力量，要协同共进。”程红艳建议，特大城市中应拿出更多的公共经费来加大教育供给，解决教育需求问题。
“父母和孩子在一起很重要！”在聂日明看来，儿童随迁本身这个指标就非常重要，不管是在民办还是在公办学校读书，儿童和父母一起随迁最重要，“它甚至比投入公平更优先”，但城市里把很多民办学校关掉，限制民办学校的发展，使得家庭即使自己承担教育成本，也找不到读书的地方，这是政策落地中应注意规避的缺陷。
“当前正是推进留守儿童随迁入学的最佳时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陆铭近日发表署名文章，建言要在大型城市加速落地流动儿童尤其是低收入务工人群随迁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陆铭称，公共服务配置问题仍是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主导因素，“因此加强学校供应，让广大流动儿童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应成为一个无需争议的政策方向”。
优化积分入学制度
保障流动儿童平等受教育权
国内流动儿童的教育入学，主要采用“两为主、两纳入”政策，即以公办学校为主、以流入地为主，各地方政府要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基本上是中国义务教育财政框架的延伸。
在当前的财政体制下，区县一级的地方政府财政承担了接纳流动儿童入学的主要责任。
而具体到流动儿童入学政策，国内大城市目前一般采用材料准入制或积分入学制，部分一线城市细致地按父母的户籍、住房、社保、计生等核算分数，分数高的优先录取。“这些证件门槛、积分项目的内涵正是这个家庭能为城市长期和短期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效益。”聂日明犀利直言。
据南都记者查阅，2015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曾提出了统一“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中西部小学为每人600元，东部为每人650元），这部分经费可随流动儿童流转。换句话说，地方政府每接收一名流动儿童，可获得中央财政600多元的生均公用经费。但这一数额，相较各地不断上涨的生均经费可谓杯水车薪。
聂日明以上海举例，上海流动儿童家长稳定缴纳半年职工社保，即便按最低汇缴基数，每年单位和个人的缴费总额就要超过3万元，和上海2019年普通小学的生均经费是基本相当的。“流入地政府在决定是否允许流动儿童入学时，必然要考虑这一举措是否能为城市带来净收益，收益为正时，才会愿意流动儿童在本地入学，如果只有支出没有回报，积极性就很难高起来。而流动家庭也会权衡，近1.6万的居住证成本仅仅只是门槛，此外还有大量隐性支出，那么在家乡附近的公办学校或者大城市周边城市的公办学校是不是更合算？后两者经常可以不花钱就读书。”聂日明说。
图源：上海市财政局
目前，积分入学已是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获得公办教育资源的核心途径。但多位接受南都记者采访专家都谈道：因教育资源有限且与户籍紧密联系，用积分入学政策的设计导向是择优和效率，这对于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机会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积分与父母的教育水平、工资收入、社保缴纳等密切挂钩，而乡城流动人口大多学历低、收入差，从事非正规职业，很少能连续缴纳社保，难以完成积分目标。在这样的规则下，学区内剩余学位按积分从高到低分配。越是底层的劳动者越受到排斥，其子女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机会也就越渺茫。
“这样的制度设计，看起来是在强调权利义务的对等，却有两个被忽视的问题：一是漠视底层劳动者的价值，二是会令子女因父母的资源劣势而失去教育机会。”资深公共政策媒体人蓝方指出，流动儿童平等入学至今仍面临的身份制度隔离，既有现行教育财政负担机制的缺陷，更有城市管理者对底层劳动者价值的漠视、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蓝方援引称，苏州此前的流动人口积分规则中，还有违法犯罪、失信行为等扣分“分值不限”条款，这意味着流动人口父母的过错将直接转嫁到子女的积分入学权上。
社会学者如毛大庆等就呼吁，应加速优化各地积分入学制度设计，取消将居住证作为硬性入学申请条件之一，在学位充足的行政区尽量探索“租购同权”，以积分加分的方式激励成绩优异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从民办小学升入公立中学等，以缓解直至消除由来已久的留守儿童问题痼疾。
“随迁入学是大势所趋，在优化积分入学制度设计时，各地可灵活探索更多符合入学要求的替代资料，有条件地放松对居住证的强制要求，呼吁更平等的市民待遇能够普及。”程红艳称。


2023年北京市非本市户籍学生小学入学流程。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网页截图
应对人口之变设计教育激励
推动随迁子女平等入学可实现多赢
为儿童随迁入城接受义务教育，不仅是政府与家庭如何分摊教育成本的问题，更涉及政府间的教育支出责任分摊以及教师编制、薪酬标准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当前机制下，流入地政府在提供义务教育服务时，缺乏内生激励，就算主观愿意解决流动儿童的问题，也还会面临一些障碍。”聂日明呼吁，要适当的在财政、办学给予地方、基层自主权，提高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效率，让地方政府有意愿主动解决儿童随迁进城接受教育问题，而不仅仅靠上级政府的“胡萝卜”（补贴、转移支付）和“大棒”（督查、约谈），“核心的问题还是做对激励”。
“均等化的公共教育服务，也是国家反复强调推进的既定政策。”程红艳则在采访中指出，对于一线准一线城市的教育资源来说，寄望公办学位短时间内大幅扩容来覆盖绝大部分流动儿童入学需求是不现实的，关键还是应逐步提高随迁子女积分入学公办学位供应，并逐步降低积分入学的资格门槛，以保障政府减少民办学位补贴后扩大的公办学位需求。
熊丙奇也指出，解决留守和流动儿童问题，关键要让他们享受在父母工作地“同城求学”待遇，同时要结合人口流动增减，探索建立以省级财政统筹为主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使省级财政统筹部分也有跨省流动的基础，“学生如跨省流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部分可以直接划拨，这就实现了各地教育经费随人口变化的动态调整。”熊丙奇表示。
而据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伴随当前出生率的不断下降，学龄人口数将先达峰后减少，未来政府或将面临学龄孩子这两年增加、过几年又大幅减少的情况。虽然当前如北上广等一线超大型城市的中小学学位数量仍旧紧张，但在少子化、老龄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下，不少地方的民办幼儿园已开始面临招生难困境，部分中小城市疫情后甚至出现生源断崖式下降，一度出现关停潮。以深圳为例，深圳的常住人口从2022年起已经出现下降趋势，供给这一群体的学位需求可预见地在未来几年也将呈逐步降低。而与深圳同体量的北、上、广、杭，以及诸多新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强二线城市，也都面临着几乎同样的未来规划问题，一方面城市容量和产业规模在增长，另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在老化，年轻劳动力的供求越来越不平衡。
“更多的劳动力需求，便意味着更多随迁子女的教育需求。”聂日明直言，在人口变化的大情势下，各类型城市的随迁子女入学及升学的政策应顺时而变，这也直接决定了各地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源质量的高低。他表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一二线城市完全有可能采用适度放开的随迁子女政策，一来解决不符合原有入学申请条件的随迁子女教育问题，又不会挤占太多常住人口的原有权益，“根据各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资源禀赋，量体裁衣灵活探索，不同规模的城市，流动人口入学政策宽紧度应量体裁衣、灵活探索，分步走，切忌一刀切。”
据陆铭团队牵头的一项调研显示，对于一个从农村进城的人口，越早进城，就越有机会在城市里获得服务业就业岗位，并且收入更高。“让留守儿童问题尽早随迁进城，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是顺应现代化发展趋势的，也会让流动人口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不仅就业收入能持续增长，还可以更有效地被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陆铭表示，应对人口之变，现在就是大幅度降低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门槛的最好时机，“只要在体制上能够做进一步的改革，城镇化就可以释放体制红利。这既能够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进城问题，又不至于让闲置的学校出现资源浪费。”
儿童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文明传承的保证，其发展状况构成未来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一个健康的社会首先是儿童能够健康发展的社会。如何让这1.38亿儿童不再徘徊迷失于留守与流动间，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权，中国基层义务教育均衡仍任重道远。
采写：南都记者吕虹发自北京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40327A04ZKT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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