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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雪霖 |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一、高额的彩礼
30万！
一分钱不能少！
刚到家伊始，就听到这个口耳相传而令人瞠目的结婚彩礼。犹记得去年春节回家时，婚姻彩礼普遍还是15万，一年的时间就翻翻了，今年再回家已上涨到30万。而这不是仅仅一家要的高价，而是今年本地婚姻市场普遍的行情。
我的家乡为地处华北平原的皖北，村西头一家有一对双胞胎儿子，今年大儿子结婚。婚前“传书”时，女方索要彩礼30万，一份钱都不能少。这还不包括最初的见面礼、订婚礼、买三金和拍婚纱照等环节的花费，这些都是给女方的礼物。此外，自双方见面同意定下婚约时起，每年的中秋节、春节以及婚前“传书”定日子时，男方去女方父母家看望，都要满载一车的礼物。街坊四邻议论时都说，每年八月十五中秋节时路上可好看了。过去是装满整整一辆三轮车，今年也由三轮车变成了皮卡车，要装20箱白酒、20箱啤酒、20箱饮料、16只大红公鸡、一只羊、三扇猪肉等等。除此以外，还要另外建一栋带院落的楼房，至少要20多万。如果在家里没建楼房的话，就需要在城里买房，至少要四五十万，花费会更高。
乡邻议论说，那家第一个儿子娶媳妇给彩礼30万，第二个儿子再娶媳妇只会更多，不可能少，明年的彩礼还会继续涨。婚姻市场上彩礼的水涨船高，是有两个儿子的家庭竞争掀起来的，一个儿子的家庭是跟着形势走。在相亲介绍时，女方一听说男方家庭有两个儿子，都不愿意给机会去见面。记得去年春节回家，村东头的一户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22岁，小儿子18岁，大儿子经过多次相亲失败，眼看着就要错过婚龄，真是愁死人。今年回来听闻，在本地还是没找到合适的，最后妥协还是由其大姐给介绍了一个河南商丘的，已经举办了婚礼，总算是及时娶到媳妇了。
在全国性婚姻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形成后，中西部农村普遍出现女性资源的流失，相较于城市与东部发达农村而言，地处婚姻的洼地，加上我的家乡有较强的生育男孩偏好，性别比严重失衡，而且具有较强的本地婚姻观念，即不愿意娶外地媳妇，除非实在娶不到本地媳妇的情形才会考虑外地的。这就会导致本地女性资源在本地婚姻市场上的高度稀缺，适婚年龄男性之间的高度竞争性，自然就会形成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要价权与婚姻主导权。对于有两个儿子的家庭，涉及到婚后父母是否偏心以及兄弟分家析产，为了防止将来可能吃亏，所以女方就通过婚前索要高额的彩礼，提前转移家庭财产和透支男方父母，用土话说就是“先要到手里保险”。
关于彩礼数额，双方家庭也存在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一般男方家庭越穷或兄弟越多，在婚姻市场上越弱势，越没有谈判的资本，就需要接受女方的要价。否则女方就会不同意，而女性在本地是不愁嫁的，可以挑选的机会和范围广。一个儿子的家庭虽然不存在兄弟竞争，但是也要跟着形势走，女方要的彩礼也不能少于当年的主流价，否则可能会被议论说闺女不好不值钱，彩礼要的少就没有面子。因此，在结构性婚姻市场失衡的前提下，彩礼只会一路水涨船高，即使政府出台移风易俗减少彩礼的政策倡议，收效也甚微。
二、被迫的早婚
对于中西部普通农业型地区而言，高昂的婚姻成本给中年父母带来了巨大压力。相较于两湖平原、云贵川以及浙江等原子化地区，父母对子代只负担有限责任，即父母的责任主要为把子代养育成人，而婚姻责任则主要是子代自身，父母只有辅助责任。而华北平原的父母对子代则肩负着无限责任，不仅要生儿子和把子代抚育成人，还要完成为儿子娶媳妇和带孙子的人生任务，即为儿子娶媳妇是父母需要承担的婚姻责任，否则儿子娶不上媳妇成了光棍，村庄的舆论是指向父母无能没本事，而不是指向子代个体。那么，在全国性婚姻市场形成后对中西部农村形成婚姻挤压的形势下，本地婚姻市场对女性资源的高度竞争性，将会进一步加剧和放大父母的婚姻焦虑。
问题是中年父母如何释放承受的巨大婚姻焦虑与压力？一方面，父母需要外出务工拼命挣钱，为儿子娶媳妇攒钱，建楼房或到城里买房，积累婚姻资本，在婚姻市场上释放有利的婚姻信号；另一方面需要积极主动地为儿子组织相亲，增加相亲的机会，提高婚姻成功率。由于中西部乡村地区缺乏本地的劳动力市场和务工机会，需要到东部发达地区去打工，所以一年中只有春节过年的时候年轻人才会回家，那么其实一年相亲的时间也不多，只有短暂的春节期间可以相亲，实际上一年可以相亲的数量也是不多的。
为了提高婚姻的成功率，就只有尽早为儿子相亲。若从十七八岁开始为儿子组织相亲说媒，到二十一二岁时期间就可有四五年挑选的时间。而如果下手晚了，相亲可选择的时间与空间都变小，再遇到儿子稍微有点挑剔的，很容易一下就到了二十三四岁。在本地一旦男性到了二十三四岁还没有娶到媳妇，就错过了黄金择偶期，就比较难再娶到本地的好姑娘了，一是因为本地基本没有这么大年龄的姑娘还没嫁人的，二是年龄小的也不愿意找年龄大的，因为其本身就有很多同龄的男性可以挑选。
如果无法给儿子娶媳妇抱孙子，父母的人生任务就没有完成。即使娶不到本地的好姑娘，父母也要想办法给儿子娶到媳妇，常见的策略有三个：其一，在本地降低要求，娶个身体或智力有点残疾的，或者二婚的；其二，同意娶个外地媳妇，而在黄金择偶期时父母一般是不同意找外地的；其三，为儿子从云贵川等地“买”个媳妇回来。相较于儿子打光棍绝后而言，这是无奈的次优选择，但相较于明媒正娶本地的好姑娘，终究是低人一等的感觉，因为这在别人眼中属于没有本事的最后退路。
为防止出现意外的“悲剧”，父母就需要尽早着手准备，如果儿子初中时成绩不好，考不上高中，初中毕业后十五六岁就开始盯着让媒人给物色介绍。而四周的亲戚邻里在一起家长里短时，也会时时提醒父母差不多该给子女操心张罗了。因此，现在父母在子女十七八岁时就开始为其组织相亲，为儿子说媳妇，为女儿说婆家。
由于水涨船高的婚姻成本，迫使男方父母倾向于“闪婚”，缩短从订婚到结婚之间的周期。因为从订婚到结婚之间谈恋爱的周期拉的越长，男方家庭支付的婚姻成本越高，每年中秋和春节等重要节日都是需要男方去女方父母家表现的时刻。从过去满载一三轮车，到如今要满载一皮卡车礼品。因此，一般订婚后，男方父母家会倾向于早点举办婚礼娶到家，而女方家庭则倾向不着急，要让“两个小孩”先谈谈再办婚礼。最后的妥协大多数是一年，即今年春节相亲订婚，到明年春节女方答应结婚。所以这就会导致现在出现普遍的非法早婚现象，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年轻人，十七八岁结婚的不鲜见。
三、放纵的辍学
在父母承受了巨大的婚姻焦虑下，我们便能进一步理解本地父母对子代教育的矛盾心态。春节回家常常听母亲说起，亲戚邻里中谁谁家孩子初中未毕业就出去打工，不胜枚举，还有好些个属于就只差一个学期毕业，但不愿意上了。每每听到此，我都感到很心痛和气愤，距离我90年代上小学时，同龄人绝大多数都是初中毕业，已经过去近20年了，为什么教育观念还这么落后，甚至还有倒退，还是如此不重视教育？
每当这时本地的父母都会感到很委屈的样子，他们近乎口径一致地常说的两句话：“只要小孩愿意上学，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支持他。”“但是他死活不愿意上学了，问他因为啥，他说一上学看书就头疼。”看似父母很重视与支持孩子的教育，实质上，这是父母把教育的责任完全推卸给了未成年尚不具备独立行为能力的子代。其实，这也是为当地父母的自我保护与短期理性行动策略赋予合法性道德支持，或者说为父母对子代教育的不负责任和短视行为提供一种集体免责机制。
我们可以将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大致划分为三个维度：养育责任、教育责任和婚姻责任，其中养育责任是基础，即将子代安全健康的抚养成人，这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相同的，是父母不可推卸的基础责任，而对于婚姻责任和教育责任在全国不同地区则呈现出区域差异。对于华北平原的父母而言，父代对子代的婚姻责任属于“硬任务”，即不得不完成的人生任务，如果无法给儿子娶媳妇抱上孙子的话，就会含恨终生、死不瞑目。而父代对子代的教育责任属于“软任务”，即可以选择完成的人生任务，子代如果能够考上大学实现鲤鱼跳龙门，那自然是能光耀门楣，所以父母才会说“只要孩子愿意上学，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支持他上”，但是如果子代不成器不愿意上学，那也无大碍，只要能够给他娶上媳妇抱孙子，自己的人生任务就算完成，可以含笑九泉了。
在婚姻责任成为父代的“硬任务”和当前婚姻挤压带来的巨大婚姻焦虑情境下，父母为了释放压力便出现了一种深层无意识的自我保护和短期理性行动策略选择。父代在将子代培养成人和完成人生任务的过程中面临四种可能的结果：
其一，最优的结果是子代考上重点大学，正如我家一样我和弟弟都考上了985重点大学，便能预期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此时就不会再参与到乡村的规则评价体系，婚姻就不再是父母担心的主要问题了；
其二，学习成绩不够拔尖，即使上学也无法考上一本重点大学，用本地的话说就是只能上个“孬大学”，在如今大学扩招的时代，选择上一个“孬大学”对于父母而言，就是一个高投资、高风险和低收益的事情。因为上一个孬大学就意味着需要一笔高额的投资（至少四年的学费+生活费），还存在机会成本（如果不上大学，不仅不花钱还可以外出务工挣钱）。而投资回报的周期长，同时在学历贬值的现代社会，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的学生竞争力不强，收入自然不高，甚至还没有父辈干辛苦的体力活挣钱。同时由于上了大学，子代的年龄就会增加，就可能导致错过本地婚姻市场的最佳择偶期，对于父母而言这也是高风险的事情。对于子代上一个“孬大学”，不仅投资高，回报周期长快，收益低，还面临错过最佳婚龄的高风险。这也是乡村流行的“读书无用论”的内在逻辑。
其三，成绩不好，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外出务工，同时父母也开始操心为儿子相亲娶媳妇，完成对子代的婚姻责任这个“硬任务”，争取早日抱上孙子，重复着父辈的人生故事。虽然父母在谈及自己的孩子不好好学习和不愿意读书时，往往也痛心疾首，但这不过是在亲戚邻里面前发泄下情绪和为自己找个台阶下而已。
其四，最差的结果便是，子代不仅学习成绩差，没有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没有娶到媳妇成了光棍。这就意味着父代为子代娶媳妇抱孙子的“硬任务”没有完成，父母会死不瞑目的，这绝对是父代无法承受和极力避免的结果。对于子代考上重点大学的最优结果，是可遇不可求的，极少数幸运者家庭不会成为村庄主流大多数效仿与竞争攀比的对象。而对于第二种选择需要父代的勇气与长远眼光方能做出，但是对于保守的小农而言是最怕风险的，特别是在村庄社会已经出现经济分化和形成高度竞争的条件下，进一步制约了绝大多数小农家庭能够突破自我局限，将眼光放向未来。
那么，第三种次优而安全保险的结果便成了大多数父母的理性选择，虽然存在无法实现望子成龙的遗憾，但却规避了子代可能“绝后”的风险，完成了人生的“硬任务”，对祖宗、对自己、对村庄的舆论都有了交代，这辈子没有白活，死也可以含笑九泉了。而对于子代初中未毕业就辍学出去打工，他们虽也无奈，但内心深处并不认为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因为不上学的话，就可以开始操心给他娶媳妇的事了。初中未毕业即辍学，九年义务教育都未完成，显然父母也知道这是不对的，为了减轻父母在教育上的责任，在村庄舆论上便出现了父母把锅甩给子代，即强调子代辍学是因为孩子不愿上学，一上学就头疼等。虽然这确实是子代不愿意上学时给出的理由，但是父母却拱手放弃了监护人责任，任凭一个未成年人随意的游戏人生。
四、要培养子代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华北平原的父母将子代的婚姻责任视为“硬任务”，将教育责任视为“软任务”，我们将其视为一种类型。在统一的全国性婚姻市场与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形成后，父代对子代的婚姻责任实质上就是帮助子代提高实现家庭再生产的能力，而父代对子代的教育责任则是帮助子代提高参与市场机会竞争的能力。在父母完成对子代养育的基础责任之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根据父代对子代的婚姻责任与教育责任两个维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Ⅰ类为“双强型”，即将对子代的婚姻责任与教育责任都视为父代的“硬任务”，代际资源向下传递，不仅有利于提高子代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还有利于子代顺利实现家庭再生产，这无疑是对子代最有利的。
Ⅱ类为将对子代的教育责任视为父代的“硬任务”，而将婚姻责任视为“软任务”，此类父母注重的是培养子代参与市场机会竞争的能力，而子代的婚姻与家庭再生产则主要是子代自己的事情。这种类型是现代社会的家庭观念，一代人只管一代，传统的血脉传承与传宗接代的观念已经很弱了。此类以笔者调研过的浙江上虞和江汉平原等地为典型代表，这两地乡村的父母都非常重视子代的教育，进城买房主要是为了子代能够接受城里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年轻一代接受大中专以上高等教育的比例很高，浙江上虞乡村的80后一代基本上都上了大学。
Ⅲ类为北方村庄将对子代的婚姻责任视为父母的“硬任务”，而将教育责任视为父母的“软任务”，笔者的家乡华北平原是此类的典型。此类型下父母注重的是血脉传统的传统价值，因此首要重视的是帮助子代娶媳妇抱孙子，实现家庭再生产的目标。
Ⅳ类为“双弱型”，即将对子代的婚姻责任与教育责任都视为父代的“软任务”，代际责任有限，父代主要将子代抚养成人，完成基础的养育责任即可。此类主要以云、贵、川、湖北秭归巴东等高原山区为典型代表。在这种类型下，不管是子代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还是实现家庭再生产的能力，都是要靠子代自己去完成。
需要在这里提请注意的是，在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与婚姻市场后，一旦父代通过重视教育投资培养子代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那么教育文化资本是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与婚姻资本的，也就潜在地提高了在全国婚姻市场上的婚姻竞争能力，即使不需要父代的帮助，子代靠自己也可以完成婚姻责任和实现家庭再生产。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我们就可以对以上四种区域类型的整体竞争力进行比较，无疑Ⅰ类双强型区域竞争力最强，接着依次为Ⅱ、Ⅲ、Ⅳ类。Ⅰ类和Ⅱ类由于对子代教育的重视，注重培养的是子代参与市场机会竞争的能力，子代主要依托劳动力的质量参与市场机会的竞争，因此该类型下家庭的现代化与城市化程度比较高。
而Ⅲ和Ⅳ类没有对子代教育的足够重视，子代参与市场机会竞争能力不强，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中均处于受挤压的窘境，属于技术含量不高的低端劳动力，只能从事低附加值行业或非正规经济。但由于Ⅲ类型下父母有对子代极强的婚姻责任，所以可以通过深度动员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依托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参与市场机会的竞争，以家庭代际合力的方式来帮助子代实现婚姻与家庭再生产的任务。因此，Ⅲ类型地区下的光棍是比较少的。而Ⅳ类下的子代在劳动力市场与婚姻市场的挤压下，在没有父代的强代际责任支持下，往往成为高度竞争环境下的“被甩出者”，陷入光棍、跑婚、离婚等家庭再生产困境。
在家庭资源充裕时，一般不会面临父代对子代的婚姻与教育投资的选择难题。往往是在家庭资源有限而匮乏时，父母就会陷入抉择的困境。但是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已经形成的大背景下，需要乡村社会的父母将眼光从村庄内部竞争转化到全国性竞争上去，即此时竞争的场域已经由过去的村庄转化为全国，这就需要父母在完成对子代的基础养育责任的同时，还要重视对子代的教育，集中家庭资源培养子代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方是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根本之道。即使上了个“孬大学”，从短期来看是高投资、高风险、低收益的事情，但是收益不能仅仅看眼前的工资收入，劳动能力和质量的提高还存在很多隐性的福利和长期的回报，包括子代的眼界、劳动力增值空间以及子代的后代品质等各方面。总而言之，即使子代上了个“孬大学”，他也基本上完成了鲤鱼跳龙门，也走出了村庄和进了城，他自己的子代就不可能再为农民，也就不会再重复祖代在村庄“生娃—放羊”时代循环的人生。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40118A02HSJ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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