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中孩子大喊“我最后悔的事就是好勤学习”，教育竞争真的充满血和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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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打造“神童”，还是只是拔苗助长？

小颖至今还能记得，初二刚开学时，高一的物理书就已经发到了自己的手中。蓝色的封面在渗进课堂的几片阳光中显得有些刺眼。
起初小颖以为有些诧异，模糊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究竟，老师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你们是全县精挑细选的门生，你们比其他门生聪明太多，肯定不能和其他学校学的一样慢。”她谈实时，脸上总是挂着一抹苦笑，“或许这就是考上县一中初中部的代价。”
对于现在许多披着“高升学率”外壳的“勤学校”来说，“抢跑”似乎成了一种常态——通过提快学习节奏，把知识倔强地塞进孩子思维运转的轨道，以此变更成绩和排名上的正反馈。初一要学完初二的课程，初二学完初三课程，甚至门生在初中就已经开始接触高中的内容。
但这种倔强、专断性的抢跑是否真的有作用，着实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于小颖来说，也不过是人为拨快了学习的时钟，即使时针走得再快，也只是制造出来的假象，思考力和判断力依旧停留在黑夜，“它无法提高学习能力，跟不上的只会越来越跟不上”。


小颖来自农村。在镇上读小学时，就展现出超出同龄孩子的刻苦。当别的同学忙着在操场上追蜂引蝶，在青翠的水杉树下嬉笑打闹时，小颖独自安静地坐在座位上“抠着”妈妈买的课外习题。在时间缝隙里“捞分”的小颖最终也“满载而归”，以州里第一名的成绩被县一中初中部登科。全县城两万多名门生，县一中初中部只登科前两百名。
小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其时被登科时的盛况。生平节俭的妈妈从街上买来一挂长鞭，从自家门口一路铺展到邻居家门口，鞭炮炸裂的噼里啪啦声连续了好几分钟。透过浓厚的烟雾，小颖依然能够看清亲戚们脸上的笑容，“以后不是清华就是北大”。
但这种成为“人上人”的喜悦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暑假刚过一个月，中学就关照要补课，“没有理由，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坐上公交车去往学校的那天，阳光落满整个街道，车窗外几个孩子围坐在路边梧桐树荫下吃着雪糕，小颖心头顿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情绪，她第一次开始猜疑，成绩好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公交自顾自向前行驶，把小颖从“温柔乡”送进了“决斗场”。即使是暑假补课，学校的安排也十分紧凑。
在小颖曾就读的州里小学，早上七点半到校，晚上五点放学，每天就着初升的太阳踏入校门，再迎着日暮的余晖回到家里。但自从进了县中初中部，早上六点半到班，晚上九点半下课，要是放在冬天，“每天摸黑进课堂，再摸黑出课堂”，一天的光阴首尾呼应，暗中仿佛成了小颖生活的底色。
时间原本是最公平的事物，一旦被放到学校这个框架里，时间好像就有了差别的计量维度。时间在县中就像弹簧，学校用力将其拉开延展，“恨不得一分钟能当一小时来用”，站在“时间弹簧”上的门生们身体和精神也被拉紧，但“随时都有大概崩掉”。
在学校时间秩序里浸泡打磨的门生们好像彻底成了“班级化生物”，一天十几个小时都要绕着班级和学校打转。更让小颖感觉到窒息的是，学校规定每周只能休息周六上午，这对于寄宿的她来说，无异于是把自己半“软禁”在了学校。“每周五晚上挤公交回家，第二天早上起床吃个早饭就又得赶公交回来，根本没有机会在家里停留过久。”小颖在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时，语气里更多的是一种不解，她不明白学校为什么要这么拼，要无限地压缩本该用来开释和休息的时间。
“欲戴皇冠，必承其重”，同为从州里小学厮杀上来的夏星不止一次听过这句话。直到进入县中初中部，她对这句话的理解才更加深刻。在夏星看来，小升初满分300分，自己考了289分，在全镇已经是“天花板级别”，但放到县中，分数一下子就被稀释得平平无奇，因为全校第一小升初考试只被扣了一分。


小升初考试十分的差距看似并不大，但随着初中课程任务加大，总分增加至820分，原本十分的差距就被拉的越来越大，夏星越想弥补这十分的空隙，却越显得力不从心，每次考试排名都一直徘徊在年级中等偏下。
“许多同学都是在县城长大，他们从小就开始接触培训班，比如各种奥数班，甚至到场各种竞赛。但是我们，农村根本不大概有奥数培训班，学校老师遇到难题许多时候直接不讲，说是讲了我们也听不懂。”
因此，按照夏星的逻辑，从小家庭能够投入的资源、资本对于自身思维能力和惯习的培养至关重要。而学校，作为一个知识的主要输送场所，教育的主阵地，更应该将难题及其思考的过程清晰完备地呈现在门生面前，而不是想当然地“贴标签”，“跟他们讲也不懂”不仅是一种隐性歧视，也是对教师职责的逃避和推卸。
在考试排名浪潮一次次的冲刷下，夏星越来越以为自己是那个“裸泳”的人。即使感觉自己已经用尽全力，也无法拨开其他人笼罩在自己头上的阴翳，“永远比别人低一头”。
小颖深有同感。自从进了县中，自己就成了一个冒死追赶别人脚步的人。学习的目的好像不再是变更一个五彩缤纷的人生，而是异化扭曲成不拖班级后腿，不做所谓的“凤尾”。在县中，当学习变成一个强竞争的事物时，关于学习的热情、动力甚至是抱负都会被一点点锉磨、软化。
有一次吃晚饭，小颖走在去食堂的路上，看到旁边的同学都在飞奔疾走，为多挤出几分钟用来学习而行色匆匆，她忽然有些后悔：如果当初自己成绩轻微差一点，不那么努力，没来到这个中学，是不是会过得很开心？
门生成了陀螺，只要不学习就会被抽打？

在县中高中部清北班的孙萌愈发以为，自己就像是一个陀螺，被反复抽打，即使伤痕累累，也依然无法停下来。
孙萌是从该校的初中部直升上来的，所以她对小颖和夏星的经历深有感触。只不过，她是属于荣幸的那一方，挺过了初中三年，成绩还算亮眼，被分到了高中部的清北班。
据孙萌说，小升初考试全市前两百名在进入县中初中部之前，自己和家长要跟学校签订一份协议，大概内容是门生在该校初中部上完三年后，到场中考，成绩如果达到高中部登科分数线，则必须留在该校高中部就读，不允许选择其他学校。
这样看来，与其说是签订协议，倒不如说像是签了一份“卖身契”。站在学校的角度，门生到初中部就读，享受的都是全县最顶尖的教育资源，并且配备各种实验室供门生使用，花云云高的代价打造出来的“佼佼者”，怎可轻易拱手让人？


但当我们从学校的角度跳脱出来看，这种对尖子生的把持是不是使得教育越来越像一种包办的产业？包办虽然能够获得一种确定性，但同时也失去了对高中的选择权，教育形成了一种内部循环。优势学校对优质生源“自产自销”，教育生态就会始终处于静止状态，县一中“独占鳌头”。如果没有能够与之相抗衡的“鲶鱼”出现，也就无法激起当地的教育活力，当地的整体教育实力则很有大概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但即使是县中从初中就开始培养的“亲儿子”，想要进入清北班，也绝非易事。
孙萌说，首先中考要达到全县前80名，然后到场学校专门设置的考核。考核主要是针对数学、英语和物理三科，学校单独命题，题目难度堪比学科竞赛，最后成绩前五十名进入清北班。
不难看出，清北班的设立逻辑是先筛选出“最聪明的脑壳”，这是底子。然后再辅之以最好的教学资源，这是条件，最后通过定期的淘汰机制，这是手段，强者留下，新的强者入局，跟不上者则被淘汰，从清北班分流到其他实验班甚至是普通班，从而实现校内精英的更新与再造。
清北班的“优胜劣汰”法则实质上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进入清北班，则意味着被捧上金字塔尖，享受全校乃至全县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但这样一来，教育就肯定会被简化为高利害关系的考试竞赛场，赢者入局，输者则离开。
因此，在我看来，现在的教育呈现一种“陀螺式教育”。门生越来越像陀螺，被学校、家长、社会以及背后的教育竞争轮替抽打，不停转动。此外，许多学校和老师主张不停往门生脑壳里塞知识，以及各种答题模板和本领，却全然忘了立德树人，涵养门生的心智，培养门生解决实际问题的逻辑思维和能力。这种教育方式培育出来的门生就像陀螺一般，头重脚轻，如果没有外界的力去抽打督促，全靠门生自己是无法站立的，教育也就渐渐丧失了美感和人文情怀。


孙萌给出了她自己对现在学校上课模式的一种解读：“就像是在脑子里植入了一个闹钟，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学习和内卷”。
同在清北班的舒凡跟我说，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他们班好多人眼里都是暗淡无光的。就像机器人，被设定好程序之后开始自行运转。大概像提线木偶，任由学校老师摆弄操纵。但岂论是机器人还是木偶，都没有内在和魂魄，“只剩一副空壳”。舒凡苦笑，“那些既会玩又会学的，除非是天赋异禀，要么肯定在背后偷偷使劲卷，然后在大家面前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因此，在县中，对于这些被贴上“高智商”“好门生”标签的门生来说，他们看似光鲜夺目的符号背后，实际上承载了更多的压力与挣扎。强劲的对手、额外的补课、没完没了的竞赛、高难度的题目，以及被淘汰出局的危险等等都在提着、催着、裹挟着他们向前走，“往死里卷”。
舒凡在聊天的最后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被排名和竞争裹挟和绑架？是谁告诉我们要竞争的？”
是望子成龙的家长？还是负责知识灌输的学校？亦或是日益固化的社会结构？还是……
我在上学的时候着实很讨厌听到诸如“提高一分，干掉千人”此类的标语。因为在我看来，这种标语，是把教育竞赛具象化，明晃晃地告诉在教育体系中奋力打拼的门生，分数才是“打怪升级”的关键武器。这种教育理念就像是一种文化暴力，精密的分数竞争被放大到对每一分每一秒的争夺，对每一道题解题套路的攫取和练习，对每一本练习册刷了又刷，这种教育观念下培养出来的门生，真的对生活有极强的感知力吗？真的能够扎根到社会而不是悬浮在半空中吗？
舒凡坦言，之前她很讨厌体育课，以为体育课正是用来卷的最佳时间。但现在，她不会再偷偷溜回课堂刷题，而是选择躺在操场的草坪上，让倾泻下来的阳光牢牢包裹住自己，因为这是她为数不多能嗅到自由的机会了。
县中成了“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外貌的人想进去

犹豫再三，张丽还是拨通了县城朋友的电话。
张丽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拜托在县城工作的朋友能够帮自己儿子找一个靠谱的补习班。“农村那些补课班都是补底子的，想要进县一中初中部，得补那些很难的知识。况且农村学校老师的水平也比不过县城老师”。
张丽有三个孩子。大女儿没考上高中，去了中专，客岁刚结婚，现在在南通和丈夫一起卖烧烤。二女儿在镇上读初一，成绩中等偏下，小儿子读五年级，成绩在班级里能排到前十。
在两个女儿接连“折戟”的情况下，小儿子自然成了百口的希望。在张丽的描述中，小儿子雨乐每天清晨五点就会主动爬起来背英语单词和课文，寒暑皆是云云。想带儿子上街买身衣服，正在刷题的雨乐头也不抬“你看着买就行，你买什么我穿什么”。许多时候，张丽都会被儿子震撼和感动，她越来越以为，儿子是“上天的救兵”，是“读书的料”。
在她看来，如果初中就能去县中，那就等于是一只脚已经踏进名校的门槛，在村里也会很有面子，她坚信自己的儿子有这个实力。


这个想法一旦乍起，就会疯狂生长。张丽开始紧锣密鼓为儿子筹谋起来。起初，她在当地镇上给儿子找了一个补习班，补数学和英语。补习班就在学校的背面，每天学校放学，儿子就直接一头扎进补习班。每次张丽去接儿子下课时，整个街道早已人影寥寥，只剩下路灯在静静地投下光影，骑车的时候，耳边盘旋着呼呼的风声。
但渐渐，张丽发现，镇上的补课班不适合自己的儿子。大班教学，鱼龙稠浊，大部分是成绩不算很好的门生，老师要兼顾整体，就要重底子，轻培优。而且班级的氛围也不是很好，“我怕小孩被带坏”。
张丽迷茫了。她以为州里的补习班耽误了自己的儿子。因此，她开始“豁下脸”向县城的朋友寻求帮助。
张丽用“严格”来概括她对儿子的培养。她说，每次考试，如果儿子排名退步，就会狠狠地批评他一顿，如果退步比较大，甚至就有大概动手。“我知道这不好，但是那一刹时会以为特别失望，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一上来，就很难收住”。张丽每一次教导完儿子后，内心也会陷入无比的难熬和自责，可以说几乎每天都生活在巨大的矛盾中。
着实，像张丽这样想把孩子托举进好的中学的家长有许多许多。在他们看来，好的中学是通往名校的必经之路。他们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对孩子的教育中去，哪怕自己缩衣节食，也要搏一搏。这种教育有点像“乌鸦喝水”，要想让孩子喝到水，也就是所谓的“上成学”，家长就只能不停地往瓶子里投入石子，也就是动用全部的资源和资本。但是最终能不能喝到水，依然是个未知数。


或许对于前面的小颖他们来说，进入县中初中部，是“噩梦的开始”，是要在重叠不休的压力、紧张等情绪的搅拌中寻找生活的出口，他们想逃离却逃不掉。但对于张丽这类的家长来说，县中则代表了一种成功，甚至是将来的一种保障，他们拼尽全力，也要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
县中，在此刻仿佛成了一座彻彻底底的“围城”。
大概是否也可以说，教育，成了一座“围城”呢？
高考，真的成了一桩“交易”了吗？

从妈妈手里接过铺满向日葵的花束，苏晴才真切地意识到，高考竣事了。
但她不敢接住妈妈递过来炽热关怀的目光。因为苏晴以为，这次高考发挥的不是很好。当数学交卷铃声响起，望着答题卡上几乎空缺的最后一题，苏晴以为自己和洽的大学无缘了。
按照苏晴的想法，高考实际上就是一场拿分数“买”大学的生意业务。分数越高就会越有选择权。苏晴半开玩笑地说：“高中苦读三年，甚至是寒窗十年，只是为了能够把自己‘卖’出去，卷生卷死，也无非是想‘卖’的好一些。”
教育研究领域有一个名词“教育资本化”，是指将教育视为一种商品，并将其作为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教育资本化的目的是让家长掏钱，通过折腾孩子来满意家长的需求。如果按照这个概念的逻辑，高考（中考）资本化的特征也日益显著。面对高考的门生被物化成了一种待价而沽的商品，高考分数就是自己的价钱。分高者，也就是价高者，在市场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选择权，可以自由选择大学，而分低者，即价低者，只能被挑选，甚至是被市场淘汰，没有大学可上。


周航和苏晴是同班同学，他对苏晴的担忧感同身受。作为在实验班的题海和压力中浸泡三年的尖子生，他们肩上承载了太多的目光，来自学校，来自家庭，来自周围所有熟悉的亲戚朋友，甚至是来自同年级的同学。而且他们也过不了自己内心的那关，“一个实验班的门生一整道大题都是空的，这个真的说不过去”，苏晴头埋得很低，语气里蓄满了无助和难过。
这样看来，苏晴好像被“实验班”这个符号绑架了。
学校根据成绩的高低，人为划定了等级，然后将差别等级的门生塞进差别名号的班级——“清北班”“实验班”“平行班”等等（差别的学校有差别的叫法）。但想进入“金字塔尖”的班级是有代价的——老师们对时间的聚敛，如雪花般纷飞到手的试卷，竞赛难度的练习题都会变得合理化。“好像进了实验班，这些都是正常的，我们就应该面对这些”，在苏晴看来，“实验班”这个符号仿佛成了学校奴役自己的一个阴谋。
当学校千方百计把“实验班”的符号植入自己的脑海中时，周航也以为自己被这个符号绑架和束缚住了。课间用来刷题，在去往厕所的路上都要背几个单词，自己会下意识地冒死内卷和自我聚敛，成为了走在“时间钢丝”上的杂耍人，脚底是万丈深渊，一分一秒都得审慎，不敢也不能松懈。周航自嘲现在已经魔怔到“连吃饭都想着数学题”的境界了。
作为过来人，我对苏晴和周航的遭遇着实不可谓不熟悉。从小学到高中，在这个打着升学幌子，实则溢满竞争氛围的教育过程中，我们门生，包括家长的每一步都走得谨小慎微，也极为艰辛。但没办法，教育本身就承担着筛选的职能，如果不努力不内卷，那就有大概被无情筛掉。但教育同时又扮演着社会运动的重要角色，这也就意味着在筛掉一部分人的同时又要托举另一部分人向上攀升。于是在这种向上爬和向下滑的巨大张力中，作为门生的我们，作为望子成龙的家长，以及作为传授知识的学校，或许只有通过不停地转动、内卷，才有大概实现突围，从而打破布迪厄阶级再生产的预言。
这两天，我看到一个视频，视频中两个大门生在尝试挑战今年的高考数学试卷，从第一题到第五题，没有一道题目是确定会做的，最后两人只能无奈地大笑。我和视频中的两个女生一样，在看到曾经信手拈来的题目现在却完全没有思路，在随她们大笑的同时，我更多的是感到一种悲痛，这种悲痛大概是对于我，又或许是对于整个教育体系——大学之前的那些教育，最后留在我们身上的到底还剩下些什么呢？


图 | 抖音截图
苏晴拖着疲惫的身躯刚回到家，妈妈的手机就弹出来一条微信消息，是现在正在上高二的弟弟的班级群里班主任发的一条消息：
“2024届高考竣事，2025届高考一年倒计时开始。从明天起执行高三时间……”
苏晴以为有些恍然，但又随即摁灭了手机，她知道又一个新的循环开启了。不过她现在不想管这些，她只想好好地睡一觉，没有闹钟，也无人打搅。


图 | 受访者供图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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