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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熊丙奇（教育学者） 编辑 李潇潇 校对 刘军
家长反对教师多布置作业，孩子就被孤立并被要求转学？
据媒体报道，在贵州，一所当地“顶流”小学的一名家长反对教师给孩子布置过多书面作业，与教师发生冲突，结果遭全班共39名家长中的37名家长联名“请愿”，要求这名家长的7岁孩子转学。
首先必须明确，这37名家长的联名“请愿”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因为，接受义务教育是每个适龄学生的平等权利，任何人不得剥夺，投票、“请愿”属于参与公共事务进行公共决策，而依法保障适龄孩子的基本受教育权，并不在此范畴。
也因此，当地教育局已经对涉事教师做出师德处理，并对学校相关领导进行约谈。但该处理通报发出后，仍有不少家委会成员和家长为涉事老师“叫屈”，要求这名家长“给各人一个交代”。
在此现实情况下，我们该怎样理解多数家长支持学校教师的“违规”做法？学生“减负”的规定又该怎样执行？这些风波背后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12月29日，据教育部官网消息，《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指出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可实施教育惩戒，根据程度轻重将教育惩戒分为一般教育惩戒、较重教育惩戒和严重教育惩戒，并禁止击打、针刺、反复抄写、辱骂等7类不当教育行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称，该《规定》对老师不当惩戒行为进行约束，但需给予教师惩戒自主度量权。《规则》将于2021年3月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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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要求“减负”被“孤立”并不意外
不论是按“双减”意见，照旧之前的减负规定，学校老师都不得给小学一二年级低年级学生布置书面作业。因此，这名家长反对教师给自己7岁的孩子多布置书面作业，是正确的也应该得到支持。
家长是促使“双减”落地生根的重要力量之一——家长积极配合，反对学校给学生“增负”的步伐，并向教育部门举报，由教育部门进行查处、问责。
之前，我国给中小学生减负的效果并欠好，就是因为不少学校违规补课、组织考试、公布学生成绩排名，家长并不向教育部门举报，教育部门也视而不见。
但是，要求严格落实“减负”步伐的家长，却被其他家长“孤立”，也并不令人意外。
前年，南京就发生家长反对给学生“减负”的风波，家长质疑“减负”让学生变“学渣”。最近也有新闻报道，上海一所初中学校也发生一名家长举报学校举行“月考”，却遭到其他家长“怒怼”。
这些家长的理由是：你要“减负”是你自己的事，不要影响其他孩子追求进步。老师“违规”给学生布置作业、学校“违规”组织月考，这是“真正对学生好”，都不做作业、都不考试，难道中考时“开盲盒”？
一些家长甚至因此质疑举报的家长是别有用心，是自己孩子不行，也让别的孩子不行，或者自己有条件给孩子补课，而故意让学校不给孩子布置作业云云。
这就是当下的现实，“双减”生态下困境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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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亟须走出“减负”的“囚徒困境”
客观而言，由于我国的教育评价还存在唯分数、唯升学的问题，因此基础教育存在应试倾向，严重竞技化、功利化。“双减”致力于消除教育的“剧场效应”，让每个学生、家长都“坐下来”舒适地“看戏”，也就是因循孩子的成长规律让其学习、快乐成长。
然而，在严格监管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之后，很多家长依旧不愿意“坐下来”。他们担心自己“坐下来”了，其他家长依旧“站着”，自己的孩子必定在“提高1分干掉千人”的升学竞争中吃亏。
于是，在校内，默许学校违规布置作业、补课，在校外，学科类培训从公开走向“地下”，“保姆式家教”“高端私教”受追捧。
可以说，“减负”也成为家长间的博弈——你“减”，别人不“减”怎么办？在“减负”博弈中，很多家长陷入“囚徒困境”之中。主动跳下“应试军备战车”的家长少之又少。
在这些“特立独行”的家长“跳下车”的行为对其他家长不构成影响时，其他家长没意见，否则就会像此事中被孤立的家长一样变成众矢之的，甚至本该维护学生与家长利益的家委会也成了学校为学生“增负”的“工具”。
说到底，“双减”要起到减轻学生负担的实效，只盯着校外培训机构和学校的规范办学是不够的，仍需发挥学校的教育主阵地作用。
为此，有必要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和学校办学改革，及早创建多元评价体系，引导教师、家长形成新的教育观和人才观，才能让我们的基础教育走出“减负”的“囚徒困境”，不再出现7岁孩子因作业问题被联名要求转学的荒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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