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失败的乞贷人，被“放贷中介”围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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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魏芙蓉
编辑|王一然




倒计时

转头看，苏巧一步步陷入深渊的起点，只是三万块。
那是去年11月29日，朋友来催债，这笔钱她为了周转已经借了一段时间，现在到了约定的还款期，对方急需用钱，她一下子拿不出，也欠好意思再推脱。
正发愁时，微信弹出一条好友申请：必要资金周转吗？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试图加她好友。她以前向来直接忽略的信息。但这次，她点了“通过”。
她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多年的负债已经掏空了积蓄，好强又爱面子的性格，也让她一时张不开嘴找人借。况且这个陌生人开出的条件听上去格外诱人：大额秒下，不上征信，无需审核，不消预缴费用。
后来她才知道，对方其实是个贷款中介。对方查看了她的征信报告、工作证、公积金等资料，很快又介绍了一位“财务”给她，负责接下来的放款流程。
和从未碰面的陌生人谈钱，苏巧一开始也是将信将疑。但当第一笔资金很快到账时，她的疑虑便打消了大半。
财务表示资金充足，贷款额度一万元起步。因为是首次合作，所以先放款一万，让她“试试流程”。借条也是线上签订的——对方通过“人人信”APP发来一份“电子签”链接。这是一个主打线上借贷撮合的平台，苏巧第一次使用，双方签订完成后，他们之间就形成了具有法律效力的电子借条，系统会自动生成合同文本。
那张借条上写明：乞贷1万元，期限7天，0利率。但资金并未通过平台发放，而是对方私下通过微信转账给她，到账金额只有七千元。财务解释说：这是“首次合作”的利息预扣，比例为30%。她以为利息太高，对方却说：“长期合作之后，额度会逐渐进步，利息也会越来越低。”
苏巧没来得及细想，东拼西凑地还上了朋友的欠款。与此同时，7天的还款倒计时也开始了。
财务们要求她用“打卡”的方式还钱——自乞贷首日起，天天中午12点前还上乞贷金额的10%，即1000元，末了一天再补齐余款。他们声称是防止她失联，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分期追债方式。
这个原本只是为解燃眉之急开的口子，很快演变成了一个无底洞。对其时的苏巧来说，7天内还清1万元并不现实。“打卡”第三天，财务便“好心”提示她：如果还不上，他们可以继承给她下款缓解压力。
不过，这位财务并不亲身操纵，而是让她添加另一个“财务”的微信。就这样，第二笔贷款很快到账——额度是两万元，对方如法炮制般预扣30%的“砍头息”，她实际只收到一万四。再“打卡”还2000元，苏巧真正能动用的，也就一万二。
她立刻用这笔钱去还清了第一笔贷款。可刚一结清，手上又空了。

苏巧打下的第一张欠条，显示零利率。 讲述者供图

那时苏巧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一步步走进一个“玄色陷阱”。她后来才知道，法律明白禁止“砍头息”，而她在这几个月里签下的每一张借条，利率几乎都远远超出了民间借贷司法保护的上限。（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多少题目的规定》（2020年修正），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合同创建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LPR由中国人民银行每月公布，比方2025年3月的一年期LPR为3.1%，则四倍为12.4%。）
她更不知道，当高利贷的发放规模和获利数额到达肯定程度时，就会触及刑事犯罪的红线。或许因此这些“财务”们极其谨慎——每人最多给她放三四笔款，额度二十多万后，便会推荐另一个“财务”接力帮她“缓解压力”。他们每次介绍新人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这是我熟悉的朋友。
短短三个月，苏巧已经跟近二十个“财务”打过交道。她的贷款额度也一路被“提额”，从最初的一、两万，很快变成三、五万，甚至七万、十万。另有财务放话说：“你要一百万都没题目，就怕你还不起。”
而此前关于“降息”的承诺从未兑现。他们的说法变了：“你额度提了，利息当然也要相应上调。看在你一直合作的份上，才维持在30%。”
苏巧都没有细究。相比利息，更让她焦虑的是如何完成“本日的打卡”。第一笔贷款到账前，她的整个社交网络就已经被对方牢牢掌控。“财务”让她提供了多个接洽人信息，包括家人的微信和手机号，还要求她截图孩子学校的家长群、单元的工作群，连家属群也不放过。他们威胁她，如果不按时打卡，不仅利息和打卡金额会翻倍，他们还会接洽她的家人。
正是因此，苏巧不敢有丝毫懈怠。那三个月对她来说如同噩梦——天天睁眼就是账单，早上八点多，微信那头的几个“财务”就定时来催她“打卡”。
乞贷越来越频繁，高额的利息让原本的缺口越补越大。她不停地用新债填旧债，每笔钱都只是为了延缓崩盘的倒计时。
一个月后，她不得已向丈夫求助，谎称是朋友周转困难，让他帮忙借钱。丈夫没有起疑——他们常年两地分居，只有周末才见面。她也找了亲戚借钱，把能想到的网贷平台都试了一遍。钱一到账，她便立刻转给“财务”。
那段时间，她的精神状态濒临崩溃，像被困在一场无休止的危机中，脑子里装不下任何别的事，“不知道本日该干嘛，听不进别人说话”。春节期间，尽管家人都在身边，她却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张。只要微信一响，她就飞快躲进厕所回消息，生怕暴露破绽。
到了2025年2月，苏巧发现自己已经借无可借。亲戚、朋友、网贷平台，全部办法她都试过了。以前，她从不敢算账，也没时间算。但这一次，她强迫自己做了一次估算：
她至少欠了七十万元。
她吓坏了。那是她无法偿还的数字。可她依然不敢告诉家人。那时她已经连续几个月没睡过安稳觉，她开始思考最坏的打算：是不是只要离婚，就不会牵连家人？她甚至在手机里写下了遗书，悄悄在网上买了一百片安眠药。




欲望喂大的窟窿

每次回顾这段负债经历，苏巧都会以为有些恍惚——生存，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一笔笔债务摊在眼前，估算账目的过程，也像一次被迫的回溯。
她原本应该有一份更安稳、体面的生存。她是四川一座县级医院的在编护士，丈夫也在体制内工作。十多年前，他们结婚、买房、组建这个小家时，几乎没有负债。夫妻俩月收入加起来一万多，养育两个孩子，日子谈不上富裕，但也足以从容。
她很清楚，题目不是从那三万元开始的。真正的危机，与其说是钱，不如说是那颗不断膨胀、始终无法被满足的心。
她年轻时常挂在嘴边一句话：人生有限，活在当下，享受当下。那时她确实活得洒脱。刚工作那几年，月薪不过一两千块，一群朋友聚餐，她总是第一个抢着买单；朋友找她借钱，她即便手头紧张，也愿意从“借呗”套现帮一把。
这种随性的消费习惯，什么时候变成了某种“瘾”，苏巧自己也说不清。她尤其爱买衣服，“一天不买点就满身难熬”，“手指不听使唤地点（手机）”，最夸张的时候，一天能买上万块。家里为此特地定做了一整面墙的衣柜，西装、风衣、大衣，每个颜色都备着，衣服多到家里塞不下，她只好搬一部分回娘家。丈夫经常打趣她，说这些衣服三年不重样都穿不完。
等信用卡刷爆、工资都还不上了，她开始接触网贷。她还记得十多年前自己第一张信用卡额度是1万5，后来几张卡加起来，额度涨到了十几万。“借呗”也一样，额度越用越多，债务越滚越大。
生存第一次因为债务亮起红灯时，她刚结婚没多久，欠下了超过二十万债务、实在还不上，她才含糊地向丈夫透露了一部分情况。她说，丈夫没有责怪，还动用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帮她还了十几万。其实另有一部分尾款，加起来十多万，她瞒了下来，想靠自己慢慢还清。
但网贷一旦上瘾，就像隐形的枷锁。他们有了孩子后，孩子上私立幼儿园，学各种兴趣班，家庭开销越来越大。自从丈夫得知她的网贷题目后，两人就各自管理收入，苏巧因为心里有愧，这些开销只管都自己承担。不过，手头一紧，她还是会忍不住打开那些熟悉的网贷平台。

图源东方IC

无论是债务压力还是家庭开销，她都急需一笔可观的收入。2016年起，她两次贷款创业——本想借此翻身，却反而被推向更深的债务泥潭。
第一次是微商风口刚起的时候，她做服装类代理，野心不小，试图通过大批囤货拿到更高的代理级别。囤货没能顺利销出去，亏了几十万。
到2020年前后，她又将希望寄托在餐饮行业，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中餐馆。开业头几个月生意火爆，每个月她都能拿到一万多的分红。
好势头才持续了半年，疫情来了，她被单元抽调支援核酸检测，一年多没法亲身打理生意。封控反复，客流骤减，餐厅的生意迅速下滑。合伙人退出了，她舍不得放手。那时店铺已经入不敷出，连员工工资都快发不出了，苏巧靠借钱和贷款硬是撑了一年半，还是倒闭了。
这两次创业失败的经历让她在银行又背上近50万元的商业贷款。
苏巧说自己实在是“太背了”。除了无法遏制的消费欲，偶尔，她也会将这一切归结为运气。每当生存陷入困境，她就会去买佛牌“转运”。这些佛牌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她的债务里，也包括了不少这类开支。
这十多年来，苏巧几乎从未真正摆脱过负债状态。那笔50万的商业贷款绑定在她的工资卡上，每月工资一到账，5000元就自动被划走。到现在，她已经连续还了二十多万。
除此之外，另有三十多万的网贷在身。所幸这部分利息不算高，靠着“借新还旧”的方式，还能委曲维持着循环还款的节奏。
她总是相信自己能稳住局面。所以这些年日子虽紧，她并不以为难过，“我另有工资，另有公积金，慢慢还就行。”她习惯了这样安慰自己。
如果不是去年碰到平台“抽贷”，一下子打乱了她的节奏的话——很多乞贷人都遭遇过这种情况，一旦信用评分下滑，贷款平台就可能在合同尚未到期前，突然要求提前还款。这意味着，苏巧无法继承用老办法“拆东墙补西墙”了。过去那个以贷养贷的资金链，断了。
她急忙去银行咨询，想找到其他出路，但被告知征信评分过低，查询记录过多，短期内无法再申请贷款。无奈之下，她只好动用自己全部的住房公积金，一次性还了近20万元网贷，仍有十几万的缺口没填上。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朋友来催账了——仅仅3万，就难倒了她。 走投无路之下，她最终伸手向高利贷。
苏巧无数次感到后悔，她说，自己的人生“明明开局拿了一手好牌”，却亲手把它打得稀烂。
被高利贷一步步逼到绝境，她一度动过轻生的动机，有天晚上，看到身边熟睡的孩子，她动摇了。
这些年来，她几乎从未向人袒露过自己的真实处境。今年2月尾，压力大到难以承受，她才在网上写下自己的经历，也第一次向一位“债友”倾诉了这些年的背债过程。那位债友看到她签下的高利贷借条后，提示她立即报警。

苏巧的第一笔乞贷一万元，扣去 3000 元砍头息和 1000 元打卡费后，实际到手金额为 6000 元。讲述者供图

逾期与失控

22张借条，20多个“财务”。今年2月尾，在朋友的伴随下，苏巧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梳理清楚自己在三个月内的每一笔高利贷转账记录。
那是她第一次真正对账。二十多笔高利贷都是在人人信签下的借条，苏巧计算发现，几个月来，她实际到账本金约60万，却已经陆连续续还了90多万。这些借条在平台上显示“0利率”，实际年化利率高达2234.69%。
平台规定出借双方都需实名认证，颇具玄色幽默的是，她的借条上竟先后出现了“洪金宝”“周星驰”“林俊杰”等名字。事实上，每次对方都会要求苏巧绕过平台转账，她发现下款收款的其实另有其人。
就在她察觉出异常不久，央视“3·15”晚会点名曝光了“借贷宝”、“人人信”等电子借条平台的乱象，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平台不仅为高利贷提供了通道，放贷人还可以通过“假账号”规避羁系，甚至用去世者的身份信息完成注册与放款。
2月开始，苏巧先后在老家和人人信地点的城市报了警。广强律师事务所的曾杰律师分析苏巧的经历后认为，她很可能陷入一起涉嫌“套路贷”的刑事诈骗案。曾律师指出，发放高利贷本身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等多种违法行为，具体定罪需结合利率标准、放贷规模及非法获利数额等情节综合判断。如果“人人信”等平台明知或默许放贷人以虚假身份、异常本领操纵，也有可能构成共犯。

苏巧自己计算的二十多笔高利贷乞贷和到账金额。 讲述者供图

苏巧的借条上，出借人姓名栏出现了“洪金宝”、“周星驰”、“林俊杰”等。讲述者供图

在裁判文书网，涉“借贷宝”“人人信”等平台的高利贷纠纷并不少见。去年3月，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典型的“套路贷”诈骗案。一个犯罪团伙自2021年起，在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内，通过借贷宝、人人信等平台共计放款约1.46亿元，涉及受害乞贷人多达5578人，仅收取的利息就超过3866万元。
这些“套路贷”往往出现出高度相似的运作模式。所谓“出借人”，实际上并不是单一的放款中介或财务人员，而是隐藏在一整条灰色产业链中的操盘者——前端有人专门物色乞贷人，中段有人负责签合同、放款，后端另有人专职催收。
他们最常瞄准的，是那些已经被银行或正规金融平台拒之门外、资金链濒临断裂的人。这些人的个人信息可以轻易在网上购得。随后，放贷人会以“民间借贷”的名义，用“低利率、秒放款、无抵押”等话术引诱乞贷人落入陷阱。在“借贷宝”“人人信”等App上签订的借条看似合法合规，实则金额虚高，远超实际到账数额。
更隐蔽也更致命的是，当乞贷人已出现还款困难时，这些团伙并不会止步，反而会继承“自动放款”——推荐新的贷款渠道、提供更多“资金支持”，一步步垒高债务，把人彻底套牢。
一旦乞贷人制止还款，暴力催收随即而来。
警方调查还发现，这类团伙往往具备相当成熟的反侦查能力。为逃避打击，他们频繁更换公司电脑硬盘，同时以多个高管、员工的身份注册银行卡、电话卡，并批量开设微信、付出宝、借贷宝等账号，通过交叉使用营造“多人出借”假象，以混淆法律追责。
苏巧的经历，与这些案件中的乞贷人几乎如出一辙。但她的维权却陷入了瓶颈。苏巧说，报警后，警方认为目前证据不敷，案件尚未立案。
她掌握的放贷人信息极其有限，除了乞贷时留下的名字和银行卡号，平时的语音里，她只能听出这些人多数操着南方口音。当她明白跟“财务”们表示将报警、不再继承还款后，对方语气倔强：报警没用，欠钱必须还。
她末了一次借钱是在2月19日，在人人信打了一张7万元的电子借条，这是她在平台唯一一笔未还的乞贷。现在平台显示她的总欠款为7.4万元，其中4000元是持续叠加的逾期费用。
曾经的那三个月，她为了填平高利贷的窟窿在多个网贷平台上套出了近三十万元。彻底断掉高利贷渠道后，她在其他平台的乞贷也全面逾期。
十多年来，苏巧第一次真正陷入债务失控的状态。第一次接到威胁电话的那天，她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电话、短信几乎没有间断，催收人员在电话里威胁她，要去她家门口泼油漆，要去她孩子学校举牌示众。最多一天，她接到90多个催收电话。
更糟的是，连她的单元同事、亲戚朋友也没能幸免。她不得不硬着头皮，一遍遍地解释，说自己遭遇了诈骗。他们表面上都表示明白，没有多问。但苏巧心里清楚，自己可能已经留下了糟糕的印象。
她也向家人彻底坦白了自己的借贷经历和真实的负债情况。丈夫——那个朋友眼中踏实顾家的男人，依旧没有一声责怪，只是埋怨她没有早点告诉自己，两个人一起想办法，或许就不会走到本日这一步。父母得知后，也第一时间陪她去了公安局报案。
这是苏巧在整个经历中，唯一感到幸运的部分——她没有被家人责怪或抛下，反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明白与支持。
她原以为，坦白之后会像卸下重负。但事实恰恰相反，生存变得更压抑了。前些天父亲身责地跟她致歉，“你出了那么大事，经济上也帮不了你”。老人也为此背上了很重的心理负担。
这段时间，苏巧一边忙着跑公安局、接洽律师，一边等待立案的消息。这成了她眼下最在乎、也是最重要的事。她明白，立案的过程可能会很长，钱也很难追回来，她执着地奔走，只盼着那些人能被法律惩处，她才气轻微安心一点。
她开始记账了。虽然身上常常一分钱没有，但现在的每笔支出，不论金额多小，她都会细致写下来。那是她重新创建生存秩序的方式。
她也习惯把手机调成静音。每隔三四天，就给全部接洽人群发一次短信，解释自己的情况。有人劝她别光等着立案，赶紧想办法赚钱。但她不再去想那些短期的补救步伐，只希望立案之后，能向网贷平台争取一些喘息和协商的空间。
她现在只想慢慢地、安安静静地把钱还上——她期待的不过是一种平静安稳的生存——而这些，曾经是她最不以为意的东西。
（文中苏巧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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