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科学的科学史——评《帝国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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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官僚视科学为发展工业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者视科学为普遍性的头脑方式，科普作家视科学为能够满足好奇心的知识产品，在紧迫的战间环境下，三者都或自动或被动地与民族主义搅合在了一起。——陶力行

图片来源：东方IC

没有科学的科学史——评《帝国的科学》

文 /陶力行

工业革命在西方世界的率先成功，力证了科学话语的合法性，为十九世纪以降的非西方精英们指明了国家建构的现代性方向。对十九世纪的西方人而言，科学是一种内生性话语，但对同期的东方人而言，却是一种外生性话语。任何一个文化共同体若在短期内强势引入某种外生性话语，势必扭曲、重组与再造该话语。《帝国的科学》作者水野宏美从科学传播这一议题出发，考察了1920年至1945年期间，日本精英人士对于科学话语的援引、传播与利用。



《帝国的科学》[日]水野宏美 /著薛雅婷 /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

作者主要考察非科学家的科学传播活动，将日本技能官僚、以唯物论研究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科普作家等3类行动者置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崛起的语境下，通过考察他们在政治博弈、社会活动、知识推广等活动中发表的科学叙事、策论与知识，实验回答以下两个核心问题：（1）战时日本是怎样将非神话的科学和宣扬神话的民族主义融合在一起的；（2）日本想要科学立国，他们意图发展的科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科学。在大众印象里，科学是一个安闲自为的系统，科学研究不偏不倚、客观公正，但水野的研究表明：科学始终处在流变之中，科学的传播与发展常受到科学外力量的左右。科学史范畴下，该作属于科学外史研究。用一句话概括作者观点，即：科学并非铁板一块，其包含诸多复杂内容，不同行动者在援引这一话语时，常会根据自己的政治意图或价值偏好对其展开差异化想象，继而滋生出不同的赋义、调用和主张。水野将微观的科学传播活动与宏观的政治变迁联系起来，拓宽了读者理解科学的视域。其作提供了大量的索引材料，对科学史或科学社会学研究者而言，资助甚大。但是，作者的研究始终停留在科学外围，没有直入科学内部，虽研究科学传播，但其展现的传播征象或机制并非科学传播领域独有，若研究其它主题，也可得到类似观点。本文将先概述该作的写作逻辑，而后通过引入比较视野，对其展开批判性分析，末了将说明我对科学史研究的理解及想象。一、写作逻辑历史分析通常从行动者层面切入。为将不同行动者置于同一框架下叙事，水野引入“科学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根据水野的定义，科学民族主义是一种认为“科学和技能是维持国家完备、生存和进步的最紧迫且最重要的条件”的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在战时日本上升成国家层面的涵盖性主张后，所有科学传播活动都受到民族主义话语的形塑。水野正是通过刻画各类行动者在该意识形态鼓起前后的话语主张和举动轨迹的变迁，向读者呈现了一幅激烈、复杂的历史图景。除导论与结论，全书共有3部门，每一部门叙事都围绕一类行动者展开。第一部门以宫本武之辅为主要线索，主要讲述精英工程师怎样利用科学话语攫取政治权力。据水野的说法，工程师对于现代化进程下的工业发展至关重要，但日本工程师们受制于《文官任用令》，长期以来都没有政治权力，然而，工程师出身的宫本不甘现状，于1920年建立工程师俱乐部，试图借用集体力量夺取政治权力。水野指出，宫本早先不停利用阶级话语连合工程师群体，但于1930年前后，转向科学—技能话语，由于科学—技能话语契合工程师的职业身份，更能促进集体认同。与此同时，为推进集体的向上移动，包括宫本在内的精英工程师们以民族主义话语为抓手，将自身政治目标融入国家的战略叙事，先通过宣称“科学日本”等理念，突出工程师群体对于国家建构的意义，而后又在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期间，利用国家对于科学—技能的工具性需求，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第二部门以小仓金之助、户坂润与三枝博音等3位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活动为详细考察对象，讲述“唯研会课题怎样从对资产阶级科学的批判转向对日本科学传统的建立”。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在1930年代受到猛烈镇压，但部门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研会——即唯物论研究会——形式，用科学议题作掩护，通过期刊和专著传播自己的思想。水野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与技能官僚不同，其对待科学议题时，接纳普遍主义立场，将科学视为一种头脑方式或批判精神。例如，小仓金之助率先将阶级批判引入科学论战，其认为日本之所以没有实现西方那样的现代化，乃是封建残余影响了科学精神在日本的发展；户坂润批判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这些思想中真正正确的、科学的理论；三枝博音从江户时期的文化资源中寻找能够代表批判性、理性以及普遍性的思想要素，以此例证“科学精神高于一切”以及“科学的超期间性”。第三部门以《科学画报》和《儿童科学》为中心，主要分析面向大众的科普读物。科普读物是自由主义者的阵地，主张通过传播令人“惊奇”的科学知识以激发公民们对于科学的热情，但是在民族主义压力下，他们也无法独善其身。水野论证，科学的性质和人们对于奇迹的观感高度可塑，即便看起来与政治不相关的普及性读物也易沦为国家宣传意志的载体，如，战时政府利用能够引起儿童科学兴趣的手段在科普读物中植入特定内容，以唤起孩童们对战时科学技能的豪情。水野（a）以例证而非统计的方式概括行动者特征，通过（b）横向比较不同类型行动者的策论和叙事差异以及（c）纵向回溯代表人物与国家政治力量、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过程，导出了3段时间上相对平行的历史叙事。总结而言，技能官僚视科学为发展工业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者视科学为普遍性的头脑方式，科普作家视科学为能够满足好奇心的知识产品，在紧迫的战间环境下，三者都或自动或被动地与民族主义搅合在了一起。二、书中缺憾《帝国的科学》是一部历史学著作，注意时间序列叙事以及细节的铺陈。但是，对于实践者——尤其是科学工作者——而言，该作意义不大，除了提醒读者“民族主义的渗透无处不在”以及“科学也不免于民族主义的干扰”之外，并未导出太多新知。简单来说，该作有以下几点问题：第一，研究问题较单薄。水野追问“战时日本怎样将非神话的科学和宣扬神话的民族主义融合在一起”，该问题预设科学和民族主义是两种性质排他的话语。但这一认识是错的。话语边界人为可塑，话语内容也可人为添加，话语是否排他，主要取决于话语援引者的边界意识而非话语本身，话语援引者完全可以通过重新诠释话语内涵、模糊话语边界以将两种原本毫不干系甚至对立的话语丝滑地黏合在一起，如制造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样的标语。话语是围绕特定主题而形成的系统性命题集，其外延与内涵均可在外力作用下变化。无论民族主义还是科学，都是边界可变的话语。科学家偏向于强化科学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边界，由于这样有利于维护专业性，但非科学家偏向于减弱边界，由于有利于低落自己介入科学活动的门槛。水野的研究对象多是科学外人士，心理上没有科学原教旨主义者式的认知负担，对他们而言，融合科学和民族主义并非难事。简言之，作者因错误预设，提了一个启发性较弱的研究问题。第二，价值立场过重。水野有明确的反民族主义立场，试图通过展现民族主义对科学的干预，以批判民族主义。其认为，日本人为将战时民族主义环境下的科学积累沿用至战后，叙事上有意切割战时与战后的关联。水野反对切割论，花重笔墨例证战后科学文化乃战前民族主义文化的延续。毫不否认民族主义从战时延续至战后，但问题是，如果民族主义的地位、性质、强度在战时与战后都一样，为何日本能在战后崛起成为科学大国，以远高于同期他国的效率输出科学创新？科学民族主义、科学传播、科研是三回事，民族主义能左右科学策论的生成，也能影响科学传播的轨迹和强度，但并不能提升科研工作者的实力及能动性。科研产出与科研工作者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科学家只有在一个宽松而又自由的氛围中，才华活跃头脑，碰撞出新知。依我见，正是由于民族主义在战后的整体性退场，日本高校才孕育出了容许奇思怪想、适宜科研的宽松环境。作者因过重的反民族主义意识，高估了民族主义的影响力。第三，低估了科学的自主性。水野将科学传播置于话语分层框架下考察，其笔下的科学传播活动在面对民族主义时总显得很被动，但如果我们将科学置于话语互动的框架下考察，科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就会彰显。例如，各类政治意识形态相遇时，总会呈现出对抗性大于合作性的态势，而唯独与科学话语相遇时，会更多呈现合作性。为何各类政治意识形态行动者在遭遇科学工作者时，总想连合与吸纳后者，而非将其消灭？这是一个本该解释却被作者忽视的问题。现代性语境下，每一种意识形态都会宣称自己的进步性，但鲜有一种意识形态能像科学那样，在没有武力的加持下，力证进步性。虽然量子力学排除了“科学是确定的”这一刻板印象，但相比于其他话语，科学论述依旧显得实在与透明，由于科学活动输出的是可接受交叉性检验的论断。依我见，科学的自主性正是源于科学的特殊性，即它是唯一一种能够以“中立姿态”锚定进步、先进等价值理念的话语，以至于各方势力角逐时，总喜欢拿科学背书。第四，比较方式有问题。水野比较了3类行动者在民族主义鼓起之后的科学传播活动，但只提供了3段平行的历史叙事，而没有借比较引出任何因果关系。比较的核心是将同一范畴下的不同子项置于同一外力作用下，通过区分外力催生的子项分化，析出“不同子项在某一语境下的关键差异”以及构建“差异性因素与分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水野笔下的技能官僚是政治行动者，马克思主义者是意识形态行动者，科普作家则是经济行动者，三者不属同一范畴，不具备可比性。有两个改进方向。第一种从行动者策略出发，但只聚焦于单一范畴下的行动者。例如，只考察技能官僚，通过比较军事技能官僚、农业技能官僚、工业技能官僚等在面对同一话语压力下的策略差异以析出各类技能官僚的差异。第二种从互动模式角度出发。差异性话语相遇后，会形成以行动者为媒介的3种互动模式，即竞争、合作、回避。研究者可以考察民族主义话语与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话语之间的互动差异以析出各种话语的特殊性。第五，没有析出日本的特殊性。正如作者所言，科学民族主义是普遍弥漫于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除日本以外，美国、德国、英国等国都有，但其在各国的意义与导向并不划一。科学民族主义在有些国家扩张会导致科学家地位的提升，赋予科学家更多的科研自主性，如战时美国，而在有些国家的扩张会导致科学家地位的降落，使其成为国家行政部门的附庸，例如战时日本和德国。为何同一意识形态会导致如此大相径庭的导向？作者并未借此问题导出日本的特殊性。科学和政治本属两个独立部门，科学民族主义话语促成两者关联。科学高度专业化、准入门槛高，除非政治官僚掌握科学话语，或政治官僚集团吸纳了大量能够掌握科学话语的行动者，否则政治部门难以获得管辖科学的合法性。依我见，正是由于技能官僚在战时日本快速取得了政治权力，仅凭对于科学的一知半解，扩大政治部门对于科学的管辖权。相比而言，技能官僚在美国政治圈内获得霸权性力量，所以科学家在美国才华始终保有强自主性。三、科学史的想象总结而言，《帝国的科学》是一部科学外史研究，讨论的是日本民族主义崛起下的科学传播，作者通过追踪三类行动者的传播举动，将国家政治变迁、民族主义的扩张、科学策论的形成联系了起来。但是，作者顶多展现“传播性”，至于日本、民族主义以及科学的特性，却鲜有展示。如果研究者定位的是传播学研究，那可以如此，但如果定位的是科学史研究，那这样就显单薄。以我对科学史的想象，无论是外史研究还是内史研究，都应以科学知识为终极锚点。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分化是科学工作者关切的核心议题。任何一种类型的科学知识的生产，都会受到包括政治权力、社会意识形态、先验认识论以及研究者互动方式等条件的约束。科学外史聚焦于科学外条件对于科学活动的作用，科学内史聚焦于科学内条件对于科学活动的作用。科学知识有普世性与地方性两面，外史研究易析出地方性条件，内史研究重析出普世性条件，好的研究往往兼顾两者。所谓普世性是指，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和应用性往往超过时空限制，科学行动者总指望生产普遍有效的知识，如东西方皆有效的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所谓地方性是指，特定类型知识的生产与分化依赖于地方性条件的汇聚，如基督教信仰危急催生牛顿力学，解构主义思潮促成爱因斯坦相对论。一部科学史研究若想对科学工作者带来意义，要同时展现科学行动者的内部互动以及外部条件对于互动过程的形塑。《帝国的科学》本来有时机实现上述目标，但碍于作者的问题意识不明确，以及其考察只停留在科学活动的外围，以至于无论是科学活动的普世性一面，还是地方性一面，都没有顾及到。科学史研究需要回应科学工作者的关切，其合法性源于科学实践者的认可以及对于科学活动的贡献。只顾及一端的研究，尚且意义有限，如果两端都没顾及到，那读者只会产生以下观感：作者说了许多，但又似乎什么都没说。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50204A05DMC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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