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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安徽黄山近来道路解封，苗苗家村口停着的车每天都少几辆，大多数人又要回到霓虹闪耀的地方。村口值守的村干部撤了，年轻人搭起烧烤架子围成一圈，理发店也有交易了。一切好像又规复到原来。
苗苗从小就急迫想脱离这里，结业后在陌生的都会独自生存。疫情期间，她被迫带着一只猫回到山区老家，和父母共处两个多月。这只曾被父亲驱逐的猫，却不测改变了她和父亲的关系。
疫情是很多人生命中的旁逸斜出，像她一样，或多或少偏离既定轨道的人尚有很多。疫情提供了一个缝隙，让人们得以窥见更复杂的自我，他者和社会——
为纸质书奔走十年的出版编辑，在好几页没有标点的意识流小说里，重新找到做书的意义；支援一线的生理大夫，承接过太多生离死别的情绪，终于在儿子写信告诉他家门口樱花开时痛哭；刚结业的新老师和不同的人讨论公共话题，发现很多变乱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处在中间地带，她给不出答案。
这是一些人在疫情里的刹时，曾坚信不疑的东西松动过，生存被重新审视。
文丨殷盛琳
1
十年后，重新找到做书的意义
讲述者：出版人周昀，35岁，男，在武汉读书7年，现居武汉
2020年开头这段时间，我时常会有不真实的感受。疫情就发生在我生存的武汉，从小喜好的球星科比不测去世，一些我从来没想过会脱离的先辈大批地去职了。
这和预期完全不一样。2019年底我想，等过完年回出版社，我们就有新书可以上市了。是一本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短篇小说集，从对接韩方出版社，到翻译，送审，准备了3年多。初版4000多册年前就印好送到库房，2月3号开工，2月5号就可以发货。还接洽好了去韩国采访李沧东，但计划都泡汤了。
去年是我做出版编辑的第十年。之前我在一家著名的图书公司工作，一直在北京漂着，2017年结婚想稳定下来，就回武汉成立了鹿书工作室，算上我只有3个人，是武汉大学出版社的一个部分，负责文学艺术类册本出版。
我们在年底实现了盈利，这是我十年职业生活中第一次从利润中得到提成。以前也有年终奖，但年底核算都是亏损，年终奖总拿得不太美意思，以至于猜疑作为编辑存在的意义：工作一整年创造的利润是负数，很难说服自己所做的工作对社会有价值。
十年前，我还在武汉大学读经济头脑史的研究生，常常去图书馆看书，记得最初打动我，让我决定进入出版行业的是哈耶克的一段话——大意是在美国街头任意拉出一个出租车司机，都懂得两百年前开国者阐述的三权分立原则，他们可能本身没有读过，但这中间发生了很有趣的传播，知识先被一些人继承，又传播影响了他们。
这让我相信头脑的力气能影响到普通大众。书是个很好的载体，出版业也是这个传播链条里紧张的一环。
但意义感在这几年不停消退。图书市场规模在缩小，武大旁边的豆瓣书店在去年停止营业，上学常去的小书店差不多都消散了。文学艺术类的书本来就卖的不多，头脑能传播到多大范围？后来索性不再指望工作带来意义，能在这个行业继承做下去，就挺好的。
去年我们出版了6种新书。我还在年终总结里写，“将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岁末年初的这点小小的欣喜，大概只是大厦将倾时老鼠发现一块蛋糕般的满足。”
没想到居然真的是这样。“封城”之后我很焦虑，每天风俗性看手机，革消息，完全沉浸在内里，不乐意放下。殒命人数蹭蹭上涨的时候，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绝望。
在武汉，殒命离我们真挺近的。我爱人的一位同事百口确诊，正是医疗资源最紧张的时候，我们就在网上帮他转发到微博告急话题里，也发到各种群。
看起来在帮他，但心里是让自己有一点点希望：如果我们到这种境地，不会有人弃置不顾或者视而不见。
刚过完年那几天，我在网上看到招志愿者，接送医护人员。我加了志愿车队的群，但又退出了。年轻时我会绝不夷由，但现在对家庭有了责任。我安慰自己，不出去乱跑也是做贡献，但照旧有一些愧疚。
读书是我的避风港。汪曾祺的《食物语言学》，尚有《数学简史》，以前我就挺感爱好，但觉得比较费脑筋。这段时间在家没事，跟外界隔绝，会更多地跟自己相处。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照旧冬天，我就搬着小桌子到阳台上读书，阳光照在身上很暖和，人也能静下心回到自己的天下。
之前我们出过一本俄国小说《愚人学校》，主角小男孩有双重人格，脑筋里会幻化出另一个自己。时间和空间对他来说已不紧张，紧张的是体验。这本书不太好读，是那种意识流的风格，常常好几页没有标点，但读进去之后，会发现你进入了主人公脑海，可以从他的视角感受他的一切。
某种意义上这跟我们现在的状态有点类似，大家都被隔离在家，无法进行外向来往，大概也会用更多时间挖掘自己心田的体验。
我会想，在这次疫情里，如果这本小说碰巧被某个人翻出来看，能给他带来某种安慰，是比“头脑传播”更紧张的意义。
2
我，猫，父亲
讲述者：苗苗（化名），90后女孩，有一只猫叫白白，坐标安徽黄山
由于一只猫的闯入，我们家发生了一丢丢变化。之所以是一丢丢变化，那是在我父母看来，不外是多了一张吃饭的嘴。而在我看来，是莫大的包容与感激。
父母一直不同意我养猫，之前吵过两架。从那之后我决定再也不带白白回来。期间不记得有多少次父母劝我放弃养猫，我也就当听听。结业后，我觉得在故乡限定发展，就去其他都会工作。除了上班，我的小天下都在十平米的出租屋里。去职，找工作，又去职。年前，我又一次失业。养猫的事只要（和父母）见不到面，而且我经济独立，（他们）就没办法抱怨了吧。
没想到今年碰到疫情，本来打算让白白在城里留守，但是“封路”，加上失业，再三考虑，决定带它回山里。
抵家我就把猫砂盆拿出来，猫也立刻钻进被窝。家里人在打牌，散场后，父亲来我房间拖地，把猫砂盆拿出去了。我以为拖完地他会还回来。后来他转过身冷冷地说道：把猫放厨房里去。
我说它会叫的。他说，管它要不要叫。见我没有要做的意思，他又下令了我一次。我照旧很不情愿。“听到没有，立刻立刻！” 他又加重语气，眼睛直勾勾看着我。就在我纠结的时候，他把被子一掀，猫跳下床，他拿衣服赶，猫忙乱之下跑出去了。我一下就懵了，白白从来没有在外面过留宿，那天还下雨！
2月10日晚，百口炸开了锅。我嚎啕大哭，父亲大发雷霆。他斥责我从来没有关心过他，说浑身长满淋巴结，随时都有可能会“走”，控告生我养我20多年，到头来不如一只猫。我才恍然发现，自己简直很少关心他，谁人站在我眼前背有点驼的父亲。平日里我们攀谈很少，他也只是借着我和母亲的谈天表达一下存在感。
那天父亲坐在客堂一夜未眠，能听到他坐在火桶边动来动去的声音。第二天一早，我听到门口有脚步声，停留了一小会儿又脱离。
下战书他们叫我吃饭，我没动。晚上他们在客堂谈天，他们越是开心，我就越不开心。一个夜晚加白天已往了，也不知白白怎么样了。昨晚一声惨叫是不是白白的？我睡在地上，眼泪都快哭干了。
母亲打开我房门，可能是有点心疼吧，把我扶起来。但父亲觉得我在自虐，他又气愤了，怪我妈平时教育得欠好。我发现和父母之间鸿沟真的很深，很不服气说，“养孩子从来都不是叫他们听话，而是让他们成为有独立想法的人。”
第二天下战书，父母上山砍柴，我一个人在家。鬼使神差打开厨房窗户，叫了几声“白白”。没想到真的有回应！我赶紧换了鞋，朝屋后那座山跑去，原来它躲在草堆里，刚好也遮雨。我一边安抚一边把它拉出来。肚子上都是泥，四肢也是，头顶也是，都黄了一块了。
那天，父母没有再说什么。又过了两天，早晨父亲在厨房搬柴，见到我说，“猫躲在架子上，我早上一开门，它刷一下冲出来，不知道跑哪去了。” 我心一沉——看来是真的不喜好这里，打算离家出走了？
吃晚饭时我爸对我说，“没事的话，出去找找咯”。我很气愤，故意说，“不想找，根本找不到，太难找了。”
那天晚上早早睡了。大概11点，我被模含糊糊叫醒，父亲说“快起来，发现猫了”。真的是我最条件反射的一次起床，立刻跟着他出去。他说在前面的菜地里发现白白，拿手电一晃，猫的眼睛一亮就知道它在那儿了。
在山里住了近两个月，网络信号不怎么样，书也没带回几本。父亲带着我种菜，砍柴，这是以前在城里不会做的变乱，也是和父亲最密切的时候。他一直是天职工作的人，干活，挣钱，其他的不想。
有天晚上父亲跟我扒拉邻里之间的事。说他年轻时出乡到县城工作，多年后回来，原先的山和地早分完了。我家的地是一位尊长去世前指明送给他的，去年房子建好才种上菜，现在拥有一小片菜园。
种香菇要用的柴是从别人家砍的。别人乐意让我父亲砍想必他因缘还不错。村民都说我们搬来后热闹很多，每天都要到我家门口聚一聚。
我想起上大学的时候，一个中秋节，我和父母坐着远程火车去四川，靠近30个小时。父亲几乎一夜未合眼，用手捂着系在腰上藏在衣服里的一包钱，内里装着我的学费。我头朝窗，脚朝外，父亲坐在我脚边，有人颠末蹭着我的脚，父亲就瞪他一眼。
到了学校，他们在我宿舍留宿，那晚父母呼噜声此起彼伏，像是终于可以放心睡一觉了。据我观察，做劳力的人到了中老年都会打呼噜，即使年轻时没有这个风俗。那是光阴的碾压，人需要大口喘气，才能继承在世。
某天早上，隐约听到父亲喊了一声白白的名字，忍不住在心田偷笑。谁人嘴上对猫说着“不乖打死”的人，偶尔也会友好一下。我想他们可能是继承了我喜好猫这件事，这是最大的变化。
镇上人照旧很少，大多会合在超市，菜店，卤菜店。店门口篮子里有些青红不接的草莓，一点儿也不诱人，固然很想吃草莓，但末了没买。宁可忍忍过段日子买好吃的草莓也不能任意将就啊。网络上都说要努力摆脱出去，我不知道要摆脱到哪里去。我努力过，可一股力又把我拉回这里。
可能外面也没什么好，是另一个窘境。
3
武汉的创伤将是漫长的
讲述者：张晨，43岁，上海精神卫生中央副主任医师，支援金银潭医院的生理大夫
殒命数字对医护人员来说，是一种极度痛苦和克制，他们要看着鲜活的生命逐步变成尸体。
我随援鄂医疗队2月下旬到的金银潭。之前的一个月里，很多大夫护士都是第一次面对高频率的殒命，有些病房一天去世二三十人。医护想了很多办法，不遗余力抢救，照旧无法挽回生命，会有强挫败感。不止一人告诉我，抢救画面会印在脑筋里，无法忘记——患者去世像是溺亡，心情扭曲，无法发出声音，喉咙内里呼噜呼噜地喊，“救救我，救救我”。
他们也会恐惧，不光来自于抢救场景，尚有对病毒的恐惧。没有人不怕死，怕也要上，每个医护人员都生命所系性命相托，这是希波克拉底誓言，每个人都宣誓过的。
生理大夫也会出现生理停滞，但调节能力强一些。我们会有“同辈督导”，生理大夫之间会互相交换，制止过度沉浸。我会写一些文章，日记之类的，把消化不了的案例或情绪通过文字开释出来。
我们住在单独的旅店，除了旅店和医院，这一个多月哪也没去过。每天最自由的时候，就是坐一个小时的专用公交上下班，可以看看窗外。下战书5点左右回旅店，第一件事就是洗澡，用50度到60度的热水连续洗半小时，我每次都会洗更长时间，洗得都蜕皮了。
这不止对自己负责，还得对团队负责，大夫就是移动的传染源。来武汉之后，我们均匀每个人都长胖5斤左右，由于一日三餐配送分量太足，又没地方运动。和队友探讨好回去之后再减肥——在武汉，吃也是在战斗，吃的多，长得胖，才能反抗病毒。不在武汉的人真的好幸福。
之前有个护士大姐来咨询室告急，整个人蜷缩在大略的沙发椅中，一直流泪。
她到场救治的16岁男孩跟她孩子一样大，男孩一家三口都感染了，分到不同病房。每次查房，男孩都会问爸爸妈妈的情况。但没多久，男孩父亲颠末插管抢救照旧撒手人寰，她不敢告诉他。男孩一直在等待疫情事后爸爸带他去复旦大学观光，去曦园朗诵，去相辉堂听演讲，那也是他爸爸的母校。
父亲去世一周后，男孩母亲也走了。每次查房，这个护士都得继承瞒着。直到2月29号下战书，男孩生命体征急转直下，心电监护仪一直响，渐渐变成一条直线。这个护士还在不停按压，看着男孩的眼睛，老觉得能再睁开。
在生理咨询室，大姐哭偏重复，“我还能再努把力，我还能再加把劲，但是…” 我老忘不了，回去之后把这个事写成了一篇文章，开头第一句就是她说的这句话。
很多人的家人在疫情中脱离。一个70岁的老年女性，儿子在疫情里去世，儿子之前离婚，留下一个13岁的孙子，她不知道两个人以后怎么生存。小孩现在一个人呆在家里，一日三餐靠社区志愿者安排。
老太太恨很多人，比如当时接诊她儿子的大夫，她说出院后要找谁人大夫算账。我们要给老太太做认知治疗，让她明白把悲痛投射到大夫身上是不对的，那时没人知道是新冠肺炎，也不能全怪大夫。提及孙子她才不那么悲观，我就跟老太太说，如果奶奶也没有了，孩子怎么办？
在金银潭，人去世后直接从医院拉到火化场，不让家属见面，管理非常严酷，追悼仪式也没有。这些乐意把痛苦说出来的，算是好情况。固然伤口暴露了很痛，但也是一个清洗过程，怕的是把它埋在心底。
武汉的创伤将是漫长的。人在重症、危重症时无暇顾及情绪，只要命保住就好了。但随着症状转轻，患者可以开始玩手机，就会出现焦虑。
他们对将来悲观，心田有非常多问号——是否能完全康复？是否能正常工作？是否会被鄙视？有个康复病人回到社区很多人躲着他，乃至有人拿酒精喷他，和动物园里被围观的动物一样。这些视频又被还没出院的患者看到，加重他们的恐惧。
这一个多月在武汉，也是我非常紧张的人生一课。我以前每天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要带课题组、做研究，那是我唯一的爱好，临走那天晚上也一直在工作。
没有想到要在武汉待那么久。报名支援我是先斩后奏，给我爸爸打电话说要去武汉，他哭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好像我回不来一样。
儿子这两天给我写了封信，告诉我家门口的樱花也开了，和武汉一样，他很担心我。我也哭了，在旅店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这个爸爸有点不太称职，儿子之前一直想去迪士尼，我不是出差就是在忙别的，没有时间陪他，这次回家我要兑现这个答应。
4
一堂毕业后的“社会课”
讲述者：尹艳（化名），初中语文西席，23岁，结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曾经想做一名记者，现居合肥
“非典”时我还很小，没什么影象，以前我都不知道尚有“杀伤力”这么大的传抱病。读了《瘟疫与人》之类的书，才意识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样的疫病，和地动、大水来临一样，人力很难反抗，只能尽可能挽回损失。
同砚告诉我，一位曾经教过我的老师感染了，我的心不消手摸就能感受到那速率，砰砰地跳。后来老师康复了，可能是比较年轻，30多岁的男老师，长得特殊帅。但（华中师范大学）传授戴建业的老婆在疫情期间（因其他疾病）去世了。
戴传授是一个每天都很快乐的老头，从来没提过太太癌症的事。在校园见到他骑个自行车，很瘦但直挺挺的，风风火火的。后来才知道他一直在照顾太太，背地里应该也是辛酸的吧。我挺恍惚的，第一次觉得殒命离那么近。
大学时我特殊想做记者，但有先辈告诉我，“早就不是谁人时候了”。去年我结业发急找工作，就回家做了私立初中的语文老师。
疫情期间我一直呆在家里，会忍不住想，这份工作是不是特殊没故意义？我一直等待到场社会，如果当了记者，可能已经在武汉采访了。做老师除了在上课就是在改作业、处理惩罚学生的事。现在线上教学，有些孩子和爷爷奶奶生存在一起，老人给吃给穿，其他方面管不到，我真的有种他要废掉的感觉。
跟同事交换，他们会说这是新老师才有的困惑。不是全部的孩子都可教，也不是全部的孩子都有好出息。
在办公室，她们总聊追星和美妆，很少会讨论社会话题，我也不怎么能插上话。也很少转发文章，感觉朋友圈不再只代表自己。我的朋友圈非常平静，但私下和以前的同砚讨论了很多。
疫情好像提供了一个时机，让我发现很多变乱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处在中间地带。
这种感受非常复杂。比如一开始武汉很杂乱，微博上很多人骂都会管理者。我觉得事发突然，很多人可能从来没碰到过，不能要求立刻做得完善，各方和谐沟通也需要时间。但另一方面，在网络上告急的人是特殊痛苦的，就是一床难求，如果发生在我身上，肯定会有被遗弃的感觉。
尚有个困惑，人和人价值观不同是不是真的没法沟通？
大学的一个老师在武汉“封城”前两天去了意大利，在国外确诊，刚刚治愈回国。大学室友把消息转发到群里，我看到非常气愤，觉得这老师肯定提前知道了消息，怎么能这么没有责任心呢？但我室友辩教学，可能并不知道消息，是很早之前就脱离武汉的。
我和她争了几句就没再说话，和宿舍讨论不一样，隔着屏幕总觉得有隔阂。我总觉得她们自然站在老师的态度，帮着找捏词。后来我把截图拿去跟一个高中同砚讨论，他很直接地问，“你是不是有点‘仇视’特权，觉得别人是凭着资源提前躲开了？” 我觉得挺准确，愤怒的根本缘故原由就是这个。
大概疫情结束，大家回到一样平常生存里，会把这期间的碰撞和思考通通忘记。我可能也会忘记很多变乱，但有些我会记住。如果有一天碰到非要说真话的事，无论代价怎样，我肯定要说。
武汉的春天特殊美，以前这个时节，我们会避开人流，到晚上偷偷穿过马路，去对面的武汉大学看夜樱。脱离武汉后，最吊唁的地方就是武大。每次不开心的时候，我会溜到达武大去，不看地图，毫无目的走一走，东湖很大，有阳光的时候湖面特殊悦目，亮闪闪的。
希望疫情结束后还能去湖边走一走，什么都不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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