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去世的她，是罐头午餐肉，也是大萧条时代的天使

2014年2月10日，秀兰·邓波儿去世，今年已是她离去十周年。在她之后，再也没有一个孩子，能在电影界创造如此之多的传奇：

6岁那年，邓波儿为福克斯公司赚了400多万美元，相当于如今的12亿美元，那还是福克斯当年90%的收入。

7岁那年，邓波儿获得奥斯卡特别金像奖，颁奖者称“邓波儿是圣诞老人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她是个有两个小酒窝、一头卷毛、面带笑容的娃娃，使这个疲倦而古老的世界心花怒放”。那年，她还当选全美最著名女性新闻人物，被邀至白宫作客。

8岁那年，邓波儿在全世界已经有了2.4亿观众，以她模样设计的“秀兰娃娃”也让玩具公司日夜开工，屡屡脱销，大赚一笔。

9岁那年，邓波儿主演的电影第三次登上全美票房榜首，美国第一夫人专程来剧组探班。甚至有人向她的父亲高价求种，希望能生一个像邓波儿一样可爱的娃娃。

10岁时，邓波儿是美国乃至整个北美最具号召力的明星，电影票房的头号保证，她的灿烂笑容几乎成为美国象征。

11岁时，邓波儿的片酬已经达到12万美元，此外每年还有20万美元红利，如果你对这个数字不够敏感，可以看看另一个数字：当时一张电影票仅售15美分。

13岁时，邓波儿已是出演过46部电影的“老明星”，她每个月能收到1.6万封粉丝来信，有专职秘书负责拆信处理，生日时甚至收到16.7万份礼物……

在那之后，好莱坞如日中天，无数明星轮番登场。步入网络时代，明星的话语权更大，在社交网络上随便发个自拍甚至一两个字，都可收获无数点赞与回复，可若论人气，谁也比不上大萧条时代的邓波儿。当然，也有人认为，没有走红于社交媒体时代，其实亦是邓波儿的幸运，一来竞争对手不多，二来因为信息有限，人们只会看到她好的一面，不会对其苛责。

别人还在上学时，她已开始工作

1928年4月23日，秀兰·邓波儿在美国加州出生。六岁那年，她在影院台阶上一边等妈妈，一边蹦蹦跳跳，吸引了歌舞片《起立欢呼》的词作者贾伊·戈尼，他决定为邓波儿在片中安排角色。结果邓波儿一炮而红，并得到七年长约。

此后一年时间里，邓波儿主演了《新群芳大会》《小天使》《小情人》等八部电影，获第7届奥斯卡特别金像奖。

此前并不擅长开发明星周边产品的好莱坞，在邓波儿身上开发出了一条无所不包的产业链。电器广告、香皂广告、汽车广告……各种行业都找上了邓波儿。混合着姜汁与酸果蔓的“秀兰·邓波儿”鸡尾酒，印着其头像的麦片盒和麦片碗，都曾风靡一时。直至1972年，那时的邓波儿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19岁的比尔·盖茨和同伴们在知道自己编写的BASIC程序演示成功后，用来庆祝的饮品仍是“秀兰·邓波儿”鸡尾酒。

6岁步入影坛的邓波儿，在这个圈子里打拼的“花期”并不长。11岁时，她已完全发育，身体曲线使她无法在银幕上继续扮演可爱小女孩。令人感慨的是，米高梅公司曾向邓波儿的东家福克斯公司”借将“，希望由邓波儿主演《绿野仙踪》。福克斯公司拒绝了这一要求，安排邓波儿出演《小孤女》，但因为邓波儿的身材变化，《小孤女》完全失败，人们认为邓波儿已不再适合扮可爱。相反，《绿野仙踪》空前成功，新一代童星茱迪-嘉兰成功接棒邓波儿。

此后十年，邓波儿仍在演电影，但她同时也在学习，寻求人生转型。这当然是很聪明的选择，在那之前，邓波儿赢得了人们的宠爱，却失去了童年，人生从未有过自主。但当童星光环逐渐褪去时，真正属于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失去童年的邓波儿却找到了幸福

邓波儿早早失去了童年，她曾说：

邓波儿还曾说：“我只过了两年懒惰的婴儿生活，以后就一直在工作。”从六岁起，她每天必须工作5小时以上，周末通常在8小时以上，此外每天还要跟私人老师学习3小时。为了保持她无忧无虑的形象，公司和妈妈都不允许她随便结交朋友。她直到十几岁才开始有自己的同学，此前只有独立教室和家庭教师。

多年后，老去的邓波儿曾出版自传《童星》。她在书中记录了许多不为人知的阴暗：她曾在好莱坞被人欺负甚至殴打，当然，这一切都背着她的父母。12岁那年步入低谷时，她和母亲曾一起被公司高层性骚扰……

邓波儿因此慨叹，如果想像她一样早早成名，就必须“能够忍受更多的人生快乐尽早地结束，甚至从未开始。”

一个失去童年的人，不管是生活所迫还是其他外力因素，都往往会呈现一种并不真实的成熟。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人独立性强，可以早早融入社会。但失去童年使他们的心智和性格有残缺一面，因此会武断、多疑和缺乏安全感。邓波儿就曾受困于此，并导致第一次婚姻失败。

17岁时，邓波儿嫁给中学同学的哥哥、当时在空军服役的约翰·阿加。17岁的年纪显然还太小，对方是中学同学的哥哥，是邓波儿有限熟人圈子里的一个，邓波儿15岁时认识他，两年后便与之结婚，至于空军，则是一个让女孩子颇为憧憬、多少带点浪漫色彩的职业。

失去童年的人往往会有类似的婚恋选择。一方面，他们自以为成熟，所以决定草率，结婚极早。另一方面，他们内心缺少安全感，这驱使他们早早结婚，并习惯选择熟人，美其名曰“知根知底”。同时也因为不成熟，他们会对某些职业有谜之好感。

这段婚姻十分不幸，阿加酗酒无度，多次因醉驾被捕。他还一心想进娱乐圈，将邓波儿视为跳板。五年后，二人离婚。

离婚后的邓波儿前往夏威夷散心，结识时任夏威夷某公司总裁助理的查尔斯·布莱克。这是一次神奇缘分，因为以邓波儿的家喻户晓，一个美国人对她一无所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查尔斯·布莱克居然就是这样的人。他并未看过邓波儿主演的任何电影，甚至没听说过她。，邓波儿在他眼中并没什么光环，他也不会将银幕上那个可爱小姑娘与眼前小妇人画等号。

有过一次失败婚姻的邓波儿比当年谨慎得多，她请自己的老朋友、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调查查尔斯的背景。胡佛恭喜她，因为查尔斯“像苹果酱一样毫无杂质”。

1950年，邓波儿步入第二段婚姻，随后正式结束了自己的电影生涯。

2005年8月4日，86岁的布莱克因病去世。在布莱克弥留之际，邓波儿唱起了布莱克追求她时唱的夏威夷情歌。她将丈夫称为“生命的挚爱”，在丈夫去世后到自己去世前的九年时间里，她一直保留着丈夫在电话答录机里的声音。

一段失败的婚姻，让邓波儿得以正视自己的不成熟，也让她拥有了一段55年的完美婚姻。从这一点来说，邓波儿比许多人幸运，也比许多人更懂得自省。不再走红、第一次婚姻失败，都是她人生中的坎儿。每次迈过这样的坎儿，她都会有一次蜕变。

查尔斯·布莱克当然也是幸运的，因为他见到了邓波儿最好的一面。晚年的查尔斯曾说：“我与她相伴过各种时期，无论境遇是好是坏，她给我的感觉都是一如既往。”他还笑言：“她是心理学研究的灾难。你可以在半夜里无理唤醒她，她还会是你认识的那个邓波儿。未曾改变。”

最令人称道的“后童星生活”

作为一个时代符号，邓波儿无法被忘记。但作为一个童星，她的命运其实一度难测。因为那些早早在聚光灯下享受名气与赞美的童星们，往往缺乏动力，人生道路反而艰辛。

邓波儿则堪称典范，她去世后，媒体称“她是一位罕见的在演艺生涯结束后仍然能开始新的生涯的童星。”

邓波儿第二次成为时代符号是因为病痛。早在1952年，邓波儿的哥哥身患多发性硬化病后，她就参与创立了国际多发性硬化病学会联合会。1972年，她不幸患上乳腺癌。以当时的风气，乳腺癌不但难以预防，患者还很难接受乳房切除。邓波儿不仅接受了乳房切除手术，还在电视节目中向公众袒露病史，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向公众袒露病史并倡议防治乳腺癌的名人。

当人们问邓波儿如何与乳腺癌作斗争时，她答道：“如果什么也不做，情况只能变得更坏，我相信上帝和我的医生”，她还建议患者“不要害怕，不要坐在家里等，要去医院积极治疗。”

邓波儿自己所认为的一生中最快乐时光则与从政经历有关。60年代，她以共和党发言人的形象复出，进入政界，后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1974年担任美国驻加纳大使，任期两年。她曾回忆，这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对于一个失去童年的人来说，政治场域的纷繁复杂并不会带来太大压力，相对的自主反而能带来更大满足感。

1976年，邓波儿担任福特总统的礼宾司司长，成为美国第一位担任此职务的女性。80年代末期，在冷战之墙崩塌的风云激荡时代，她出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见证了天鹅绒革命，也见证了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和平分手。

她有段自述说得极好：

“我希望广大热爱秀兰·邓波儿的人们不要把她想象成还认为自己是神童的中年妇女，而要想象她是一个妻子和母亲，她找到了时间和热情来培养新的兴趣和开始新的生涯，如政治生涯和外交生涯。童年时代能成为好莱坞的超级明星的我对这段生动的经历仍保持美好的回忆，我觉得我是一个卓有成绩的幸福的女人，自然也是幸运的女人。”

经济危机不仅仅是邓波儿的机会，也是美国的

人们提起邓波儿，总会说她是经济危机期间美国人的最大慰藉。连罗斯福都说：“只要有邓波儿，美国就不会沉沦下去。”

1939年美国电影总票房为7亿美元，分摊到每个家庭是25美元，在当时可买60磅肉。比照当时的电影票价，一个家庭一年要看150到200场电影。对于窘迫的家庭而言，这是一笔极大支出，人们将之归为“口红效应”。“口红效应”即“低价产品偏爱趋势”，指在经济萧条时期，口红销量反而会直线上升。这种现象的成因是在经济低迷状态下，人们仍有强烈消费欲，通过关注某些非必需的低价消费品，可获得感情慰藉，排解压力。

但事情未必如此简单。拨开历史迷雾，就会发现经济危机没有历史课本说得那般恐怖。从物质情况来看，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国民平均生活水平基本相当于60年代的日本，起码温饱有余。经济危机也不等于个体贫穷，即使是大萧条时代的最低谷，普通人的生活也过得去。当时电影票价极低，又没有电视乃至网络等其他娱乐渠道，人们首选自然是电影。所以电影对于当时的美国人而言，也许连廉价的口红都算不上。

大萧条固然让美国一度沉沦，可也正是大萧条时代的种种酝酿，使众多行业得以成长，电影业就是其一。

1927年，有声电影出现。1935年，彩色电影出现。技术进步使得拍摄电影所需资金越来越多，但同时因为大萧条带来的资金困境，投资方十分谨慎，好莱坞开始探索规范化的生产机制，派拉蒙、福克斯、米高梅、华纳兄弟、环球和哥伦比亚等著名电影公司纷纷涌现。也因为找到投资方十分不易，导演只能竭尽全力，因此成就电影史上光辉的一页。

那个年代，除了邓波儿，还有克拉克·盖博、费雯丽、英格丽·褒曼、葛丽泰·嘉宝、凯瑟琳·赫本。有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有电影史上最伟大作品之一《乱世佳人》，有《小妇人》和《蝴蝶梦》……《米老鼠和唐老鸭》、《猫和老鼠》和第一部动画长片《白雪公主》也在那时诞生。

更重要的是，美国人开始抛弃对欧洲精神的膜拜，寻求本土意识。邓波儿走红之前，希特勒已经上台，魏玛共和国名存实亡，德国陷入狂热氛围。邓波儿走红时，大量欧洲人流亡至新大陆。邓波儿的踢踏舞，几乎是对欧式审美的一种颠覆。

如果仅仅把邓波儿视为“大萧条的安慰”，就会低估美国人在这段时期里的高涨情绪。他们憧憬奇迹，并在后来创造了经济奇迹。他们也相信邓波儿就是上帝派来的天使，甚至将之视为“三位一体”旁的第四位。

所以，邓波儿的笑容几乎无所不能。在《小上校》里，她扮演小上校，以明朗笑容打破家人间的怨恨与尴尬。在《小公主》里，从云端跌落的她并未向命运低头，而是以笑容和希望面对，并最终创造奇迹。她在片中所说的那段“我是公主，所有女孩都是，即使她们住在窄小的阁楼上，即使她们穿得破破烂烂，即使她们不聪明不漂亮也不年轻，她们还是公主，我们全都是”，也早已成为影史上最经典台词之一。

即使，笑容背后，是一个失去童年的小女孩。

有人曾这样形容秀兰·邓波儿以及那个时代的歌舞片：

“这种需求颇像彼时的一种流行食品——罐头午餐肉，经济衰退中的人们买不起肉，商家就推出这种罐装肉，是打开就能吃的精神食品。”

这当然是客观而平实的说法，但我更喜欢另外一句看起来十分玄学的话——“每个灰暗时代总有些星星般闪耀的人物出现，这让人相信，上帝或许真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