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汉蔡伦改进造纸工艺发明“蔡侯纸”后，中国的造纸术很快就传入了朝鲜和越南；公元七世纪，造纸术传入日本；公元八世纪，传入中亚；公元十世纪，传至叙利亚、埃及和摩洛哥；公元十二世纪，传入欧洲；……这个问题若从印度的汗青典籍中寻找答案恐怕要令人失望了，正如爱尔兰籍英国汗青学家文森特·亚瑟·史密斯（Vincent Arthur Smith，1848-1920）曾经在《牛津印度史 / The Oxford History of India》中说，“中世纪的印度汗青漆黑一片，他<梵华注：玄奘>是唯一的亮光。”
幸好，中国比力注重汗青记录，使得我们能够通过中国汗青典籍来间接地还原印度汗青的某些片段。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术何时传入印度的问题，恰好中国唐代赴印求法的两位三藏法师——玄奘和义净，提供了关键的线索。
玄奘于大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从西安出发前往天竺（古印度），公元631年到达天竺的那烂陀寺（梵华注：就是《西游记》中的大雷音寺原型）。此后十四年，玄奘除了在那烂陀寺学习外，还环游天竺各国，几乎走遍了印度的东西南北，最后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归国回到长安。毫无疑问，玄奘在印度见多识广，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应该是最能客观反映其时天竺各国风土人情的可信史料。然而，《大唐西域记》中却一次都没有提及“纸”，倒是有“游践之处，毕究方言，镌求幽赜，妙穷津会。于是词发雌黄，飞英天竺；文传贝叶，聿归振旦。”的记载，说明玄奘在天竺的时候，当地用的书写材料是“贝叶”，并没有纸张。西安大雁塔中珍藏的玄奘西天取经带回的“贝叶经” ，图源：chinadiscovery.com
贝叶是贝多树的叶子（梵文：Pāttra），经过煮、磨、压、晒、订等工序，就可以制成一筴（jiā，原意指筷子，这里引申为两块木片夹住贝叶形成的一部书）一筴可供书写的贝叶册，然后用刻刀在贝叶上刻字，最后将果油与锅底灰制成的墨抹在贝叶上，再用湿布抹一下，就可以将墨嵌在刻写的字痕中。以此书写的佛教经书，就是贝叶经。汗青上真实的玄奘西天取经带回大唐的就是五百二十筴、总计六百五十七部贝叶经，可不是86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那种纸质的佛经哦！
因此，通过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玄奘带回的贝叶经，我们可以明确一个事实：至少在公元645年前，印度是没有纸的。义净是玄奘的小迷弟，玄奘回到大唐的时候，义净还只是一个只有十岁的小和尚。玄奘西天取经的壮举和成绩使得玄奘的英名广为传播，义净也以法显（拜见：一带一路的先行者——法显大师）和玄奘为偶像，立下了西天取经的志向。唐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义净从广州出发，取海路于公元672年到达印度，此后在那烂陀寺学习十一年，比玄奘的五年时间还要长。武则天证圣元年（公元695年），义净返回东土，武则天亲率百官在洛阳东门外接待义净。（义净的事迹拜见我此前的一篇文章：海丝归来的唐三藏——义净）
义净在印度游历十三年（672-685年，此后686-695年义净主要在室利佛逝<今在印度尼西亚巨港附近>），所见所闻不亚于玄奘，因此义净所著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也是研究古印度汗青的贵重资料。有趣的是，义净的著作中，出现了“纸”的记录！《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纸”一共出现了12次，以下几条确定为古印度的相关记录：第一条：“其伞可用竹织之，薄如竹簟一重便得，大小随情宽二三尺。顶中复作，拟施其柄，其柄长短量如盖阔，或可薄拂以漆、或可织为之，或如藤帽之流，夹纸亦成牢矣。这条说明义净看到其时古印度有用纸做伞的情况。第二条：“又五天之地，皆以婆罗门为贵胜，凡有座席并不与馀三姓同行，自外杂类故宜远矣。所尊典诰有四薜陀书，可十万颂。薜陀是明解义，先云围陀者讹也，咸悉口相传授而不书之于纸叶。”五天之地就是指唐代对北印、南印、东印、西印、中印的称法。印度婆罗门教传教多为口口相传之法，这在今天的印度教中依然还存在。义净先容中“不书之于纸叶”，说明其时印度已经有了用纸来书写的情况，但是传统的贝叶也在使用，所以才有“纸”和“叶”并存之说。第三条：“（第）十八，便利之事：便利之事，略出其仪。下著洗浴之裙，上披僧脚崎服，次取触瓶添水令满持将上厕，闭户遮身。土须二七块，在其厕外，于砖石上或小版上而安置之。其砖版量，长一肘阔半肘。其土碎之为末，列作两行，一一别聚。更安一块，复将三丸入于厕内安在一边，一将拭体、一用洗身。洗身之法，须将左手先以水洗，后兼土净。馀有一丸粗，且一遍洗其左手。若有筹片，持入亦佳，如其用罢须掷厕外；必用故纸，可弃厕中。”这条就相当有意思了，先容了其时天竺上厕所的情况，其中拿着小桶盛水上大恭的方法至今在印度的农村地区依然很普遍。神奇的是，义净的先容中居然提到了在天竺上厕所也会用“故纸”，不知道是不是“废纸”的意思。这不但说明了其时天竺用纸已经十分普遍，否则不可能拿比力稀罕的纸来当厕纸，而且进一步可以推论其时天竺已经能够当地造纸了，才会使得纸张成为廉价的日用品。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在义净到达天竺之前，即公元672年之前，中国的纸和造纸术已经传入了天竺。
综上玄奘与义净的记录，我们已经可以将印度出现纸张的时间压缩至公元645年和公元672年的区间范围。公元645年至公元672年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中国的纸传入了印度？这就让我不得不想到了大唐的另一位神人，“一人灭一国”的大唐使臣王玄策。（王玄策的详细先容拜见：威震天竺的大唐使臣——王玄策）王玄策是大唐的真英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他的丰功伟绩，图源：watanabetakaki
王玄策的故事源于玄奘大师。玄奘是一位很有智慧的高僧，当年他偷越国境前往天竺，已经是犯了国法，若要顺利归国，就必须要获得朝廷的认可。在天竺期间，玄奘与戒日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玄奘应当是刻意对天竺最强大的王国——戒日帝国的戒日王描绘了大唐的强盛，令戒日王崇敬不已，于是戒日王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遣使上书至唐王朝，唐太宗命梁怀璥持节慰抚。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戒日王再次遣使随梁怀璥回大唐，于是李世民任命李义表为正使、王玄策为副使，送戒日王使者回国，这便是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印度。玄奘的穿针引线为唐王朝与戒日王朝建立官方往来立下汗马功劳，也天然就为其顺利归国铺平了道路。唐蕃古道-蕃尼古道路线图，图源：中国国家地理
王玄策出使天竺没有走玄奘前往天竺走的北道，因为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使得唐蕃古道已经开辟成功，加之吐蕃与泥婆罗国联姻使得吐蕃通往尼泊尔的蕃尼古道也已经成型，因此沿着唐蕃古道-蕃尼古道前往天竺在理论上已经具备可行性，而李义表和王玄策于643年出使天竺就是通过实践验证了这种可行性，闯出了一条捷径。此后，王玄策作为正使于公元647年和公元657年又两次出使印度，都是走的这条唐竺古道，说明该通道已经成熟。西藏的“大唐天竺使之铭”见证了当年唐竺古道的开辟，图源：中国国家地理
王玄策第一次出使天竺（643年-646年）主要为探路，不会立刻形成唐竺之间的商贸往来和技术交换。王玄策的第二次出使天竺（647年-648年）碰上了戒日王驾崩、阿罗那顺篡位并截杀大唐使团的意外，王玄策忙着借兵平叛，也没有时间搞经贸往来。不过，这次成功平叛不但大大树立了大唐帝国在天竺诸国中的威信，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参与平叛的吐蕃、泥婆罗、章求拔国（梵华注：约包含今尼泊尔东、锡金，不丹西）、东天竺迦没路国（梵华注：《大唐西域记》中称为“迦摩缕波国”），以及中天竺之间的交换与往来。从《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汗青典籍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大唐与天竺之间官方与民间的往来都非常密切，印度的石蜜制糖法和尼泊尔的菠菜得以传入中国，中国的《道德经》、花生（花生有多个原产地，考古及文献记录证明公元前中国就已经种植花生）和荔枝的栽培方法也传入了印度。固然，本文所关注的中国纸和造纸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了印度。
不过，唐蕃-蕃尼古道通行的时间并不长。公元650年吐蕃松赞干布病逝后，吐蕃与唐王朝的关系开始从友好渐渐发生逆转。公元670年（咸亨元年），薛仁贵率军与吐蕃征战，唐军大北于青海大非川。此时，唐蕃古道必然已经中断。义净在其《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曾记载玄照法师于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沿唐蕃古道前往印度。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唐竺古道至少在公元665年前都是贯通的，最迟于公元670年就已经阻断，所以中国纸和造纸术必然在公元649年-670年这个时间段内传入印度。看到这里，大概有的读者会问，唐代前往天竺的交通有四条路线，玄奘往返走的是北线（下图深蓝色路线），义净往返走的是海路（下图浅蓝色路线），另外还有汗青更为悠久的滇缅古道（下图绿色路线），以及本文重点提及的唐竺古道（下图红色路线）。为何偏偏笃定中国纸和造纸术是通过唐蕃-蕃尼古道传入印度，而非是通过其他道路呢？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虽然从上文推断出印度出现纸的时间区间范围同唐竺古道的贯通以及王玄策三次出访印度的时间区间范围高度重合，史书中的记载的确也确证王玄策三次出使天竺在中印技术交换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目前的确还未在中国的史书中明确看到中国纸或者造纸术传播至印度的直接记载。因此，上述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术是通过唐竺古道传入印度的论证的确是不完备的。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直接答案应该在王玄策所著的《中天竺行记》，或者唐朝官方根据王玄策《中天竺行记》编修的《西域志》中。可惜的是，《中天竺行记》和《西域志》在唐宋之际就已经失传，目前只在《法苑珠林》《历代名画记》《旧唐书》《新唐书》《释迦方志》等古籍中才能看到引用《中天竺行记》或《西域志》的只言片语。季羡林先生曾遍查史书和佛经中关于《中天竺行记》和《西域志》的残存文字，结果一无所获，并未查得关于纸或造纸术的任何记录。针对这个问题，中国科学院汗青地理学家、古文字研究专家黄盛璋先生曾撰写过《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汗青研究所李晓岑先生曾撰写过《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路线》，进行过详细的探讨。两位前辈具体论证和辩论的内容太多，无法一一陈述于此，读者也未必对枯燥的学术探源感兴趣，因此我联合前辈的研究加上自己的理解，简单梳理一下关键逻辑和结论，归纳如下：前文玄奘和义净的记录已经清晰地表明纸传入印度的时间范围必然在公元645年至672年之间（时间轴黄色地区部分）。若再联合王玄策、玄照、薛仁贵的事迹，可以进一步再将时间范围压缩至公元649年至670年之间。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除了有关于印度有用纸揩便（上文第三条）的记录外，该书还记载了印度有用绢或纸印佛像供养的情况， “但西国诸寺灌沐尊仪，……，此则师资绝绪，遂使致敬无由。造泥制底及拓摸泥像，或印绢纸到处供养，或积为聚以塼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销散，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由以上两条可以推断，印度其时不光有纸，还必有造纸术，否则纸张不可能普及到这般程度。因为义净公元685年离开印度到达室利佛逝（梵华注：今印尼巨港附近，拜见上图唐代交通图）誊录佛经时，还需要从广州托人带来纸和墨，说明其时南洋当地并不产纸。而且我国元代浙江温州人周达观于13世纪末所著的《真腊风土记》中明确记载其时南洋地区没有纸，也根本不知道用纸，“见唐人登厕用纸揩拭者笑之，甚至不欲登其门”。可是，前文我们知晓义净记载七世纪在印度时候当地就已经用纸揩便了，若印度的造纸术是从中国经南洋传至印度，那么断无印度有造纸术，而海路中枢的南洋却在其后的六百年都还不会造纸术的可能。玄奘沿北路归国的途中，李义表和王玄策刚刚开辟唐竺线成功，此后，玄奘走的北道便被唐竺古道取代而少有人走，这种现象至少持续到公元670年唐蕃古道中断。然而，中国纸和造纸术确定于公元670年前就已经传入印度，因此北路不可能。此外，目前汗青学家普遍公认中国造纸术传入中亚的出发点是撒马尔罕（梵华注：玄奘路线经过撒马尔罕），时间为公元8世纪，这是造纸术传入西亚、中东及欧洲的源头。而中国造纸术传入印度显然要早于传入中亚，因此，这也可证明造纸术并非通过北路传入印度。李晓岑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出因为滇缅道上的云南大理、缅北、孟加拉地区（包含今印度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都是采用的桑皮造纸的方法，因此古印度孟加拉地区的造纸术是通过滇缅道由中国云南传入印度的。我认为李教授的文章丰富了中国造纸术传播至南亚的研究素材，但是论证部分有很大的问题。对于黄盛璋先生的论证，我们必须注意到该论证是有特定时间限定范围的，也就是只论证公元650年-670年这个时间段中国纸和造纸术传入印度的可能性。李教授的论断最多只能说明南亚孟加拉地区的造纸术有可能是从云南经滇缅道传入，但是却不能否定造纸术也可以通过唐竺道传入这个论点，而且李教授更没有找到任何时间证据来支持云南的造纸术也有可能在650-670年这个时间窗口内传入印度的假说，因此李教授断定南亚孟加拉地区的造纸术是从中国云南沿滇缅道传播至印度就显得太过草率了。更有甚者，李教授引用诸如《五代会要》中的相关记载来证明云南其时当地已经有造纸术，要知道，《五代会要》是北宋时代的作品，如何能够通过唐代之后的北宋时期云南能够当地造纸，从而推出唐初造纸术可能由云南经滇缅道传入印度的结论？同理，李教授用宋代米芾和明代马欢的著作中关于南洋产纸的证据来否定黄先生的“海路不可能说”，也是犯了同样的逻辑错误。苏莱曼东游记，图源：京东
我认为如果造纸术是通过滇缅道传入印度，那么这一定是基于民间贸易的技术辐射过程，应该是一种渐进的模式，从中国纸的出口贸易到造纸术的技术输出，必然时间跨度很长。黄先生文章中也提到，公元九世纪中叶（梵华注：此时为唐宣宗时期）阿拉伯商人兼旅行家苏莱曼（Sulayman）在中国见到人们用纸揩便还引以为奇。要知道公元八世纪末，造纸术就已经传入阿拉伯天下，巴格达和大马士革都建起了造纸厂，即便如此，将近60年后的阿拉伯天下的纸依然比力金贵，人们还舍不得用纸来揩便。然而，印度的纸和造纸术都是在公元650-670年这个短短的二十年中忽然出现，并迅速普及，这就很难用通常渐进式的技术辐射来解释，其中必定发生了庞大的汗青转折而导致突变。而王玄策平定印度叛乱进而带动掀起大唐和天竺五印之国官方的小高潮，带动汉梵两地技术的大规模交换，不但合情合理，也有史料佐证，所以中国纸和造纸术沿唐蕃-蕃尼古道传入印度远比滇缅古道之假说更为可信。
黄盛璋先生的文章中已经论证了天竺地区（主要是孟加拉地区）的造纸术与吐蕃和泥婆罗（今尼泊尔）造纸术同源，都来自于中国黄河地区的布帘抄纸技术，所用的原材料都是植物的纤维，只是由于吐蕃和泥婆罗海拔高无法种植桑树，因而吐蕃和泥婆罗造纸的质料都是用的当地的瑞香科植物，而天竺地区和中国黄河流域用的则都是桑树的树皮造纸。这种技术同源的地理分布同唐竺古道以及王玄策出使天竺的地区范围完全吻合。《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明确记载公元649年吐蕃向唐王朝哀求派遣造纸和造墨的工匠，并得到了批准。因此造纸术传入吐蕃必定是在公元649-650之间。
吐蕃松赞干布不但娶了大唐的文成公主，而且也娶了泥婆罗国的赤尊公主布里库蒂（Bhrikuti Devi）。因此，吐蕃与泥婆罗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当年王玄策从吐蕃借1200精兵平定阿罗那顺叛乱，泥婆罗国也借了7000多骑兵给王玄策，可见其时吐蕃与泥婆罗关系极为密切。所以，造纸术从吐蕃传播至泥婆罗也在情理之中，而泥婆罗和天竺诸国往来本就十分密切，造纸术再由泥婆罗传至接壤的中天竺也是水到渠成。
固然，我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天竺和东天竺的造纸术都是王玄策作为大唐使臣作为双方技术交换的内容之一直接传入印度的。只不过从目前现存的史料中，我尚未看到能够支持这一假说的证据。真盼望王玄策的《中天竺行记》能够有一天从哪个隐藏的角落被重新发现，从而揭开这些汗青的谜团。
最后要强调一点，天竺或古印度（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始称天竺为“印度”）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天竺包含了许许多多的独立的小王国。中国的纸和造纸术经吐蕃和泥婆罗首先只传入了那烂陀附近的原戒日帝国（王玄策平叛后戒日帝国实际已经分崩离析）和东天竺。今日印度西北部地区、巴基斯坦以及克什米尔地区的造纸术工艺同孟加拉地区的并不雷同，那些地区的造纸术是突厥人于公元十二世纪从中亚传入，大大晚于孟加拉地区。无论如何，中国的纸和造纸术确定于公元650-670年间经唐蕃-蕃尼古道传入印度，比突厥穆斯林将造纸术带入印度要早约600年，这对印度文明的发展和汗青的进步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印交换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我们回首中印两个民族两千多年的交往史，这样的交换典范还有许多许多，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印两个文明的交换互鉴始终是双向的，我们都从彼此的学习中获得了进步，任何一方是另一方老师的头脑都是极为狭隘的。今天，有许多印度人总以为印度佛教传入了中国，印度就是中国的老师，并以此为傲而飘飘然。我以为这种头脑不但极为狭隘，而且还显得浅薄无知。我不禁想起了释迦摩尼圆寂之时，弟子阿难请教师傅的最后一个问题“佛灭之后，以何为师？”，佛陀答曰“以戒为师！”。两千多年前的释迦摩尼如此超凡脱俗，可惜佛法在印度早已寂灭。释迦摩尼同时期中国的头脑家孔子也有大智慧，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直到今天，中国人依然在背诵并践行这句教诲，这恐怕就是中国人能够不断取得成功的文化基因之一吧！
本文转载自“中印梵华”微信公众号2022年11月28日文章，原标题为《中国纸和造纸术何时传入印度？》。
来源：https://view.inews.qq.com/k/20241003A06R4B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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