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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路迟
关于“孔乙己”的讨论似乎没有经过特别的发酵,却以一种类似时代词典的方式,进入了微不可察的日常生活语境里,大学生为五千元的均匀月薪叫屈,是观念里脱不下长衫;放弃白领工作去做体力活儿,则是勇敢脱掉了“长衫”,各种活法,来来去去,总是有关“长衫”。
这个词最开始出圈时,仅一句话,就足以俘获千万年轻人内心的强烈认同:
“如果没有上大学,我可以开开心心进厂拧螺丝。如果没有上大学,我可以毫无负担地摆地摊……学历不但是拍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
《幸福到万家》剧照
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自比孔乙己,代表学历、读书人身份的长衫,成了束缚求职广度的枷锁。
很多时间,自嘲是一种有意或无意识的生存本领,是一种认知层与环境的磨合与部门妥协。
“脱不下来的长衫”,也许并不止代表精神上的束缚,也代表不妥协的那一部门,与曾经流行的“丧”文化、“躺”文化有类似之处:多少人一面自我挖苦,一面继续奋斗。
而妥协,往往是介于他者评价与自我说服之间的一种动态概念。真正的妥协,是“自愿”当家庭主妇的农村女孩,即便被解读为“个人选择”“自由意志”,但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向不够抱负的大环境的妥协。
近期引起热议的《我:毕业5年,存款5000 她:中传硕士,暖锅店保洁》
这么看,因无法找到工作而被迫赋闲,或自以为降低尊严与个人价值屈就的大学生们,是否同样应该被相信全然出于个人自由意志?
任何时代,个人选择都是离不开环境的,个人对内的自圆其说,与对外的解构和态度,都不该忽视大环境这缸浑水。
鲁迅在《孔乙己》里刻画的,是一个具体的、把人逼成“似人非人”的凉薄社会,而我们在现实中唱哀的,却更多是抽象而不准确的、所谓“眼高手低”的青年观念。
将对“孔乙己”的自喻和自嘲,全部归于个人的浅薄与短见,属实曲解了鲁迅的良苦用心。
现代社会的真正悲剧,是十数年苦读教科书,却仍然没能弄明白孔乙己真正的寓意,是孔乙己仍然可以被当做“再读已是书中人”来唏嘘自嘲。
01
可笑的不是孔乙己
评价一个捏造小说中的人物,不可能脱离作者来谈论。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一个旧式社会的注脚,也是注定要随着旧时代消逝的人物,但对于孔乙己,鲁迅的态度,痛惜是大于嘲讽的,是“哀其不幸”大于“怒其不争”的。
鲁迅
作为清末民初的标准读书人,孔乙己知道“茴”字的四种写法,却考不上秀才,因为没有其他营生,他的生活窘困潦倒,不拖欠酒钱,却偷书度日。迂腐懦弱的性格里,倒也有着温良的一面。
这样一个人,简直不讨喜,但要说恨,其实也是恨不起来的。
真正可恨、可笑的,是与孔乙己处于同一个环境,且某种程度代表着大环境腐变的另一些人。
小说里孔乙己一共出现了四次,第一次出场,鲁迅就将他置于了一个具象的情景里:鲁镇旅店里,“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
这无疑是一个充满冷漠与凉薄的、围聚乌合之众的环境。“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孔乙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存在,大概更准确地说,没有职位的读书人孔乙己,对他人而言是无关紧要的存在。
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文人、清末的科举附和者,“唯有读书高”的古板进仕思想在孔乙己脑袋里根深蒂固,但这种思想惯性,同时也在彼时代其他大部门封建文人脑海里根深蒂固。
《孔乙己》
彼时正处于科举制职位的降落阶段,但“中举”在大部门封建文人内心的至高职位依然根深蒂固,刚刚过去没多久的、他们所成长和经历的时代,多少底层读书人靠科考改变命运,即便没能取得功名,读书人大体上也是受社会恭敬的。
但到了民国,孔乙己几乎是一定地成为了时代的炮灰,传统的知识失去了意义和尊严,西学开始东渐,实业救国成为潮水。
决定封建社会“士人”职位的唯一门路“学而优则仕”失效了,没能进入官场成为统治者的一员,孔乙己便注定只能是一介书生,不为社会所接纳,只能被群众嘲笑、欺凌和欺侮。
即便陷入穷困,即便没钱到“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只能与处于社会底层劳工的“短衣帮”一起站着喝酒,他也坚持不乐意褪下身上的长衫,固执而稚子地用一些外貌象征来维持自己读书人的身份。
读书人,大概说,“做题家”,在一条相对稳妥的、看得见规则的门路上按部就班成长十几年,内心怀揣着某种最强烈甚至是唯一的价值理念,进入真实世界后,陡然发现,现实规则并非如此,或是曾经行得通的秩序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动。
《赤狐书生》剧照
这个时间,又如何能求全谴责他们抓不住时代潮水,嘲笑他们的迂腐和守旧呢?
总之,孔乙己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许多旧文人的悲剧,也许孔乙己简直酸腐、懒惰,但他的根本悲剧并不是自身的性格弱点造成的,而是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思想封建等级观念造成的。戕害者,既是那些冷漠的权势附和者,也是环境秩序自己。
02
多余的人
刻画知识分子的堕落和凄苦,是现当代中国作家的一大爱好。
百年前,俄国文学里的“多余人”这一概念被一批五四作家转译传送到了中国,演化成一种独特的、具有鲜明左翼色彩的苦闷知识分子群像,他们在中国作家笔下被称为“零余者”。
最早在浪漫主义作家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里,主人公心怀抱负,却到处受挫,无力反抗环境,却又没办法完全妥协于现实,苦闷与孤独中,只能转向恋爱和情欲寻求精神寄托。
郑振铎在《俄国文学史略》(1942)里分析:主人公“一以贯之的气质,就是孤独、内省、敏感、自卑,愤世嫉俗而又负载着不堪忍受的感伤……恶浊的社会欺侮他的良心,鄙视他的才情,又磨损他的敏感,使他失去正常的人性发展的余地,转而以反常的病态向社会施以处罚,也向自身实行自戕。”
俄罗斯文学里的“多余人”,大体指接受过高等教诲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他们拥有高尚的抱负,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且多半无能改变现状,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成为一个苦闷忧郁的多余人。
这一形象最早出如今屠格涅夫发表于1850年的小说《多余人日记》里,主人公丘尔卡图林一事无成,爱情失意,疾病缠身,在死亡迫近之时,他只能沉湎于远离生活的内心世界中。
屠格涅夫《多余人日记》
这么看,从百年前的“多余人”,到今天的“孔乙己”,都是在时代洪流中找不到个人定位的知识分子形象。继承着抱负与现实的撕裂,自小接受的教诲理念与冰冷的外部环境之反差,渐渐变得迷茫和苦闷。
迷茫和苦闷,自己不是问题,即便不拿知识分子说事,这些也符合人性逻辑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但值得一提的是,郁达夫以为,“真正的零余者,是对社会没有任何用处的人”。
这么看,“孔乙己”们某种程度上也是“零余者”。不外,“零余者”的边缘感更多来自时代的更迭和变动,强调对外的抱负性失落,“孔乙己”们则更多朝向对内的个人迷失。
将全部青春年华寄托在科举取士这唯逐一条路上,此路不通,也不再有读誊写字之外的上风与技能,孔乙己被迫成了一个“零余者”。
而这个现状,是他在一心苦读的时间,在满怀壮志赶赴考场的时间,所没能料想到的。
从人性的基本逻辑层面,这种精神上的缓冲与麻痹,其实应该得到一定理解与允许。
人们难免为孔乙己身上那股“读书人的清高”感到可笑,同时也在嘲笑那种用抱负主义来包装个人利己主义的酸腐。
《觉醒年代》剧照
时代的规则忽然改变,满腹经纶忽然变成华而不实的精神包袱,就像现代社会那些惹人厌烦的满口“之乎者也”的读书人,他们口中的抱负和抱负,大概索性说只是个人的目的和执念,在变动的社会规则眼前都显得愚笨且可笑,都被理解为了鲁迅笔下剪不掉的辫子。
只是需要知道,有的人剪不掉辫子,是迫于强权或对强权的贪慕、恐惊,但也有的人,是因为从来便听到唯一的声音:只有保留这根辫子,唯有读书这一条路,你才有可能在这个世界谋得尊严和人权。
而相比起外露的“辫子”,“长衫”更多代表一种内化的文化人偏执,某些时间,这股偏执甚至可以被讨巧地理解为抱负主义,因此显得更体面、更文明,当百年后的大学生们以之自喻,似乎便合乎情理了许多。
03
拧巴的抱负
约莫距离高考还有四个月时,湖南某中学传出的一则高三学生演讲视频引发争议。视频里,一名戴着厚厚眼镜片的女学生,激情饱满地对着镜头呐喊:“破晓6点的校园真的很黑,但600多分的成绩真的很耀眼!”
类似“誓师”“自我鼓励”这种活动,恐怕大部门中国高中生都经历过。
记录片《高考》
我记得自己高三那年,约莫在高考前一个月,学校也举行过徒步十公里的“义行”,众师生皆斗志昂扬,高举代表集体荣誉的班级和学校旌旗,穿着印有励志标语的礼服,顶着大太阳徒步一个下午过来,汗出如浆,面红耳赤,似乎已经打完了高考这场未战之役。
将考场喻为战场,是我们几千年来的传统。
战场,是非胜即败的,败者是没有尊严的。害怕失败的人、不敢失败的人,一刻不敢松懈地铆足劲,披星戴月,十年寒窗,衍生出了独属于读书人的励志哲学。
做一件不容易的事,适当发挥主观能动性,是人的生存本能与哲学,但主观能动性超出了须要限度,就会质变扭曲。
比如,好不容易考上六百分的学生,四年大学毕业后,发现自己仍然不能找到抱负工作,少年抱负在现实眼前碰壁,恐怕又难以自洽了。
据本年3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本年1至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赋闲率均匀值为5.6%,16至24岁的年轻人的赋闲率为18.1%。
而在我们当下的社会文化里,脑力劳动者的职位仍然在很多层面高于体力劳动者,办公室里的白领,仍然比蓝领拥有均匀更高收入和尊严感,比服务行业、制造业等等更是有过之而不及。
长久以来的劳动价值鄙视链,很难支持我们从相对单一的人生寻求路径里脱身。大企业加班成风,三十五岁危机如达摩克斯之剑,文科生跟风转码,年轻人铆足劲考公,与考研、考编并列为宇宙尽头三大道。
在社会工作分工细化程度不够的环境下,我们很难求全谴责一个大学生不肯“自降身价”回农村、进工厂。
《幸福到万家》剧照
即便是短暂放弃竞争,缩回家里闲置,一定也会遭到一如既往地嘲讽。
如果真的咬咬牙脱下“长衫”去拧螺丝、送外卖(虽然这两者也并不容易),只恐怕,又会开始流行以骆驼祥子自居自嘲了。
真正可悲的,是从小被老师和家长耳提面命灌输“读书才有出路”甚至“读书就会出路”,长大后进入社会,却发现读书与学历并没有那么“值钱”。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因此,从根本上,让人唏嘘的,不是读书人,更不是读册自己,而是将读书自视过高,寄予太多不切现实功利期望。读书改变命运,但读书不是功利的捷径。
时代词典里,流行和自嘲永世是一种须要的表达和发声,年轻一代有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他们需要安慰,需要鼓励,更需要被看见与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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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苏米
值班编辑|江江
排版 | 郑泽伟、苏打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30324A02OUI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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