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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写这篇记者眼，我去翻了三年前写的一篇杂记，重温了一些快要被我忘掉的事变。有时间觉得仅仅从学理上探究烦闷症挺避重就轻的（点击阅读《萧易忻 社会学怎样明白烦闷症》），但真正要誊写经验又非常痛苦。
读本科的后两年我常常往医院心理科跑。挂不上号的环境偶尔发生，这时我就得在诊室外面坐一下午等加号，因此也见识了很多世相。
来这里的人远比我想象的要多，几个十来岁的孩子缄默沉静地盯着手机，家长的眼神里也带着迁就。有人特地从外地赶来，他们操着江浙口音，谈论本身的见解。“现在的小孩啊，就是被手机害了。我们读书的时间哪儿有手机啊，他们成天到晚看。”一位母亲锁上本身的手机屏幕后总结道。
“这个毛病啊，还是要本身看得开。她就是工作上压力也大，回家来也有压力，就扛不住。”陪妹妹来医院的哥哥这样说。兄妹俩都已届中年。在开着暖空调的室内，哥哥把衬衫领口的纽扣解开，但依然热得脸上冒汗。他谢顶，尤为健谈。
妹妹则要寡言一些。她染着栗色的头发，扎成马尾，穿浅驼色的毛衣，镶着水钻的金属耳环闪着亮光。这位中年女人先打电话督促孩子做功课，之后和邻座一位刚拿到检测陈诉的男孩聊起天：
“你看完了？”她问。
“见了医生一会儿，之后给她看测量结果。这个看欠好吧。”男孩说。
“看得好的，我第二次来了。我对本身有信心。”
“你就来了一次就开心了？”
“好多了。”女人笑着，门牙有些凸出。“你为什么来的？不开心啊？”
“我就是不开心。”男孩把写着测量结果的纸卷起来，敲打座椅扶手。
之后男孩走进诊室。女人打开手机玩消消乐，音效提示她消去了三个水果。
男孩和他的父亲看上去像很久没有剃头，他们乘飞机赶来上海。父亲肤色黝黑，灰扑扑的裤脚下是一双簇新的旅游鞋。他和医生说想在这里做长期的心理咨询，医生则觉得他们住得太远不方便。父亲急遽包管他们可以一个月来一次：“我们坐飞机过来，很快的。”医生说这样不可行，让他再考虑一下，听听孩子的意见。
下一位患者已经进来，父亲只得退出。
而在诊室外，医生的同事又转来一位病人。助理让这位女生加号，在外面候诊。此时是下午4点半，门诊已经熄灯，大部门科室已经下班。只有临床心理科的走廊里坐满了人，一位从浙江来的母亲说，他们上次轮到看病是晚上7点。
在那篇杂记的最后，我说有机会的话想写一写心理科诊室门外的一千种人生。写关于心理疾病的名词怎样舶来并在中国扎根，更紧张的是写诊室外两代人的相遇，在转型的割裂下这些热切而朴素的中年人怎样拼命奔驰，或是希望解决本身的困惑，或是希望跨越巨大的裂痕，追上本身的孩子。
其实生活很多时间都不是那么快乐，它充满了噜苏、郁闷和焦虑。然而我们似乎都不太善于与这些感情相处。我们被教导要乐观积极，急于摆脱悲伤，拥抱快乐。
不快乐也可以。记得咨询师有一次和我说：“对于那些逝去的东西，我们哀悼它。”哀悼意味着什么呢？也许是一个容纳悲伤的仪式，安放那些沉重的、颗粒度更细的感情，然后继续往前走。
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说法是，“烦闷的反面不是快乐，而是生命力。”希望我们都能尝试着允许功德和坏事在本身身上发生，并相信本身能生长出气力去接纳它们。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30220A06DL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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