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高中再难出清北生？九省一线调研披露县域教育真实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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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教育始终是中国教育的底色，更现实的意义在于它关系着县乡孩子能否得到更公平的成长环境，能否有同等的机会和出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城乡教育差距逐渐拉大，县中没落鲜能培养清北学生，城市里激烈的教育内卷蔓延至县城……
县域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武汉大学社会学教师杨华与中南大学教师雷望红等学者，在近5年内和学生走遍广东、湖北、河南、安徽、浙江等9个省份，研究“双减”改革、陪读妈妈，县中没落，青少年抑郁等当下最显性的议题，试图重新全景式呈现县城教育之变。
调研成果被写进近期出版的《县乡的孩子们》一书之中，书里呈现由县中没落引发县域教育自上而下的塌陷现象，而一个颇为意外的发现是，团队调研显示，“双减”改革可能加剧城市教培的隐蔽性和差异性，但却在县城引发积极的效应：因提供托管服务强化县域公立教育责任，反而提升了县域教学质量，为重塑县域教育提供了新的契机。


重塑县域教育生态
“双减”改革城市农村效果大相径庭
“双减”改革至今已有近三年，改革效应如何至今仍缺乏系统的研究。在此次对县域的一线调研中，杨华及团队有一个新的发现，即这场改革在城市和县域中出现明显的分野，对各自的教育体系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教师尹秋玲告诉南都记者，“双减”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取缔风气日盛的补习班，但在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城市等级越高，学业竞争越激烈，教培越隐匿，仅靠政府的治理力量，很难对私人培训和隐蔽在千家万户中的培训机构开展清理；但在县域之中，因教培的需求量与供给量较小，又因处于熟人或半熟人社会，政府部门对产业和从业者十分了解，治理会更加容易。
两者成效截然不同，而在清理辅导班之外，改革一个更为明显的差异是，两者的需求也完全不同。在她看来，县域的教育竞争远不如城市激烈，城市对培训班有大量的需求，而县域更需要的是课后托管服务，“双减”改革恰恰强化了县域公立学校的责任，从而产生了积极的改革效应：一方面提升农村学校教育质量，另一方面也为农民减轻教育负担。
据调研显示，在“双减”之前，学生普遍下午三点多就放学，相较于城市学生课后参与辅导班是为提升成绩，在县域，农村家庭把孩子送去辅导班更多的是为了短期托管，学校开展托管服务之后，农民能按上下班时间接送孩子，大大减轻农村家庭的时间成本。更令人意外的发现是，因学校提供“托管”服务，对学生每个月收取少量费用，县域学校也因此得到一笔灵活资金，“校长可以用这一部分资金调动老师的积极性，展开教学比拼与教学激励，向课堂要效率，又或者作为启动资金开展丰富的校园活动，直接提升了县域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质量。”尹秋玲说。
在她看来，舆论因城市家庭继续参与教培而一度出现否定“减负”政策本身合法性与长远效应的声音，但“减负”的实际效果并非取缔多少培训班，而在于对违背教育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内卷”实现一定程度的“扬汤止沸”，重塑政府对教育治理的主导权，释放回归正常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规律的积极信号，“其重点是以寄宿制、延时服务等教育服务为底层弱势群体增加教育优势，更好满足底层家庭的教育需求，同时让政府重新掌握教育治理的主导权，为农民家庭减负，为农村教育减负，为农村教师减负。”


多年培养不出一个清北生
县中为何“塌陷”？
团队的调研显示，近年来的“双减”改革，为激活县域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生态提供了某种可能，但对县域而言，在义务教育阶段之外，更值得警惕的现象是近年来县中的“塌陷”。
县城重点高中教学质量下滑似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杨华及团队此次的实地调研结果仍然令人吃惊。以湖北某县中为例，该县中是当地老牌的省示范高中，但2014年至2021年期间，中考成绩前100名有超过一半学生外流，前30名留下来在当地就读的学生仅占约15%，而排名靠前的高分学生几乎全部流向当地位于J市的省示范高中。
学生外流严重背后，是优质教师资源大幅流失，当地县中自2010年起，每年都有县中教师流入省示范高中或跨省流动，受限于县城财力不足，县中不仅无法高薪留住优秀教师，如今连招聘计划都无法完成。学校的教学质量随之大幅下滑，据调研结果显示，2004年至2008年期间，该校共有16名学生考取清华北大，教学质量在全市位居前列，至2021年，学校无一人考取清北，一本上线率仅为约31%。
杨华告诉南都记者，如今县域高中的垮塌不仅是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独有现象，在江浙沪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县域中学也同样面临着相似的困境。
以浙江德清县为例，德清是全国排名靠前的百强县，每年县级财政对教育领域的投入达到十余亿元，“仅靠财政投入并不能挽救县域中学”，杨华介绍，德清县中并不缺资金、资源，但义务教育阶段的尖子生、优等生被杭州、宁波的超级中学掐走，“过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生源可以支撑当地办好三所优质高中，现在集中办一所高中都难。教师水平再高，教育投入再多没有用，高考成绩不行，考取重点本科的没几个人，县域家长哪里还会信任学校？哪里还会把子女留在当地读初中、高中？”
另据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郭丛斌等人的研究发现，仅以2013年两所精英大学非直辖市的生源为研究样本，来自县级高中的生源占比21.9%，来自地市级高中生源占比78.1%，内地26省的教育生态均属于中度垄断型及以上，大部分中东部省份生源为两所超级中学瓜分，西部省份生源更是长期为一所高中单头垄断。
在地市重高和超级中学的双重夹击之下，县中和县中的孩子在教育竞争中逐渐失语。中南大学教师雷望红在调研中发现，超级中学为和县中抢师资、抢生源，彼此互相博弈，一些超级中学为避免明面上抢夺优质生源，对每年初升高的选拔考试时间秘而不宣，只通过隐秘渠道发布，就是防止一些初中为了留住优秀生源，在考试当天刻意不放假。还有一些市级重点高中为了抢夺县级优秀生源，派出副校长、教师，带着猪肉、面条去见学生家长，苦口婆心地劝说家长将孩子送到市里最好的高中读书，并承诺给予各种读书的优惠政策。
在抢夺生源之外，一些超级中学以高薪挖走县城的优秀教师，“现在很多县中都不敢高调表扬优秀教师，担心被其他学校挖走。”雷望红说。


调研新发现
“严防掐尖令”反而致生源提前外流
早在2020年以前，教育部就曾发出警惕之声：重视县中塌陷现象，严防超级中学掐尖。2021年12月16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九部门公布《“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严禁发达地区、城区学校到薄弱地区、县中抢挖优秀校长和教师，全面消除56人及以上大班额，举办附属中学的部属高校面向100个县托管100所县中等具体要求。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超级中学跨区域“掐尖”导致县中没落几乎是社会共识，以行政力量避免其掐尖也是政策的主要导向。但杨华等人在调研中发现，政府部门相继发布文件限制掐尖，这一动作反而加速县域学生向市级乃至省级学校流动。以湖北某镇为例，当地2021年共计有320名学生应升入小学，但其中近100人去J市上小学，小升初阶段有140多人流入J市。
因政策的变化，为了确保搭上超级中学这班教育快车，家长择校的时间大大提前，原本生源的流动是从初中跨区域流动至高中，而现在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流动，导致县域义务教育阶段进一步结构失衡。
参与调研的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齐燕告诉南都记者，因县域生源流动提前，如今的县域教育，不仅县域教育和城市教育的质量差距越来越大，县城和乡村教育质量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有的地方乡村初中学生的平均分和县城初中学校相比，甚至差了几十分甚至上百分。如此一来，失去乡村教育的基本盘，仅靠县城数所初中根本无法撑起县中的整体性优秀生源。”
她提及，近年县中的没落还受到新高考改革的影响，目前新高考改革为两种模式，一种是“3+1+1+1”，有20种组合；一种是“3+1+2”，有12种组合。“不管哪种组合，在实际执行中都要实行走班制，新高考改革对学校教育资源的要求非常高，也放大了县中的教育资源短板，导致县中在竞争中不断走低。”
行政事务涌入校园
一个月迎检五次，教师利用文化课完成任务
县域教育的问题是复杂而多面的，团队调研发现，近年来县域还出现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大量非教学任务涌入中小学，给教师带来沉重的负担，也影响着县域的教学质量。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孙敏等人发现，当前中小学充斥着各个职能部门布置的综合性任务，比如大量的“进校园活动”，涉及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禁毒教育、防溺水工作等。以湖南某小学为例，2021年9月开学第一课，先后有公安、消防、卫健等9个部门找到学校，要求开展“开学第一课”，以至于老师们感叹：“这哪里是开学第一课，简直是开学九课。”一线教师还普遍反映，当前非教育系统的检查、督查工作过多，一湖北村小2021年第二学期开学一个月内就迎检5次。
大量的行政事务挤压着学校正常的教学安排，不少学校为此甚至不得不占用文化课的时间完成任务，而因县域中小学本就师资流失严重，人手不足，这些工作只能由部分老师、学校中层干部身兼数职来完成，尤其是班主任不得不承担大量的工作。
在河南一所乡镇中学，一位班主任需要进行禁毒宣传，工作内容是帮全班50多名学生学习宣传视频，看完后再线上答题。这名班主任称，要考核答题的优秀率，让学生自己做不现实，也耽误时间，她就切换50多个账号帮学生完成禁毒答题，但题库里面总共有100多道题，根本记不住，做了3、4天也没有达到“优秀”，她也感到很无奈。而在湖南某学校，教师被要求承担收取医保的任务，教师去联系家长，家长对此极为反感，老师也十分委屈。
繁重的行政事务不仅影响着正常的工作教学，也打击了教师的积极性，一位老师在访谈中直言：“教学能让我感到有收获，孩子们点滴的进步让我有成就感，但搞这些七七八八的事不会有这种感觉，没有意义，但上面要检查不得不做，一些活动做了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什么事都要小手拉大手，小手哪里拉得动呢？”
还有一位班主任表示，自己每天三分之二的精力都用在了与教学无关的事上，一些一线老师甚至在访谈中自嘲：“我们是兼职做老师的！”
参与调研的团队成员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易卓向南都记者分析称，老师们无法拒绝行政事务，还是源于强大的行政压力，“现在所有部门的工作都变成中心工作，尤其是创建类的工作属于综合性任务，单靠一个部门很难完成，就会成立各种领导小组，一般由县级领导任组长，比教育局高半级，教育局和学校又很容易被纳入成员单位，其他部门就可以通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义给教育局发文，教育局自身的工作也依赖地方党委政府、公检法、市监、发改、消防、应急、民政等部门的支持，很难拒绝它们布置的工作，只能应承下来。”
他在浙江某县教育局调研时发现，教育局作为成员单位的工作领导小组不低于20个，教育局办公室每天接收其他部门的文件多的时候有十六七个，少的时候也有7、8个，“可见其他部门的工作进入教育系统的体量。”
县域城乡教育均衡再思考
农村学生沉迷网游，陪读妈妈大量出现
县域教育生态恶化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孙敏告诉南都记者，她在一所乡镇中学调研时，一位教龄快30年的教师告诉她，农村学生基础薄弱，统考分数为个位数、20分至30分的大有人在，“能及格的已经是班级前几名。”
这样的分数意味着农村孩子们难以在学习这条道路上打翻身仗，随着年级升高，他们的期末成绩越来越低，“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中，他们找不到其他建立自信的渠道，要么自暴自弃，要么就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寻找快乐和自信。”孙敏说。
沉迷网游、校园霸凌，内心压抑，孩子们很难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大量的农村家庭为了孩子脱离环境选择择校，导致农村教育进一步坍塌，同时也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团队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市区公立学校学位紧张，农民享受教育服务就必须购买价格不菲的学区房或送孩子到收费更高的民办学校就读，农民对教育的投入要远远超出公众的想象，而因难以就近入学，为照顾孩子的起居，陪读妈妈日益增多。
调研显示，以往陪读妈妈往往与超级中学相伴相生，而这几年来，陪读的现象更为普遍，书中将这类现象称为陪读的大众化。“不管家庭条件好坏，家长是否有知识有文化，都会陪读，陪读的原因呈现多样化，有理性选择，有迫于社会压力，有盲目跟从，从而形成一种陪读风，席卷所有学龄家庭。”
回顾整体县域教育的结构失衡，由县中没落引发的系统性教育难题如何找到解决方案？雷望红认为，中国县中的数量几乎占据普通高中的半壁江山，就空间位置而言，中国绝大多数县中所处的县城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属于全国经济分工体系中的末端位置，这一位置决定了县域人口外流是必然趋势，县域学生会跟随家长而外流。“县中要招聘或留住教师很难，如今县级政府的财政压力普遍较大，县中的更新建设面临着重重困难。”
尹秋玲认为，城乡教育差距扩大，是系统性的人口城镇化、教育城镇化、城市化的高考与升学体制、阶层分化以及经济形势发展趋缓挤压教育回报并激发教育内卷的综合结果，仅仅依靠“双减”或者单一的改革举措很难重塑县城教育生态，“教育公平的实现，仍需从高等教育改革、考试升学制度简化，以及县域城乡义务教育均衡等系统入手，政府以减负的举措为家长、学校的教育焦虑降降温，只是国家实施多项教育公平治理计划的开端。”
采写：南都记者 蒋小天 发自北京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40122A08IWL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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