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迷们苦等3年，却有点儿扫兴！《不止不休》留下了哪些遗憾？

时隔3年，终于在大银幕上看到《不止不休》了。

早在2020年，这部电影崭露头角，在威尼斯和多伦多电影节拿了提名，又在平遥影展拿下了费穆荣誉最佳导演奖，但就此悄无声息。

乘着东风，这部让影迷们翘首以盼的电影终于上映了。高启强正火，宣发也藉此用力，在全国各地跑路演点映。

尴尬的是，焦点全在张颂文一个人身上，电影本身反而没有引起观众足够的注意。正式上映之后，票房和口碑也都不达预期。

《不止不休》的立意，关于记者的使命、消息的信心、对于公理的寻求，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这种理想主义。

但它有一大缺点：表达上的浅尝辄止。

影片中最主要的两个事件——矿难和代检，都与主角联系不敷精密。

接下来我们会用4000字的篇幅解读这部电影，有剧透，还没看过的可以先点收藏。

一、个人层面：共情的必要

《不止不休》是一部以记者为题材的电影。

这类电影有一个成功的“标准化模式”：

故事大多讲述怀揣消息理想的记者努力寻求真相，主角往往会经历从动摇到坚持的转变过程。反映对象大多都是时代与社会的内里、边沿的角落，能够体现消息公理的价值。

记者个人生活与报道职责需要深度交互，塑造与报道对象的共情。

主角必须有最多的戏份资源，让观众与其保持相同的立场，颠末他的内心动摇与坚定，才能真正说服观众，不至于让影片沦为说教、灌输。

因此，从记者的主观视角出发，电影的主题才能得以落地。

有个近期的正面例子——KK主演的《波士顿绞杀手》。

它以性别鄙视为报道对象，女主角Lorreta感受到了家庭与职场上的双重打压，与同事们一起试图揭露出女性杀手的真相，反抗鄙视。

家庭与社会对其报道的阻力、杀手的直接威胁、社会层面给予的压力，是她需要去逐一击破的东西，也构成了她反抗的必要性。

再看看反面例子《不止不休》，按照设定，白客饰演的韩东确实有着和报道对象“共情”的条件。他没钱、没学历、没背景，一整个“三无青年”，与矿难案件的受害人有了部分的等同性。

但重要的不是文凭，而是揭露真相、伸张公理的内心之火，就像韩东所凝视的火红色灯光下的摇滚乐现场。这种对理想的坚定和热情，也在韩东狭小的居住环境上得到了反衬。

韩东对小竹说，“要不我先去朋友那里干一段”，实在是撑不住了，产生了动摇，却被小竹反驳，“来北京不是为了这个”。

但是，这些关于韩东的刻画，似乎只是设定。他确实过的不咋地，住的地方被烧毁，急需金钱的情况下还去做了报社的免费练习生。

这一切仿佛只是为了凸显他在恶劣的环境下，对于理想有多么坚定。我并没有看到他与受害人有什么关系，更谈不上从自身感受出发，意识到事件的严重程度，才有了报道的必要性。

以矿难事件为例，韩东在其中最大程度的趋同，是一种靠近“表演”的行为——在地上打了个滚，粘上了矿工们身上应有的尘土。

二、社会层面：矿难与代检

1、矿难

说完了个人层面的共情，我们再来说说社会层面。

记者个人与消息对象的共情，能够引导出揭露社会真相的必要性，赋予人物更丰富的层次。

而从职业的角度上，他们报道的对象一般具有庞大的社会属性，在调查的过程中面临很大阻力，也正因如此能体现出消息报道的意义，让作品拥有更深层次的时代指向。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201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主人公迈克报道的，是权力机构性侵未成年人的丑闻.

影片完备呈现了社会体系的方方面面，展示了“政教一体倾向社会”的危害，也就带出了对抗的必要性。

还有大卫·芬奇导演的《十二宫》，里面的记者团队，面临的是象征时代的十二宫杀手。

在电影里，导演展现了嬉皮士时期的堕落美国，宣泄性欲与暴力的杀手，一方面是这些人的惩罚者，一方面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记者在和十二宫杀手斗志斗勇，但个人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一方面是追查杀手频频受挫。

一方面是时代真相在他们身上的放大，他们的生活不再积极乐观，与萧条混乱的社会变化同步，迷恋寂寥了下去。

在“社会”表达上，能看出《不止不休》的努力，但还是不敷深入。

“非典”“暂住证”等时代印记，以及上世纪北京的地铁、公交车、街景等提供的时代质感，都赋予了影片时代与社会性。

矿难和乙肝两个事件本身，也影射了群体性现象，一个是“拜金社会”，一个是“病患鄙视”。

序幕阶段，手持DV拍摄的画面，夸大了现场取材的真实感，其中的各人，诉说着自己的痛楚与迷茫。这些画面穿插在电影中，对应着韩东感受到的记者职责。

“这世上的事，有哪件事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呢？”这句台词，点明了记者的使命。记者看似隔离于事件之外，但他同样是社会的一份子，也必然会受到社会黑暗面的影响。

不管是出于个人还是职业思量，记者都有揭发真相的职责，改良社会。

在矿难事件中，导演给出了韩东的第一视角镜头。

一起上，他看到了麻木绝望的矿工们，镜头最终落到矿主手里赔偿款的特写上，见证了金钱的话语权下，底层人所受的克制与顺从。

导演安排了一个细节，让韩东与被迫接受封口费的女人坐到一起，他胆怯地接过矿主递来的烟，从而接受到了和女人同等的“上位者压力”。

并且，在返程的路上韩东写稿，在“揭露真相”的时候眼望窗外，彼岸的万家灯火，阐明了韩东正在做的事情，正是为了社会的美好。

但在这个层面，同样的问题又来了。

韩东只是在观察矿难，作为局外人去感受他们的情绪，却没有与自己的生活体验结合起来。

实在单独就矿难这一件事，就足以拍成一部电影。它并不仅仅是一次事故，更是对底层人生活境遇的触及，以及对拜金社会的批评。

底层人只能委身煤窑，受到矿主的欺压，在所谓“市场经济”的新时代里，成为落伍的弱小受害者。

他们是这个金钱时代的受害者：为了拿到焦点资源——钱，只能出卖自己的灵魂，配合老板掩盖、否认煤窑的真相，因为除此之外，再无其它获取金钱的正当途径。

也正因如此，他们只能顺从近况、回避采访，和老板一样，成为了记者需要对抗的阻力，站在了消息报道的反面。

记者的公理又算什么呢？是自我满足吗？为了虚无缥缈的消息公理，就能忽略眼前矿工的现实处境吗？

只有战胜了这些挣扎之后，记者坚定揭露真相、命令矿工起来反抗，才比较有说服力。

但在电影里，上述内容都没有以正面的方式直接呈现。

矿难仅仅是一个引子一般的存在，韩东不停像个局外人，随之而来的信心动摇与重新坚定，也就像无根浮萍了。

2、代检

第二个重要事件——乙肝代检，表达有了进步，韩东的个人生活，开始与记者工作产生了交互。他的朋友刘博，原来是个乙肝病毒携带者，也找人代检，和韩东的职责产生了辩说。

这个辩说，实际上是对矿难事件的延续，底层的工人，确实需要金钱来补贴家用，此时的朋友，也确实需要代检结果继续修业。

二者都是基于社会灰色地带的“获益”，它们并没有清洗掉社会黑暗，反而助长了黑暗，因此也就无助于底层境遇的改善。

除了朋友，导演还安排了另一个脚色，组织代检的人——彪哥。

韩东给彪哥的女儿辅导功课，看到父女俩在穷困的生活里相依为命，也感受到了他们对自己的真情相待，两者叠加，引发了韩东对于揭发代检的纠结。

他看向窗外繁华光影，离开了这一幕的背后指向——他可能拥有的新家，最终决定撤稿。

此时的他意识到，消息报道并不能改变一切，选择了放弃报道。

实在，韩东感受到的友情、这对父女的生活环境，有力地指向了消息报道的终极价值，是能够解答此前韩东产生的夷由的。

朋友和彪哥在主任面前卑躬屈膝，只能以违法的行为去求生存，从受害者酿成了无奈的侵犯者。

要避免这样的情况，正需要有人捋清这些事，进行全面的报道，促进社会注意到这件事、解决这件事。

而不是出于个人情感选择放弃报道，或者只揭露、不谈背后社会成因的片面报道。

促成韩东重新报道这件事的，是他看到其他电视台的消息：只夸大了代检违法，却没有对患者的困境进行阐明。

这些报道最终导致了患者们的悲剧：彪哥被抓起来，女儿只能哭泣，朋友也考研失败，乃至主任也哭诉自己帮不了患者。

这一切的感受，让韩东想通了：出于情感而不愿报道真相是错的。由此，情感从负作用转到了正影响，引导出了理想与豪情对记者的意义。

这也带来了那个钢笔飞起的超现实慢镜头：韩东看着他的武器，思考出了记者究竟要做什么、能做什么、有什么意义，然后重返患者家中，重新努力。

但这个段落也很可惜。

《我不是药神》中，徐峥重新开始卖仿制药，也是因为朋友的病故，他听到了吕受益接受清创时撕心裂肺的吼叫，目睹了病人家属的痛楚与绝望，感到自己无法承受其他病友们期待的眼神，从而才冒着坐牢的风险，分文不收地给病友带药。

反观《不止不休》，韩东自己的生活依旧是单线发展，面临的阻力只是自己可能丢工作、没法租房子了。

彪哥父女俩的底层身份与贫困生活，在电影里只是草草展现，朋友也只有短短一场与韩东的交心。

三、浅尝辄止的可惜

在电影的后半段中，韩东的个人生活沦为了消息价值的象征性表达载体。

当韩东揭露了矿难后，记者职责得以伸张，他的生活也得以改善，产生了买新房的意愿。

而当他撤掉了代检稿件后，记者职责被弱化，丢掉工作的同时，生活的改善也破灭了。

导演试图让韩东的生活成为对“消息价值实现与否”的象征，并引导出结尾的升华：他重新报道了真相，阳光明媚的环境之下，飞扬的报纸与回归的女友一起，带来了生活的希望。

以这样一部驻足于现实的作品而言，个人生活被当成提供共情的概念设定，与消息价值的象征，是非常别扭的。

记者对于消息报道的价值认证与信奉坚定，也就此变得不详细、不踏实、不敷有说服力了。

电影结尾，导演想展示出“真相已经报道，问题已经解决”的状态。韩东看到了朋友的结局，也看到了患者的无奈。

在彪哥关闭的门前，他亮明了记者的身份，试图用报道来帮助对方，“我们凭什么要接受一个错误，就不能面临它、改变它吗？”

导演让韩东用自己的经历去打动患者们，弥补之前缺席的共情。但是，由于此前韩东的个人生活、内心与记者线索的关联薄弱，此刻导演能想到的也只有再次重复概念，让韩东说出了自我介绍一般的台词。

详细层面只有一处细节：韩东碰到了此前在公交车上被欺负并给他让座的搭档，后者为他介绍了患者采访。

电影的种种表达，终究没有落到实处，乃至以暗示的伎俩而做出了一些回避。

张颂文演的老记者，在末了的部分中完全缺席，只剩下报纸上的铅字署名。

年轻记者对消息信心从动摇到坚定的情感曲线不敷完备，两段定义式的念白，也就酿成了生硬的结论式宣讲。整部电影呈现出来的结果，就靠近于此。

结语

这部电影虽然不完美，但还是有价值的。在任何时代，都需要披露真相、维系公理的价值观，它与记者的职责有关，更与全社会的信心有关。在当下自媒体把握话语权的新时代，更应该传承下去，不止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