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过去，我们仍旧怀疑城市生存，却再难相信“诗与远方”

jq3376 · 发表于 2021-8-31 10:01:00|来自：中国浙江湖州

约莫十年前，“逃离北上广”一词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线，引发不小的讨论。在《南边周末》的一期“逃离北上广”专题中，文章作者曾写下如许一段话：
逃离大城市的压力后，他们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与固化。在他们对城市做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批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路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渴望。
十年过去了，人们仍旧怀疑城市生活，却再难相信诗与远方。面对脱离或是留下的选择，有些年轻人的负担似乎更重了。而另一些年轻人则更为主动地选择脱离。他们的目的地不尽雷同，出现的状态也参差不齐。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想要探究近段时间涌现的“返乡”热。在此，“返乡”并非是狭义地回到故乡或是回到乡村。我们临时借用“逆城市化”的概念，将其界说为“从大城市流向中小城市及郊区乡村”的迁移行为。
文章先从近来一起“低欲望乡村生活实验”聊起，还原与分析当下关于脱离城市、回归乡村生活的种种争论。接着，我们将回溯“逃离北上广”的源头，对比这两波“返乡”潮的相似与差异。最后，我们回到问题本身，理解“返乡”背后更为根本性的精神诉求。
撰文 | 青青子
01
“返乡”争议：
谁拥有对乡村生活的解释权？
我们不妨先从前段时间的一场争议提及。早前6月，一篇名为《我为什么选择山村低欲望生活？这是对现代奴役的无声抗争》的文章在豆瓣广为流传。豆瓣用户@夏冰雹在文章里分享了本身如何下定刻意辞掉大城市的白领工作，回到浙江西部，过上闲云野鹤、内心充盈的山野生活。在回到乡村之前，“夏冰雹”和大部分城市中产青年一样，“挤在小小的出租屋”“工资的60%都上交给房东”，天天还得“像个机器一样打卡”，耗在噜苏的流程与机器化的重复工作之中，时不时担心本身“早晚成为报废的螺丝钉”。
“夏冰雹”关于都市职场生活的声声泣诉无疑戳中了很多网友的痛，但她的“低欲望”乡村生活经历却引发不小的争议。该篇文章发出后不久，另一位豆瓣用户@X316写下文章《“低欲望美好乡村生活”真的像看上去那么美吗？——从民宿到茶园，我来讲讲本身的真实乡村生活体验+回归乡村的可操作性评估》，质疑夏冰雹所谓回到乡村才气低欲望生活的做法是城市中产对乡村的浪漫化想象，乡村生活远非她笔下那般舒适美好。她的低欲望生活无非是“赚着城里工作的钱，在乡间度假”。

电影《小丛林》剧照。
一来一回的争论牵扯很多维度，焦点还是在于城市生活不好，回到乡村是否可行的老问题。在《澎湃头脑市场》刊发的《“低欲望乡村生活”争议：都市青年的困境，乡村不是“解药”》一文中，作者曾于里认为，这场争论整体上并没有逃离“诗化乡村”与“残酷底层”的二元想象框架，两者的直接分歧在于乡村解释权的争取。
城市中产对乡村的二元想象这一话题并不奇怪。一方面，在消费主义狂飙突进的这些年，乡村早就不只是“诗与远方”的乡愁化身，更被收割为新生代网红符号。以近期风头无两的阿那亚为例，这个曾经濒临停业的文旅地产项目，凭借依海而建的地理上风，摇身成为万千文艺青年的度假胜地。根据“燃财经”的文章报道，每年有近40万人来阿那亚打卡，社区服务商业运营获得高达5亿元营业额，人均消费到达1250元。而在本年端午期间，阿那亚的住宿代价一度上涨到一晚7000元的天价。
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浪漫化乡村的批判又倾向于放大乡村社会落后、残酷与暴力的一面。这也导致乡村社会被进一步本质化与神秘化。这在曾经的爆款文章《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中可见一斑。
某种意义上，上述两种有关乡村生活的叙事正是城市化与现代化的一定结果。罗雅琳曾在《上升的大地》做过体系叙述。她将比年来各类返乡叙事总结为“乡愁”与“乡怨”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梁鸿、黄灯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回籍日记”。它们聚焦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事浮沉，哀悼物是人非，同时愤恨现代性暴力对乡村的摧毁性影响。另一种则是以各类“防亲戚”“春节回家自救”为代表的“乡怨”模式。它们所表达的是年轻人在担当现代生活的价值观之后，不得不面对来自乡土社会的故有沉积。

彩虹合唱团的《春节自救指南》视频截图。
围绕当下关于年轻人脱离城市、回归乡村的探究，往往也被上述批判话语所主导：对乡村的浪漫化想象折射了城市中产阶级的自我意淫，掩藏了农村社会的残酷现实……但究竟是，差别人的经历各不雷同，广泛性的批判话语并不能概括真实的状况。
02
两波海潮：
从逃离北上广，到无尽的奥德赛
当代年轻人对脱离城市、回归乡村的渴望，不只是近来才有。早在2010年，“逃离北上广”入选当年的“十大房地产热词”。也是在那一年，中国社会刚经历完第一轮城市化海潮，一线城市的房价物价节节攀升。不少在一线打拼的年轻人（其时也被称为“蚁族”）第一次动了脱离的念头。
据其时的数据统计，北京市当年房价同比增长42%。一份金融机构出具的《2003-2011年北京商品住宅成交走势》陈诉给了我们更为精确的对比数据：2003年，北京楼市商品住宅的成交均价为4456元/平米，到了2011年，北京楼市商品住宅的成交均价是21929元/平米。

电视剧《蜗居》（2009）剧照。
面对买房无望的现实，“选择留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选择在老产业咸鱼”成为当年横亘在很多年轻人心中的疑问与抉择。交际媒体上展开了一场关于“大城床vs小城房”的激辩。两方的论点在今天看来可能没什么奇怪，前者强调城市生活的开放、多元以及相对公平的时机通道，后者直指“城市病”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例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竞争激烈等。
随着媒体对这批年轻人的追踪报道，人们渐渐发现，逃，是逃不归去的。城市文明的洗练，洗去的不仅是乡音，更是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在此意义上，城市生活虽有千般不好，但故乡封闭的熟人社会更是一片狭窄水域，是一张不再融得进去的人情网络。
在《南边周末》发布的“逃离北上广”专题中，文章作者如许写道：“逃离大城市的压力后，他们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与固化。在他们对城市做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批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路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渴望。”

电影《江山故人》剧照。
随后几年，“逃离北上广”的声音渐渐被“逃回北上广”所代替。其间的代表性文章包括何三畏的《北京，难以脱离》以及《南边人物周刊》上登载的《北上广，逃离还是逃回？》。后者陈诉了几位从大城市回到故乡的年轻人，最终发现本身成了故乡的“异乡人”：一位曾在上海从事IT工作的年轻人回抵家乡，躺进“体制”，发现安稳生活的背面是“人脉与后台”；另一位回抵家乡开起网店的年轻人固然摆脱了“关系”的依靠，却仍旧受困于故乡匮乏的文化生活与有限的消费选择。
如今回过头看，其时这拨“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困窘，是在城乡不停迁移中，既无法在大城市里安身立命，又无法落脚故乡的飘零状态。这也是生长于城市化海潮的一代所注定要面对的运气。
十年过去了，城市化的海潮席卷了几乎每一寸的地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制止2019年年底，中国城市化率初次突破了60%。乡村社会在其间几经浮沉辗转。随着生齿不停外流到城市，乡村从曾经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变化成为不少学者口中的半熟人社会。这也意味着大家情子、血亲情谊的来往规则发生了松动。但与此同时，城市化的发展在地域之间又是极为不平衡的。长三角地域广泛现代化水平高，而本来占据竞争上风的传统工业城市（例如东三省）却渐渐失语，生齿流失的现象日益严峻。

电影《钢的琴》剧照。
与此同时，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返乡潮出现出更为流动和多元的样态。与十年前广泛返回到故乡的做法差别，这一回，年轻人的返乡选择开始更为多样，乃至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的乡镇，而是包括一些欠发达地域。
我们由此看到了两种范例的“返乡”：一类是以“隐居吧”为代表的普通年轻人，他们大都身世寒微，怀揣城市梦，辗转多份工作（或者打过很多份工）后，选择到经济欠发达地域买/租一套便宜房蜗居，过着闭门不出的蛰居式生活。前不久，“先生制造”的一篇《失落的年轻人：请向我保举一个地方隐居》文章就报道了“隐居吧”中一位名叫杨明威的隐居故事。杨明威出生于江西上饶，隐居之前，他曾在上海、北京等多个城市流落打工，做过保安、建筑工、装修工、淘宝客服、游戏代练。十年的城漂生活所换来的是一小笔积贮和昏暗的未来。去年冬天，他来到河南鹤壁，以三万七千元的代价买到了本地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自此过上了一周只出一次门的隐居生活。
另一类是以“夏冰雹”为代表的城市中产青年，他们广泛拥有高等学历，也曾在一线城市有着一份不错的白领工作，他们的脱离更多是一种主动的选择，目的地也多为浙江、云南等相对发达开放的村镇地域。对于这些人来说，脱离城市、回到乡村并非由于过不下去，而是一种文化或生活方式的选择。
只是，无论是哪种，与十年前相比，今天年轻人所面临的抉择依旧是艰难的。这种难，在于无论去到那里，好摆脱的是外在的物质环境，难摆脱的是一整套与“效率”“成功”有关的社会价值体系与缺位的社会保障网络。于是，哪怕夏冰雹跑到了浙江的乡野，她的生活依旧不是真正的低欲望。在山水草木之间，她的中产梦显得醒目而耀眼。而杨明威跑到了河南鹤壁，却终究在一场罕见水患过后发现，这里也并非超然世外。
03
“返乡”，何以可能？
自古至今，做一个幸福的人似乎都与归故乡居有关。古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清闲安闲，今有被挪用为营销话术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撇开当下关于“返乡”叙事的种种争议与现实逆境，我们看到更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像前文“夏冰雹”如许主动选择脱离城市，重新寻找栖息地的年轻人正变得越来越多。而雷同杨明威如许的蛰居现象，也引发不少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学界就此提出过“逆城市化”的概念。“逆城市化”当然是一个舶来品。最早由美国地理学家波恩提出。他认为，“逆城市化”的出现，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一定激动”。

电影《美国甜心》剧照。
学者张慧在《中产阶级逆城市化的移民现象——以大理为例》的论文中爬梳了“逆城市化”概念的历史脉络。她指出，“逆城市化”首先出现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上世纪70年代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到达70%，大城市生齿开始制止增长乃至减少，生齿和其他资源渐渐流向中小城市，特殊是大城市周围的郊区小城镇。
她在书中以大理新移民为研究对象，探究大理“逆城市化”发展的路径与模式。她首先肯定了这种逆城市化生活方式作为解决“城市病”的有效性，同时她也承认当下“未饱先变”的逆城市化发展会给本地居民与生态带来负面影响。后者也是城市中产下乡长期遭受的诟病之一。
张慧未曾提及的，大概是“返乡”渴望背后更为复杂的精神诉求：它不仅关于人们对现代城市生活的不满，或是一种广泛性的失落，它更是关于在一个不答应失败的环境里，一部人年轻人试图寻找一个出路、一份可能。
只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返乡”的可能与否，并不取决于你身处那里，更在于你是否有充足的勇气跳出现有的价值体系，重新探索与创造一种也许会失败的生活。在此意义上，“返乡”寻求的更是一种精神性的突围。如果一百年前娜拉留给我们的遗产是“出走”，出走之后该怎么办大概是横亘在每一个“返乡”人面前的期间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