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孩子免受创伤、忽视和虐待，我们仍然需要改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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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经历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儿时经历的恐惧、虐待、创伤和被忽视直接影响大脑发育，从而影响孩子成年后的性格和行为。那些童年时期遭受心灵创伤的孩子，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救助，往往会产生精神障碍或人格障碍。
不管你是否经常阅读新闻，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抑郁症患者在年轻一代中所占的比例正在日益增加。而与此同时，在现代社会中，看似将我们联结在一起的科学技术，却加深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作为儿童精神科医生以及儿童创伤治疗研究者，布鲁斯·D.佩里曾担任许多重大案件，如科伦拜恩校园枪击惨案、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韦科事件的专家顾问。
《登天之梯：一个儿童心理咨询师的诊疗笔记》是世界“儿童心理创伤”领域的经典著作，书中，佩里揭示了早年创伤、忽视、虐待以及遭遇的各种不幸经历对儿童大脑以及各种行为问题的形成可能造成的重大负面影响。本文经出版社授权节选自其中治疗和建议部分。
《登天之梯：一个儿童心理咨询师的诊疗笔记》，[美]布鲁斯·D.佩里、迈亚·塞拉维茨 著，曾早垒 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受过虐待和创伤的孩子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的团体
虽然像神经序列法这样的治疗模式的出现，的确带来了很多希望，但我的经验和研究结果都表明，对创伤儿童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治疗体验并非来自治疗本身。
我们应当将创伤以及我们对创伤的反应放入到人际交往的背景中去理解。不论人们是在地震中存活下来，还是遭受过多次性侵害，最关键的还是要看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了他们的人际交往——他们如何面对自己深爱的人，如何面对自己和这个世界。所有经历过灾难的人，呈现出的最受创伤的反应之一就是人际联结断裂。这在孩子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被那些本来应该是爱自己的人所伤害，所抛弃，被剥夺了一对一的让人拥有安全感和被珍视感以及变得有人性的关系——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毁灭性的经历。因为人是社会动物，所以落到我们身上的最大灾难肯定包括人际关系的缺失。
因此，要从创伤和忽略中恢复过来，也一定和人际联结有关——重建信任，重新获得信心，回归安全和重新建立关爱。当然，药物有助于缓解病症，和医师交谈也会非常有用。但如果没有和他人持续的、关爱的联结，是无法完全治愈和康复的——即便用世界上最好的药物和最好的治疗手段也无法做到。的确，能够让治疗起作用的本质是与医师的交往，而不是医师的方法和话语。所有在经过我们治疗后最终能健康成长的孩子，都是因为周围有强大的社会网络在支持他们。
受过虐待和创伤的孩子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的团体，能够帮助他们缓冲早年所经受的痛苦、悲伤和丧失。起到治疗作用的是那些能够增强孩子们人际联结的数量和质量的事物。有效的正是那些持续的、有耐心的和不断重复的关爱。而且，我要补充说明的是，没有效果的恰恰是在创伤事件发生后，匆忙介入的那些心怀好意却又水平欠佳的“专业人士”，或者是那些强迫孩子们“敞开心怀”或“释放愤怒”的行为。
然而，正是因为这些对创伤易感的孩子恰是不大可能拥有健康的、支持的家庭关系和人际团体的，因此通过我们现有的条件来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帮助也就非常困难。因为健康的团体本身就能在第一时间防止人际互动间的创伤事件（比如家庭暴力和其他的暴力犯罪），而社交联结之间的断裂常常出现在我们这个高度流动的社会里，因此也就加强了人们的脆弱性。
如果我们能成功地培养出健康的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将来在面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创伤时，都能够灵活应对（在成为成年人之前，大约有40%的孩子会经历至少一次潜在的创伤事件），因此我们应当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我们能够学习；我们的记忆和我们的科技能够让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以及前人的经验中获益。
电影《马拉松》（2005）剧照。
但与此同时，这些本来是使我们联结在一起的科学技术，又加深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现代社会破坏，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抛弃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本生物单位：大家族式的家庭。我们已经有太多关于核心家庭崩溃的讨论，但是我认为，在很多情形下大家庭的作用虽然被讨论得较少，但至少同样重要。正如我们在利昂的故事中所看到的那样，大家庭的确能够在一对年轻夫妇应对和养育健康的孩子上起到作用，尤其夫妇俩人中有一人或者都处于崩溃和无力的状态。
在一切都与科技相关的社会里，如何建立起人际关系？
过去人类世世代代生活在小群体中，由40到150人组成，大多数人彼此间联结紧密，共同生活。到1500年前，欧洲的普通家庭规模大约包含20人，彼此间有着亲密的日常联系。但是到了185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0人左右，到1960年，数字为5。到了2000年，普通家庭的人口数少于4人，美国则竟然有26%的人独居。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渐渐远离塑造我们的环境。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对生物学毫无敬意；这个社会没有考虑到我们人类的许多最基本要求，反而经常使我们远离健康的行为，做一些对自己有害的事。
不幸的是，我所从事的领域也正是这个趋势的一部分。多年以来，心理健康专家们教导人们说，即便没有社交支撑，人们也能在心理上保持健康，例如“除非自己爱自己，否则不会有人爱你。”专家们告诉女性说，她们不需要男人，反之亦然。人们相信，没有任何社交联系的人与那些有许多社交往来的人一样健康。这些观念都有悖于人类这个物种的基本生物性。我们是社会型的哺乳动物，没有人类彼此之间的互相联系与支撑，根本无法存活至今。事实上，唯有曾经被爱且正在被爱，才知如何去爱。爱的能力无法独自建立。
我相信，我们正处在历史的过渡期，人们正逐渐意识到，现代社会抛弃了许多人类心理健康的基本元素。我们从全世界不断急剧上升的抑郁症发病率可以看出，这些病症不能单单靠更好的治疗和诊断来解决。一个出生于1905年的人到75岁时患上抑郁症的概率只有1%，但是那些生于1955年的人到24岁时患上抑郁症的概率是6%。其他的研究还表明，在最近几十年里，青少年抑郁症的比率呈上升趋势。我们可以从婚姻以及离婚的变化模式中，从人们难以发现浪漫关系的报告中，从人们不断挣扎着要保持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平衡中，意识到这一趋势的出现。
为了保持心理健康而需要的一切，与现代社会能提供给我们的一切之间毫无联系，这也可以从父母们不断的担心中看到——父母们担心网络、媒体、药品、暴力侵害、恋童癖、经济不平等，以及最重要的是，担心塑造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反应的文化价值观。不论是激进的观点，还是保守的观点，尽管我们不能确切地说出什么是错的，我们应当怎么办，但没有人会认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健康。
电影《虐童疑云》（2008）剧照。
我们的领导人现在应当向前一步，问问看：“我们应该如何在现代社会里建立社区团队？如何在这样一个拥有电视、电子邮件，被电灯拉长了的日子，以及拥有汽车、飞机、心理类药物、整容手术，以及一切都与先进的科技相关的社会里，建立起人际关系？我们如何处理眼下出现的事物，创造出一个尊重我们的基因需要，强化我们彼此之间联结，而不是忽略和破坏这些生物需要的世界？”
我当然无法为上述所有问题提供答案，但我确实知道，现在许多照顾孩子的方式实际是在伤害孩子。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家规模巨大的医疗中心，专为3~5岁的孩子服务，就禁止里面的员工们触摸孩子。如果孩子们希望被拥抱或抱起来的话，成年人就应该推开他们。这就是好点子反而带来严重负面效果的典型例子——本意在于保护孩子们不受性侵害。孩子们需要健康的抚摸。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一样，婴儿会因为缺乏触摸而死亡。这是我们的生物性。
不幸的是，因为我们过于担心不健康的触碰，也许就不能满足孩子们对健康的身体关爱的需求。这会使他们更容易受到恋童癖的侵害，因为孩子们会本能地寻找那些对他们表现出关爱的人。因为对他人越来越不信任，我们将孩子锁在屋里，不让他们自由地出去和邻里的朋友一起玩耍，严格规定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我们也就摧毁了让我们所有人保持健康的团体联结。我当然明白性骚扰给孩子们所带来的可怕影响。在吉尔墨地区的案例，蒂娜的故事以及许多其他的例子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比大多数人都清楚性侵害的可怕现实。
但是我也知道，那些侵害者总是会选择最脆弱的孩子，总是会从团体中最弱小的人身上下手。任何捕猎者都会寻找最虚弱的猎物，这也是另一方面的生物性。因此，为了能保证孩子们的安全，我们应当与他人建立起健康的关系和联结，我们应当拥抱自己的孩子。通过加强社区间的联结，而不是分裂来尊重孩子们的需要，达到保护他们的目的。要在看护中保证孩子的安全，不让单个的成年人在无人注意到的情况下触摸孩子，但同时，也不能禁止肢体上的关爱和安抚。要创造一个安全的邻里环境，就得了解自己的邻居。不要把孩子锁起来，或是只让他做一些规定好的事情。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人性是如何形成的了，应当以一种尊重和反映其生物性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忽略其生物性，还意识不到这么做带来的恶果。
需要反思的“妈咪战争”
我们还能采取哪些措施，保护孩子免受创伤、忽视和虐待呢？又该如何有效地帮助那些已经受到伤害的孩子呢？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现有的政策和方法并没有将人际交往放在首位，现有的帮助孩子的体系也没有什么效果。我们应当承认，许多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反而从长远上加剧了问题。我们应当理解自己不断进化中的需要，然后在现代社会中找出方法，来满足这些需要。最好就是从头开始，用我们对待婴儿和新父母的方式来开始。
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为了能够正常发育，婴儿需要一到两个主要的、持续的养育者对他们付出关爱，而那些养育者需要处于一个有爱的团体中，对他们给予日常的支持，这个团体能够意识到新父母们筋疲力尽的需求，并能够缓解这些疲倦。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并非一个女性应该全天单独和自己的子女待在一起，而伴侣待在办公室里。男性和女性都要为生存而努力奋斗，但女性要照顾年幼的孩子，而大一点的男孩子则陪伴在男人的身边，接受训练。快要撑不下去的母亲可以把自己的婴儿交给某位阿姨，或是某个姐妹，或是祖母：平均来说，应由4个年轻人和成年人来共同照顾一个年幼的孩子。今天，我们却认为日托中心的成年人与儿童比例恰当，在那里，一个保育员要照顾5个孩子。
灵长类动物学家和进化理论家萨拉·布拉夫·哈迪在接受《新科学家》杂志的访问时说：“政策制定者们想当然地认为核心家庭就是‘黄金时代’的缩影，但是从人类家庭的悠久历史来看，孩子只由父母抚养并不是普遍现象。那些接受过其他成员关爱的孩子会把世界看成一个友善的地方，并会作出相应的反应。”哈迪的著作，《母爱：母亲的直觉如何塑造了人类》，就强调了大家庭的重要性，她把大家庭的成员称为“共同的父母”。她提出：“孩子可能会处于被忽略的危险中，而（共同的父母）的干预，例如，来自祖母的关爱，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该状况。”
而且，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婴儿并没有自己的婴儿房——甚至没有自己的婴儿床。通常情况下，他们会随时处于一位成年人或是手足的附近，还常常被抱着。今天婴儿出现的许多睡眠和哭闹问题很有可能是婴儿一个人待着而引起的。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看不到成年人的婴儿是可能要面临死亡的。所以单独入睡的婴儿常常很难入睡，这也就不奇怪了。事实上，令人震惊的是（这正好反映出了人脑的适应性），这么多婴儿很快就适应了这一状况。那些独自睡觉的婴儿最终有可能不太容易开启自己的压力系统，人类社会经历了数千万年的演变历史，这可不是按照大多数父母喜欢的节奏来进化的。
我们应当教育人们了解婴儿的需求，并且形成更好的办法来告知他们。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了解婴儿和孩子的社会，每个与孩子们打交道的人都应当知道孩子们的需求。例如，一个婴儿根本就不哭，像康纳那样，那么应该像关注哭闹过多的婴儿一样，对他付出同样的关注，更有意识地关注与他们年龄相符的行为，这样可以保证在必要的时候尽快帮助到这些孩子。
并且，我们应当立即叫停“妈咪战争”，并且意识到，当新生儿父母有花更多的时间与自己的孩子待在一起，并且有一群人支持他们，让他们能够更好地照顾孩子时，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受益匪浅的。正如哈迪所说：“我们应当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母亲们能够得到更多的群居支持。婴儿需要这样的群居体验，才能完全发展出自己的人类潜能。”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正在尝试拥有高速经济发展的同时，提供高质量的儿童养护，以及许多的带薪家庭假期。相信我们也能够制定出类似的政策。
过分强调认知的发展，忽略了孩子的情感和生理需求
为了建立更有利于生物性的家庭环境，父母们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例如对媒体和高科技设定界限——例如，有固定的吃饭时间，此时所有的电话、电视和电脑都要关掉。而且，人们还可以在与他人交往互动的过程中，不管是和亲戚、邻居、商店店主还是平时遇到的别的什么人，通过强调人际关系、同情和友善的重要性来树立行为模范。
学校同样需要做出改变。我们的教育体系过分强调认知的发展，几乎完全忽略了孩子们的情感和生理需求。仅仅是20多年前，小学才意识到午餐时间与休息时间的重要性，也才强行要求一周要上几天体育课。家庭作业每晚很少超过一个小时，孩子们应当记住最后期限，并独立完成作业。每年也会举行几次需要父母们协助的大型活动。以上提到的这些事情，都是对年幼孩子生物性的尊重，特别是男孩子，因为他们比女孩子要成熟得晚。
电影《超脱》（2011）剧照。影片中，一个拥有与学生进行某种情感交流天赋的老师在帮助他人的同时，其实内心也有很大的压力：爷爷处于弥留之际，母亲自杀阴影始终在脑海中萦绕。
校方也意识到，注意力时间短，正是孩童的特点，孩子们需要有自由的时间来奔跑和玩耍，学习如何彼此相处。我的共同作者迈亚，其9岁的侄子有一次告诉他的妈妈，说不知道谁是自己的朋友。他在学校里的生活受到严格规定，他没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建立起真正的关系，也没有休息的时间。这真是太疯狂了。在我们匆忙的生活中，总是想着要确保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和邻居家孩子一样“富有”的环境，实际上却剥夺了孩子们在情感上的需求。孩子的大脑不仅仅需要单词、课文和有组织的活动，还需要关爱、友谊，以及玩耍和做白日梦的自由。了解这些，也许可以使更多的父母能抵抗社会的压力，并且能够督促学校向更理智的方向发展。
而且，我们的教育系统和我们的社会对人际交往的重要性的普遍轻视，也阻碍了孩子们同情心的发展。和语言一样，同情是一种人类基本的能力，也是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因素之一。但是同情也和语言一样，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掌握。通常情况下，我们在童年早期就能掌握这两种技巧，但是正如在康纳和利昂的故事里表现出的那样，同情以及人际关系的发展依赖于环境的输入。虽然幸运的是，很少有孩子会像康纳和利昂那样长时间自己待着，但许多年幼的孩子正在越来越多地把时间花到设定好的系统的环境中，很少有时间可以建立真正的友谊，缺乏足够的练习和重复，以发展出富有同情的关爱。更糟糕的是，和父母相处的时间也受到了限制，时间被数小时的家庭作业填满，或被数小时的电视、电脑和游戏所填满。
大脑的发展是依赖于使用的，即：用进废退。如果我们不给孩子时间来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联系，以及处理冲突和协调复杂的社会关系，那么他们大脑中的这些区域就会发育不良。正如哈迪所说：“关于同情，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只有在某些抚育的状况下，才有可能产生出来。”如果你没有为孩子提供一个有爱的、充满活力的社交网络，那么同情就无法完全显现出来。
在如今的安全文化里，我们好像在两极中摇摆
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并非所有的压力都是坏事，孩子们对挑战和冒险的需求与对安全的需求并无二致。想要保护孩子是很自然的，但我们也应当问问自己，从何时开始，想要让孩子们远离冒险的愿望走得过了头。毕竟，最安全的游乐场应该是没有秋千，没有滑板，没有粗糙的地面，没有树木，也没有孩子的游乐场——但同时也没了乐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的大脑会被他们的活动缓慢而重复地塑造着。如果他们没有机会去练习该怎样应对小小的冒险，没有机会去应对这些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他们就无法应对更大的冒险，无法承担更大的后果。
在如今的安全文化里，我们好像在两极中摇摆：从婴儿时期一直到整个高中阶段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控和指导，然后将他们释放到绝对自由的大学生活（虽然也不乏一些想要侵占这一地盘的父母）。我们必须记住，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青少年更早地承担起成年人的角色，长大成人后更能优秀地应对挑战。今天青少年面临的许多问题都起源于大脑在成长过程中，没有面对足够的挑战。尽管现在我们知道，大脑中作出决定的区域要直到二十几岁时才能完全发育成熟，但也只有体验过作出决定，才能让这些区域成熟起来，如果不冒些险的话，是永远无法完成这一进程的。
我们应当让孩子们去尝试和犯错。当他们真的因为经验不足而作出愚蠢和短视的决定时，我们就应当让他们承受结果。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制定出相应措施来保持平衡，不能放大错误，例如吸毒或是斗殴等，以免酿成毁了一生的大祸。不幸的是，这正是我们当下的“零容忍”政策（因为违反了一条规则就将孩子们驱逐出校）所正在干的傻事。我们知道，我们的生物性会使我们很容易模仿周围人的言行。我们知道自己所重复的一切，最终会得以强化并和环境成为一体。我们做某件事情做得越多，我们的大脑就会形成与之相关的越强大的体系。
电影《冲出逆境》（2002）剧照。影片中，童年时期被养母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虐待的悲惨遭遇让安东尼的性格变得孤僻与扭曲，成年后的他不仅个性残暴，没有同情心，并且对女性充满了仇恨。幸运的是，在主治医生杰罗姆的帮助下，安东尼逐渐揭开了心中的郁结。
如果周围重复的是关爱和培育，那么事情就会变得很棒，可现实很可怕，想想那些暴力，以及围绕在我们和孩子周围的不断增加的引起暴力的刺激吧。生活在暴力蔓延的社区，经济上拮据，目睹暴力行为或者本人就是暴力行为的受害者，这些都是决定哪些孩子会成长为使用暴力的人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不是简单的暴力游戏或是电视画面就能影响的。如果我们想要减少暴力和犯罪，关键就在于减少经济上的不平等，帮助家庭暴力和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虽然大多数受虐待的孩子长大后并没有成为施虐者，但是相比较那些早年没有受过虐待和忽略的孩子而言，他们长大后成为虐待或忽略孩子的父母的概率要大得多。如果这些孩子住在充满冲突的社区，周围充斥着引发暴力的事件，又很少有积极的社交来作为弥补，情况就会变得更加糟糕。
虽然还没有研究记录下孩子们观看暴力的电子游戏的数据，或是探讨它们对孩子们行为的影响，但美国精神病学会估计，普通的孩子在成长到18岁时，仅是在电视上就平均观看过大约16000起受到刺激而引发的谋杀案，以及200000起暴力事件。要建立起激发我们天性中“更好的天使”的社会，那么限制孩子们接触这类暴力是非常重要的。改变若干细小的负面影响能够最终带来更大的效果。
作者丨[美]布鲁斯·D.佩里、迈亚·塞拉维茨
摘编丨何也
编辑丨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丨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