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万外卖骑手，是如何被美团饿了么剥离用工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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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财经出品 文|张凯旌 编|深海
千万外卖骑手，不但困在系统里，也困在用工关系里。
克日，北京致诚农夫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对外发布了一份包含1907件有效讯断数据，长达57页的《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下称“《报告》”），展现了过去10年间，外卖平台用工模式发生的复杂而快速的演变，并渐渐发展出3大类及8种主要模式。
通过模式改变，外卖平台成功地将骑手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和用工风险向外剥离、层层区隔，通过一系列外貌的法律安排以及配合此中的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和机动用工平台，将骑手的劳动关系一步步打坏，从而将其悄然推向权益保障的边缘。
如今，外卖平台和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的法律隔离效果明显，外卖平台的认劳率根本控制在1%以内。
一场交通变乱背后的复杂法律关系
邵某某从2017年10月起成为“饿了么”专送骑手，在北京从事全职外卖配送工作。2019年4月一天的深夜，邵某某刚刚送完最后一单，正当他骑着电动车在路边溜达，等待12点后台审批下班时，一辆打着远光灯的大货车劈面驶来。随后，邵某某掉进了路前方的大坑，造成全身重伤。
由于在北京没钱治病，邵某某返回故乡后边治疗边养，并于半年后确认变乱已构成9级伤残。至此，邵某某渴望确定工伤，但用人单元的寻找，却成了一大难题。
在委托致诚中心寻求法律援助后，邵某某很快打赢了北京的劳动仲裁，成功与站点所属的迪亚斯公司确认了劳动关系。但一周后，邵某某却接到了迪亚斯公司在其注册地重庆对其提告状讼的消息。
诉讼所在变更后，诉讼结果也发生了改变。2020年11月和2021年5月，邵某某只管得到了致诚四川农夫工法律援助站的资助，还是一连输掉了一审和二审，一时间获得工伤赔偿的渴望根本破灭。但致诚并没放弃。
在致诚公布《报告》的前一天，本案的第五个法律程序刚刚开庭。由于迪亚斯公司在重庆开庭时曾称，自己已将相干配送业务外包给太昌公司，且邵某某的工资一直由太昌公司发放，所以如今致诚方面的告状对象是太昌，并由饿了么承担连带责任。
“案子打到中心的时间，我们一度感到绝望，由于找不到用人单元，这恰恰说明系统的复杂性、严峻性。劳动者受伤两年多，法律程序走了1年多，难道劳动者权益受到伤害后都需要付出云云巨大的代价吗？”北京致诚状师事件所主任、北京市委法律专家库成员佟丽华称。
佟丽华还称，整个过程中，饿了么平台没有见到任何的反思，没有表示对受伤劳动者的任何歉意，没有对这个过程，对众多的劳动者如何办理相干题目有任何意见。甚至还提出赔钱可以，但饿了么平台不想签任何字，只想拿钱签保密协议，把案子办理掉。
10年演变出8种工作模式，个体工商户认劳率降为0
致诚中心作为一家专业的农夫工法律援助机构，意识到邵某某的艰巨是千万外卖骑手的一个详细缩影，其本质上是由外卖平台用工模式在现实中演变出的复杂形态所致，而这些隐蔽在外卖系统内的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至今尚未被充实展现和讨论。
为全面相识外卖平台用工模式及存在的相干题目，北京致诚农夫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历经近三个月的时间进行实地走访，与行业专家深入交换，并在50多位具有法学、经济学、盘算机学等专业背景志愿者的资助下，制定了一份包含1907件有效讯断的《报告》。
雷达财经获悉，《报告》中对近十年外卖平台用工的三大类八种模式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外卖平台出现前，餐馆通常会自雇员工进行配送；外卖平台出现后，外卖员转而由平台统一招募，而在外卖市场规模化前期，平台仍会以优厚报酬吸引大量劳动力涌入配送市场。此时，外卖员与平台间，仍会直接创建正式的劳动条约关系。
在这个阶段，平台也大概采取劳务派遣的用工方式，即在骑手和平台间，添加一个劳务派遣公司。但我国的《劳动条约法》包管了，劳务派遣单元与用工单元在劳动者受到侵害时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外卖平台发展中期，运力资本大幅增长，但平台间又“卷”得锋利，于是优化运力结构就成为了各大平台的首选，众包模式应运而生。
不过，法院几乎从来不会认定众包骑手与外卖平台存在劳动关系，即使是在外卖平台直接与众包骑手签署合作协议的阶段。由于众包骑手自由度非常高，平台对其的使用和管理，与劳动法中的用工管理有很大区别。
而在外卖平台与众包服务公司合作，进一步将自身与众包骑手进行“法律隔离”后，法院就更不大概认定平台与众包骑手间的劳动关系。仅在极少量的场景下，法院会认定众包服务公司与众包骑手间存在劳动关系，如该骑手在单一外卖平台从事全职配送，且造成损伤的场景严峻。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众包服务公司自身反抗风险的能力都有待商讨。蜂鸟众包的众包服务公司之一注册资本仅为5万元，尚未实缴完毕，还在2021年上半年两次被列为失信被实行人。
众包出现后，紧接着平台的“正规军”也被外包给了配送商，但大量配送商在入职过程中要求骑手签署的承揽协议、合作协议、兼职协议，让专送骑手的劳动关系认定和权益保障受到极大影响。同时配送商的存在，也让专送骑手渴望外卖平台承担用人单元责任的控诉多以失败告终。
在此底子上，还有配送商将全部或部门配送业务转包或分包给其他多个公司甚至个人，形成一张复杂的外包网络。这就更让外卖平台撇清了与专送骑手的法律关系。
而邵某某遭遇的，正是经过多层演化后的网状外包模式。经过一系列的腾挪，骑手的劳动关系已被彻底肢解，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也越发难以确定用人单元。
但这还并不是用工模式演化的终极形态，在近期的报道中，不少专送骑手已经被注册成个体工商户，这直接把原本骑手和配送商的雇佣关系，变成了骑手与机动用工平台、配送商的平等合作关系，而平台，已几乎不大概被认定为用人单元。

凌驾1900份讯断书也对上述演变进行了佐证。据《报告》统计，1907份有效讯断中，涉及美团、饿了么的案例共有1719份，此中涉及专送骑手的凌驾1500件，众包骑手的只有不到200件。
专送骑手劳动权益保障的主要条件是与用人单元确认劳动关系。起初在外卖平台自营时，骑手认劳率可达100%，当外卖平台将业务外包给一级配送商后，专送骑手认劳率跌至81.93%，当配送商将业务再次外包，专送骑手认劳率进一步跌至47.46%。
在这此中，认定劳动关系还有对象的题目。外卖平台由自营转为外包后，被认定为用人单元的概率从100%骤降至0.32%，到个体工商户的模式时则降为0。而配送商通过外包和个体工商户的模式也成功将法院的认劳率从81.93%降至47.46%、58.62%。
在侵权类案件中，外卖平台原本需承担的雇主责任几乎全部转移给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由平台自营和劳务派遣的100%降到15%以内。

基于此，《报告》提出了外卖用工模式的几大挑战，分别是：合作用工方式人为打坏劳动关系、外卖平台权责不统一、配送商市场脆弱且正逐渐发生畸变、骑手劳动数据与个人信息保护不到位、众包模式从机动用工转向粘性用工。
未来该怎么办？
对于《报告》中展示的题目，佟丽华以为，应尽快修改劳动条约法和社会保险法，并明确平台企业的用工主体责任。
“平台通过算法和数字化对骑手进行实时的管理和监督，把握了全部数据，享受了最大利益，但如今平台把主体责任全抛给别人，这是不符合的。我认同平台通过协议将责任分配给其他合作公司，但在这个过程中，平台依然要承担主体责任。一边去逃避、推卸自己本应承担的劳动用工责任，一边去做一些所谓的公益，有什么意义？”
致诚方面指出，外卖平台应确保专送骑手创建正式的劳动关系，并对合作公司设立资质要求和准入门槛。可以参考建筑行业规定，禁止合作公司进行转包或对业务主体部门进行外包。
佟丽华还建议国家开展专项治理，推动企业完善改革用工制度。
详细而言，可以对市场上的配送商进行全面摸排，或针对机动用工市场采取联合观察行动，用来加强对用人单元法定义务和个体工商户注册审核机制的监督。
此外，佟丽华还倡议让更多的组织加入到资助劳动者维权的队伍中来。“工会可以推动到场相干的执法工作，我们也需要更多专业的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公益服务机构。”
社会保障政策专家、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余少祥指出，《报告》很扎实，其结论和建议具有可操作性，下一步可以深入研究哪些法律条款需要修改、怎么修改，如许能达成更好的效果。
雷达财经留意到，继7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引导意见》后，9月10日人社部、天下总工会等四部门又对美团、饿了么、滴滴等10家平台以引导平台如何保障劳动者权益为主要内容进行了约谈。
层层区隔、逐渐剥离平台风险的用工模式，是会切实回归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蹊径，还是会继续演化出新的“变种”，雷达财经将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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