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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
5月1日起，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施行。这是该法颁布26年的首次大修，其中最大亮点在于，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打破职业教育“天花板”，畅通了职校学生的发展通道。职业本科、“职教高考”制度正在加快建立。
近几年，“职业教育”的发展颇受关注。2019年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以来，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学校建设、专业设置、师资队伍、人才培养、教育评价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教育部也在今年明确提出，要“做强职业本科”。
红星资本局在采访中了解到，想要成为职业本科学校并不简单，高质量的职业本科将有望打破年轻人不愿进厂的窘境。
资料图 图据 IC photo
从层次教育到类型教育
职业院校迎来发展机遇
职业教育也能走出“世界冠军”。
今年4月13日，世界钢铁协会第16届模拟炼钢挑战赛世界总决赛结果公布，唐山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材料工程系大二学生李绮琛以绝对优势战胜欧洲、美洲、西亚、东亚等赛区一千多名选手，获得学生组总冠军。
今年两会期间，“ 90后”全国人大代表杨金龙的建议都是围绕职业技能人才展开的。杨金龙是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冠军，打破了0.01毫米的极限，使中国实现了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零的突破。而他就毕业于职业院校，又回到职业院校任教。
杨金龙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的职业教育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我们的职业教育与德国等强国相差无几，但有技术、有高技能的人才缺口仍存在。“不少学生只要有机会还是希望能升学，但中职生毕业后继续升学深造空间有限。”
很快，职业教育迎来重大突破。天津职业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邹吉权告诉红星资本局：“新《职业教育法》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定位与地位，提出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地位，这个至关重要。”邹吉权称，虽然相似表述在2019年曾提出过，但列入法律中，这还是首次。
邹吉权提到的是2019年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20条》），该方案提出了20条措施，要求下大力气抓好职业教育，包括经过5~10年左右时间，职业教育基本完成“追求规模扩张”到“提高质量转变”等。
邹吉权解释，此前职业教育一直被视为“层次教育”，在“层次教育”定位下，中职低于普高、高职低于本科，而按照“类型教育”的定位，意味着中职不再是职业教育的终点而是起点，中职高职本科乃至研究生的上升通道更为顺畅。“相当于打破职业教育的天花板，更有利于构建现代职教体系。”
“这次法律大修对我们职业教育的从业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邹吉权认为，很多提法写入法律中意味着后续还会有更多措施出台，强度力度都不同以往。
“特别是职教高考、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要加快这些举措的落实，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将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邹吉权说。
成为职业本科门槛不低
2019年起，国内新建了一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校——职业技术大学，推进把职业教育建设为“类型教育”的具体实践。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2所职业本科大学，其中民办有23所，占比超70%。根据教育部数据，这32所职业本科有在校生12.9万人。
“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这一目标任务被明确写入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1年10月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想达到这样的目标，意味着未来会出现更多“职业本科”。教育部也在今年明确指出，支持一批国家优质高职专科院校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和职业本科教育专业的规模。
其中，就包括国家“双高计划”学校。
“双高计划”即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双高计划”提出，要集中力量建设50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代表了我国高职院校发展的最高水平。
2019年，教育部、财政部公示了“双高计划”拟建设单位名单，全国共有197所高职学校入选。
天津职业大学就是“双高计划”学校之一，邹吉权透露，目前学校正为申办“职业本科”做积极筹备。“高职院校都非常重视，一旦申办成功，生源质量和学校声誉都是很大飞跃。”
2021年，《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相继出台，对学校的基础设施、办学规模、师资队伍、科研任务均有要求。
“筛选非常严格，”邹吉权表示，申办职业本科对学校要求有很多“硬指标”，比如学校占地面积，高学历高职称人员数量，博士、研究生学历的专任教师数量等，“有些条件比普通本科要求都要高。”
如何办好职业本科，是高职院校要思考的重要课题。邹吉权表示，可以肯定的是，“职业本科”既不是专科教育的“加长版”，也不是普通本科的“改造版”，体现“类型”的同时也要体现出“层次”。
职业本科的出现，意味着职高学生与普高学生一样，将有专门晋升本科的通道。邹吉权曾参与过天津某地区的调研，他发现那些上不了普高的初中生，也不会选择去读职高。“他们觉得读职高没前景，也得不到认同。很多就选择流入社会了。”邹吉权认为职业本科可以有效改善这个状况，“这会让中职生更有学习的积极性。读职高和普高一样有深造和发展的机会。”
目前多数高职院校的生源仍来自普高生，“以我们来说，也有五年一贯制、‘3+2’来的，但比例小。大部分都是春季和夏季高考的普高生。”
今年，教育部提出，“职教高考”的顶层设计将进一步完善。将扩大职业本科、职业专科学校通过“职业高考”的招录学生比例，使职业高考将成为高职招生主渠道。
制造业人才缺口较大
职业本科学生能否弥补
据人社部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高技能人才只占技能人才总量的28%，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据《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测，2025年我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约3000万，缺口率达48%。
制造业的人才缺口长久存在，职业教育能否弥补这部分缺口？
“职业本科培养的人才就是要到一线去、要进厂去的。”邹吉权解释了不同类型本科的定位区别。“研究型本科培养的是‘研发工程师’，应用型本科培养的是‘设计工程师’，而我们职业本科培养的应该叫‘现场工程师’。”
邹吉权举例，研发工程师主要从事复杂产品或者大型工程项目的研究开发咨询等，要求知识比较系统，原理掌握的比较深；设计工程师主要是产品的创新设计；现场工程师则需要把产品设计从图纸变成实物。
“这就意味着现场工程师主要针对车间或一线服务。他们必须进厂，作为设计工程师和工人之间的桥梁。”邹吉权表示，职业本科的学生，就业方向也很清晰。
此次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增加了许多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的针对性规定，比如，鼓励行业组织、企业等参与职业教育专业教材开发；明确企业可以与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共同举办职业教育机构等多种形式进行合作。
这为职业本科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方向。“职业本科一开始论证的时候就找好龙头企业，到底跟哪个企业合作，面向哪些岗位，这个企业哪些岗位是普通研究型大学不好做、做不了的，强调职业本科的不可替代性。”邹吉权说，这是他们学校一开始论证的时候设定的目标。学生毕业以后就去这个岗位，他的工资待遇平均水平要高于普通本科。
在新职业教育法中，原先“产教结合”的说法改为了“产教深度融合”。这也是高职院校长久以来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邹吉权认为，企业在育人主体作用发挥仍然不够，对人才培养的参与不够深入。
去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联合公布产教融合型企业和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名单，认定了21个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63家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
如何提高企业的积极性、如何不让产教融合流于表面是其中关键。这些都需要后续一系列的政策保障。高职院校的期待是“从头融合”。
“企业参与人才培养，从大一开始就开始参与，从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建设，开发教材，制定课程标准，整个一系列过程都得参与。绝对不是只有最后半年的实习。”
破除偏见
职业院校修炼内功更重要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势在必行，但不可否认的是，外界对“职业教育”仍有误解。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对红星资本局表示：“外界仍会有疑虑，比如当前就存在‘新建职业本科不如普通本科’的偏见。”对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要有全新的“类型教育”的思维。
熊丙奇建议在基础教育阶段全面推进普职融合，比如高中学校要把普通课程和技职课程融合在一起，丰富学生的课程选择，改变以前普高学生只学学术课程，中职学生偏重学技职课程这一局面。
他认为，应该允许学生自由选择普通高考与职教高考，职教高考不能只是高职院校、职业本科招生的高考，而应是所有高等职业教育院校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专业招生都采用的高考。
熊丙奇指出，职业教育也需要“双师”，需要先进的实习实训场地、设施。“推进深层次的产教融合，需要的投入其实超过对普通教育的投入。”这些都会随着新职业教育法的实施，迎来新的变革。
邹吉权则认为，职业院校的学生毕业后找工作容易、挣得体面，大家自然就会对职业教育有信心。“让外界对职业教育有信心，就必须要用事实说话。”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20年发布的一份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满意度测评报告显示，中职毕业生面临较多就业壁垒、“同工不同酬”的窘境，职业发展空间受限，离职率高，就业稳定性低。
针对破除就业门槛，营造公平环境，新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用人单位不得设置妨碍职业学校毕业生平等就业、公平竞争的报考、录用、聘用条件。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有职业技能等级要求的岗位，可以适当降低学历要求。
除外界因素，邹吉权认为职业院校修炼内功更重要。“职业教育必须要提升质量，并且强调不可替代。如果职业本科干的事，普通本科都能干，就没法突出特色。”
红星新闻记者 王田
编辑 陶玥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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