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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负的状态应当是：全国都补贴生养，但大都会除了承担自己那一份以外，也承担小都会本钱的一部分或一大部分。究竟，将来等这些孩子长大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会流向大都会，他们只是“暂时”待在小都会。
撰文丨张明扬
谁说发钱催生没用？
开年有两个生养率暴涨的新闻。
其一是韩国。2024年，在一系列福利政策的刺激下，韩国新生儿人数到达24.2万，比前一年增长3.1%，9年来首次出现正增长。
其二是湖北天门。出台鼓励生养政策后，2024年天门出生人口同比增加1050人、增幅17%， 8年来第一次实现“由降转增”。
天门的催生力度有多大？
在天门，生养二孩、三孩的家庭分别可享受9.63万元、16.51万元补助，远高于现在其他地区1万-2万的补贴力度；全部7项政策补贴、优惠叠加在一起，实际最高可达22.51万元；更炸裂的是，多孩家庭购房也有补贴，领完补贴买一套 80 平的新房只需自己再贴 8 万元。
我不知道，那些整日聒噪发钱催生没用的人是基于何种心态，但既然现在已经有了明确答案，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讨论：催生的钱从何处来？
01
公共舆论夸赞天门的生养补贴政策“一骑绝尘”，背后的潜台词是：其他都会并没有跟进。
要知道，虽然国内许多地方也出台了所谓的生养补贴政策，但大多是口惠而实不至，甚至只有政策没有预算，双手一摊：账上没钱。
为什么绝大多数都会都不愿将真金白银砸向生养补贴？
其一，地方财政真的捉襟见肘。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导致地盘出让资金大幅缩水，地方债又是泰山压顶，许多地方体制内都被迫降薪了，地方又那里拿得出闲钱补贴生养。
其二，缺乏动力。三四五线小都会心里大多有笔账，他们如果花了大力气大价钱鼓励生养，等到这些孩子长大了，许多人却流向了大都会。面对这种人口上的“虹吸效应”，投入是当下的，而收益却是未来的，更流向外地的，都会主官又怎么有动力一掷千金呢？
从这两点出发，我们对“催生的钱从何处来”这个题目，也就有了比较清晰的答案。这也就是前几天舆论总结的那句金句：小都会负责生娃，大都会负责抢人、拼经济。
说的更明白一点就是：一二线大都会及发达省份用转移支付，来为小都会的生养补贴买单。
02
大都会和发达地区为什么要掏这笔钱？
答案也很简单。在小都会（发达地区）刺激生养，效率要高于大都会，本钱也要低于大都会。
这几乎不需要详细论证。打个比方，一月补贴2000元，对一线都会的高额育儿本钱而言只是聊胜于无，又怎么能到达鼓励生养的目的呢？但同样是这个2000元，如果是补贴到小都会（不发达地区），效果很可能是立竿见影，就如湖北天门一样。
因此，抱负的状态应当是：全国都补贴生养，但大都会除了承担自己那一份以外，也承担小都会本钱的一部分或一大部分。
究竟，将来等这些孩子长大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会流向大都会，他们只是“暂时”待在小都会。
如此，通过人口流动，大都会也就不缺年轻人了。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又不分本地和外地的。
这笔账，大都会的都会主官与公众应当不难算明白。
养育孩子不单是个人的责任，也是整个国家的。他们既然承担了国家未来的盼望，也应当在发展过程中接受全社会的共同撑持。
由于长达数十年的人口流入红利，大都会的公众往往将这一红利视作天经地义。殊不知，如果小都会和不发达地区的生养率也持续下降，这一红利迟早有结束的一天。
发达国家可以靠海外移民解决人口老龄化，中国不是移民国家，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本国人口流动。
但题目又来了，发达地区与一二线都会的税负已经不低了，现有的转移支付也已经使出了洪荒之力，又那里拿得出更多的钱去转移？
先吃颗定心丸。
从理论而言，大都会的公众与当局并不需要额外掏出一笔钱，他们只需要改变转移支付的“流向”，即可事半功倍。
03
许多来自发达地区的人一提及转移支付，就是满腹牢骚。
实在我也是。
但这并不即是要对转移支付全盘推倒，究竟，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存在着中央财政反哺不发达地区的环境。
而中国则存在着一个特殊国情，我们劳动人口迁徙的规模更加庞大，也就是所谓的“孔雀东南飞”。
中国式的转移支付，为何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其核心在于，发达地区转移支付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流向了不发达地区的编制人口。
简单说就是，一线都会的社畜，交税帮小都会的体制内发工资。
而在中国的语境内，就工作的鄙视链而言，编制是遥遥领先的，即使是小都会的编制，在某种水平上也是高于大都会的非编制工作。
身处鄙视链下端的大都会“天选打工人”，通过转移支付补贴鄙视链更顶端的人群，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敷。
作为一个身处发达地区的大都会人，自己交的税不能留在当地，这当然令人不快，这是人之常情。
当你这知道这笔钱真正在帮助比自己穷的同胞时，你的这种不快会不会减少许多，是不是心气就平了？
同理，如果你知道这笔钱流向了明明比你生存境况更好的人口袋时，是不是心情就更差了，对转移支付就更有意见了。
转移支付从来都不是题目，流向才是题目。这就像个人所得税一样，高收入者承担更高的税负，去帮助弱势群体，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合理的。
那么，什么样的转移支付才是更合法的。
以国际的惯例而言，大都会（发达地区）补贴小都会（不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与福利，让全国不同地区的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减小差距，趋向一定意义上的均等化，当然这其中也要考虑不同地区的物价水平。
这才是转移支付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岂非不比粗疏意义上的“全国一盘棋”更有说服力，会更符合公平公理的价值观。
“小都会负责生娃，大都会负责抢人、拼经济”，恰好符合这一转移支付的公平理念。
未来，这也应该是转移支付的转型方向：民生化。
04
技术上当然存在不少难题。
比如，有人问了，你转移支付给出去了，如何确保接收方按你的意愿费钱呢？如何确保他们把这笔钱用来补贴生养，而不是给体制内发工资、造大工程呢？
这里只能给出一个大原则：专款专用，中央督导。
什么意思呢？这笔转移支付只能用来补贴生养，至于你的财政够不够发工资，够不够造大桥，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
转移支付只服务于社会公平与公众福利。
除了直接补贴生养，更公正地看，大都会的转移支付也应该覆盖到不发达地区的义务教育、儿童医疗。
这个确保专款专用的技术题目始终存在，想要根本解决，就要外溢到中国财政付出的转型方向：从（体制内）用饭财政、基建财政，转向民生财政、福利财政。
转移支付与整体财政的转型方向，是同等的。
每当谈及补贴生养，总有大聪明跳出来说：财政已经很紧张了，岂非还要继续加税么？
税自然不能加，在某种水平上还要减，只要我们逐步摆脱用饭财政与基建财政，钱自然就有了。
补贴生养的钱有了，充实医保的钱有了（集采不用那么扣扣索索了），给农夫提高基础养老金的钱也有了，一切都有了。
人还是需要有点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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