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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成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近日，河南方城英才学校13名寄宿小学生遭遇火灾不幸遇难的悲剧性事件引发了公众关于乡镇寄宿制学校的广泛关注。就笔者所见，媒体与公众讨论的焦点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民办寄宿制学校问题；第二，乡镇寄宿制学校与学生生活状况问题；第三，农村儿童随迁入学问题。
一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二十多年里，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各地出现了大量的民办学校。不过，大部分地区的民办学校主要集中在县城或城郊地区。近年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以及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规范化管理，像方城英才学校这样位于乡镇的民办学校大部分学生数量基本都在不断减少。
据2024年1月24号的事故情况通报显示，独树镇英才学校共有幼儿园6个班，学生169名；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各一个班，学生344名。与该校曾经1200多名学生数相比，确实是在不断减少。学生数量减少带来办学经费的相应紧缺，由此会不会导致学校基础设施条件与管理上的漏洞，进而导致安全事故的产生，还需要等待官方的调查与通报。
这起悲剧性事故提醒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受出生人口减少、城镇化推进、国家教育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将有一大批民办学校不断“没落”，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部门如何合理进行教育布局规划的调整、对这些民办寄宿制学校进行有效的监管，避免出现悲剧性的安全事故等问题，是需要引发重视的问题。
二
事故发生后，一些自媒体将矛头指向了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撤并与乡镇寄宿制学校的设立上。认为小学生被迫寄宿源于小规模学校的撤并。持这种论调的人显然对于当前县乡教育变迁的经验现实不甚了解，误导了公众对于现实与当前国家相关教育政策的认识。
21世纪初掀起的小规模学校撤并风潮对于农村学生就近入学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也正是因此，国家从2012年开始，明确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对“撤点并校”采取谨慎的态度。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出生率的减少、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家庭以及学生由乡入城的教育迁移成为一波大浪潮。许多家庭为了追求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主动将孩子送进城镇就读，特别是城镇民办寄宿制学校就读。
另一方面，在国家政策的限制与中央教育经费的支持下，小规模学校撤并速度明显放缓。尤其是在河南地区，据教育部官网数据统计显示，河南地区小规模学校数量仅次于广西地区。一些区县存在着不少人数在几个人至几十人的小规模学校。
从笔者在全国多地的调研来看，小规模学校既难以形成正常的教育秩序与教学质量，又占据了大量的师资与教育经费，不仅自身难以为继，还影响了乡镇中心小学的师资配备与经费保障情况，使得乡镇中心小学的教育质量也因此受到影响。
随着80、90后农村父母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他们更加意识到文凭对于就业层次与收入水平的重要作用，也就更加重视子女教育，绝大多数农村父母不会愿意将子女放到农村小规模学校就读，甚至不愿意将子女放到教育质量相对不佳、寄宿条件相对较差的乡镇中心学校就读，而愿意将子女送到民办寄宿制学校。但是，民办寄宿制学校收费较高，加重了农民家庭的教育负担；二是在学业与生活管理方面，往往采取精细化乃至高压化的管理模式，容易造成学生的身心健康问题。
因此，与自媒体的论调相反，透过此次悲剧性事件，我们需要反思的恰恰是，要根据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精神要求，有序撤并乡村小规模学校，保留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加强对乡镇寄宿制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软硬件投入。
在硬件基础设施改善和生活老师配备之外，乡镇寄宿制学校要更关注学生的身心成长，注重“软”条件的提升。例如，在学校内开展更为多元的学生集体活动，让学生在集体活动中与同学产生更多的互动，结交到好朋友，充实他们的课余生活，这对学生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后进生而言，让他们在各类集体活动中找到价值感与意义感，对他们快乐健康成长很重要。因为如果他们在学习上失去兴趣，在生活中又没办法释放精力，就比较容易违规违纪，乃至发生校园欺凌等恶性事件。
正如我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所说，学生在校寄宿实则是“没有办法的里面最好的办法”。一方面，在父母外出打工，隔代抚养的情况下，孩子如果不在学校寄宿，很容易沉迷手机，久而久之，时间的管控，价值观，自我的认同都可能出现问题。另一方面，农村家庭的离婚率近年有明显上升，因为性别比失衡，离异的女性往往容易再婚。而男性离婚后，也希望再找一个伴侣，如果找不到，通常也会在外工作，容易忽略孩子。反倒是在学校，一个同辈群体当中，可以分享自己的一些心事，可以跟同学健康相处，建立稳定的关系，也能够排解自己的负面情绪。
从笔者在全国多地的调研来看，一些乡镇中心学校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以及有为校长的领导下，将乡镇寄宿制学校办好，改善寄宿学生的生活条件、提高教学质量，很好的回应了农民家庭的教育需求。一些乡镇中心学校还因此扭转了生源不断外流的困境，甚至引发了生源的回流，学校生源规模不断扩大。
三
在二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一直牵动着所有人的心。此次悲剧性事故发生后，这一问题再度引发讨论。一些学者与媒体人指出，要尽快解决随迁子女就读难的问题，如果不存在农村留守儿童，也就不会引发如此多的问题乃至悲剧性事故。毫无疑问，让农民家庭子女在父母务工地城市无任何政策障碍的入学就读，极其重要。这也是当前国家教育政策调整着力的方向。近年来，国家在保障随迁子女公平入学方面不断发力，改革随迁子女就学机制。
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农民家庭子女随迁就读，往往需要这些农民家庭有意愿、有能力。许多农村父母在区域中心城市或沿海发达城市务工，这些城市生活成本与教育成本较高，许多农民家庭并没有能力将子女带来身边就读。在社会高速流动的时代，农村父母为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也会不断迁移流动。
其次，从青少年社会化成长层面来看，流动与迁移会带来关系的断裂与融入问题，特别是较为频繁的流动与迁移对青少年社会化成长可能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在社会化成长过程中，熟悉的社会环境与稳定的社交关系对于自我的形塑以及心灵秩序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在随迁就读过程中，青少年不仅要面临一般性的融入问题，还需要面对阶层差异带来的冲击。随迁子女在城市特别是中大型城市就读，面临着双重的结构性区隔：一是阶层分化所引发的区隔，二是教育伦理差异所带来的区隔。举家迁移进城以及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必然会改变外来务工家庭的劳动力配置模式、提高家庭开支，使得这些家庭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这也就导致他们无法在子女教育上向城市中产家庭那样进行密集的资源投入以及经历投入，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进行择校、精细育儿、经营家校关系，但是，同在城市就读，中产阶层的新教育伦理又时刻影响着他们，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因此，在外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仍有大量的农村儿童需要在乡村学校接受教育，在乡村学校接受教育对他们的社会化成长有利有弊，如何让“利”的一面更多，“弊”的地方更少，需要地方政府与教育实践中不断思考、探索应对。
面对发生在乡村学校、发生在农村学生身上的悲剧性事故，在悲伤与愤怒的情绪之外，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补足乡村教育短板，保障农村儿童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让他们接受更高质量的义务教育，享受更为快乐的童年生活，让他们身心健康、顺顺利利的长大成人。这还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关注与持续努力。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40124A03D5H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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