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当前全球经济处于震荡期，世界政治中冲突性质的复杂程度与冲突的波及范围已经达到了暗斗结束以来的最高点。一方面，2022年2月爆发并延宕至今的乌克兰危机触发了国际政治与安全局势的紧张态势。另一方面，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在中东地区又引发了新的布局性对抗，致使印度洋地区安全局势陷入动荡。而且，巴以冲突引致的“红海危机”不仅对印度洋海上运输通道安全与全球供应链安全造成打击，也加速着大国权力博弈下传统地缘政治的回归。在印度洋地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紧缩以及美国持续推进“印太战略”不仅使得大国在印度洋的博弈态势更加明显，也使印度实现控制印度洋的战略抱负更加坚定。其中，印度在印度洋的战略调整与变化，不仅凸显了地缘政治中权力与长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对印度洋地缘政治格局走向与国家间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印度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增强，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也逐渐清晰。2004年，印度发布了首个《印度海洋学说》，强调印度海军为了国家长处能够在“使用”印度洋水域方面发挥作用。彼时印度认为印度洋是全球海上商业的关键节点，虽然印度也自认为是一个新兴大国，但海军力量有限且范围于沿海水域。该学说发布不久，印度战略家们敏锐地意识到印度洋的战略态势和前景将与中印海洋竞争密切相关，印度国防部（海军）随即于2007年出台了《自由使用海洋：印度海洋军事战略》，强调主动塑造印度洋态势以“自由使用”海洋，该战略还界定了印度涉海国家长处的范围。其中，与印度国土相邻的水域如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被界定为主要长处区域，而非洲和澳大利亚的其他遥远地区被称为次要长处区域。2009年印度海军又推出了一个新版《印度海洋学说》，具体地界定了印度的海洋长处，确定了除东南印度洋之外的所有印度洋周边区域包括海上通道、岛国区域等为主要长处区，以及包含东南印度洋、南海、东海、西太平洋及其邻近海域等为次要长处区。 2014年5月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以下简称“印人党”）政府上台执政以来，随即对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这集中体现在2015年印度国防部（海军）发布的《确保安全的海洋：印度海洋安全战略》之中。在该战略文件中，虽然对主要长处和次要长处的界定与2009年新版《印度海洋学说》相同，但在概念上以“安全战略”取代“军事战略”一词，承诺掩护印度洋水域安全，而不仅仅是“自由使用”印度洋水域，此时印度明确强调海军将继续监控所有可能影响其角色和责任的海上事态发展，包括印度所面对的威胁和潜在对手的战略动向，并将其纳入战略和作战计划。除此之外，该版本与2009年新版《印度海洋学说》的不同之处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该战略文件中首次使用“印太”一词。战略区域从亚太地区向印太地区的转变表明，印度意识到国际局势转变将对印度的海洋战略情况产生影响，而“印太”一词更有助于展现印度的地区影响力；二是该版本强调印度作为印度洋“净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声称要为地区长处相关者提供安全保障。在该战略文件中，印度的安全威胁聚焦于包括可怕主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对潜在安全威胁的评估。 自2019年5月莫迪领导的印人党二次执政以来，印度虽然并没有更新海洋战略，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受大国战略竞争尤其是美国“印太战略”这一国际体系干预变量的打击，莫迪政府认定国际情况于己有利，重新评估并界定了印度所面对的外部威胁与挑战，印度的印度洋战略出现了新的调整与发展态势。这是因为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尤其是在主要行为体竞相增加对印度洋的战略关注和资源投入的情况下，印度出于自身实力和能力的限定，无力制止域外大国在印度洋不绝增加的军事存在。在这样的情势下，印度开始“思变”并调整印度洋战略，由对几乎所有域外大国保持高度警惕甚至排挤域外大国在印度洋的存在，也即更多倾向于接纳“自助”手段维持对南亚的控制权并提升在印度洋影响力的战略定位，转变为排挤性思维，仅针对中国而担当除中国以外的域外大国在印度洋的存在，甚至对包括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域内中等强国也放松了“警惕”，倾向于选择“他助”手段尤其是选择拥有印度洋现实控制权的美国作为“外援”以对冲甚至对抗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在印度学者看来，这种改变可能是印度承认独自管理印度洋面对“严重的能力限定”，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成为印度洋主要参与者的前景。这不仅使得中印双边关系“以经稳政”的计谋难以见效，而且印度越来越倾向于在安全和外交领域加大对华寻衅。这一战略走向与2020年6月加勒万河谷冲突以来印度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而印度战略界也热议如何发挥印度在印度洋的海权优势以达到“以海制陆”目标的思维一脉相承。 可以肯定的是，印度拥有主导印度洋的抱负，追求制海权并渴望成为印度洋的主导力量，其海洋政策的长期目标是使印度成为海权大国。但在现实中，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增强在印度洋的战略存在，至少在暗斗结束后成为印度洋的主导力量。即便相比整个19世纪英国在印度洋的“强势”霸权，美国在印度洋处于“弱势”霸权，但美国依然掌握着印度洋的控制权。美国在印度洋的存在才是印度实现主导南亚乃至印度洋战略目标的最大停滞，印度的印度洋战略目标必然与美国在印度洋的霸权政策存在冲突。目前的情形是，印度谋求对印度洋的控制权，但对于美国在印度洋的控制权或霸权地位似乎并不介意，反而对中国在印度洋的“有限存在”耿耿于怀，印度追求印度洋主导权的战略思维正由“防御性”的“战略克制”转向“进攻性”的“战略冒进”，不仅试图削弱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而且意图通过东印度洋的环孟加拉湾向西太平洋方向施加战略压力。那么，印度的印度洋战略思维由反对任何域外势力到其“门罗主义”思维下的排挤目标只针对中国，从“自助”到“他助”这一战略转向背后的思维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印度不是联合中国削弱美国对印度洋的控制权反而出现了长处权衡之后的“逆向选择”？这一“逆向选择”行为面对怎样的战略限度？本文的分析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二、既有解释与不足之处 在大国竞相增加对印度洋战略关注和资源投入的情况下，莫迪政府不仅担当了美国对印度洋的制海权，而且在印度洋联美制华的趋势更加明显，出现了对中国介入印度洋抗衡加剧的态势，通过实质性推进“东向行动政策”和“西联战略”以及借力美国“印太战略”增强对印度洋的谋篇布局，最终实现印度洋成为“印度之洋”的战略目标。关于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有限存在的过度敏感与“排他性”计谋因应，甚至逐渐迎合美国“印太战略”以制衡中国的战略动向，目前学术界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印竞争论。印度是印度洋的一个重要战略竞争者，也将自身视为这一地区的“净安全提供者”。近年来，在印度看来，中国和印度在南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尽管范围和目标不同，但印度认为其面对的安全挑战越来越大。为此，印度增强了与南亚国家的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以对抗中国在南亚迅速增长的影响力。有学者认为，印度不仅干扰中国与南亚小国的合作，在区域认同上也拒阻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发挥作用，而且无论是在邻国层次、延伸邻国层次照旧世界范围，印度区域认同中的对华排挤色彩都日益明显，并不绝深化与美日等国的合作以开展与中国的全方位竞争。 现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对外商业成为中国和印度各自追求国家长处的新重点，两国都越来越器重掩护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竞争从陆地延伸到了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换句话说，中国的地缘经济需求驱使中国进入印度洋，而印度在印度洋拥有地缘经济和非地缘经济需求，两国在印度洋地理竞争空间的重合，使得中国和印度之间形成竞争甚至可能出现对抗的态势。同时，中国不绝扩大的存在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戏剧性地改变了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的安全情况，中国可能成为邻国可以选择的一个安全提供者，这迫使印度重新评估其印度洋战略。现实上，自暗斗结束以来，由于中印共同崛起，两国在南亚和印度洋的竞争开始加剧，印度担心其对南亚的控制权会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尤其对中国在印度洋日益显现的存在倍感担心。在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看来，中印之间由于扩张势力和争取政治经济长处的多层重叠而导致的竞争，最终将更多地体现在海洋领域，而非陆地上。有学者认为，在中印战略竞争格局下，出于对印度洋霸权的争取，印度不仅对中国在印度洋的行为和任何活动都表现得极为敏感，而且刻意夸大所谓“中国威胁”，甚至故意歪曲中国进入印度洋的意图。基于此，印度不仅在“四边安全对话”（Quad）中的表现颇为亮眼，而且与东南亚国家的互动也更为积极，以此增强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效果。相比而言，近两年中印关系始终处于隆冬之中，大多数的互动只是在多边会议的间隙而非双边接触，双边关系的重点依旧是边境脱离接触问题，竞争导致了潜在的冲突。 第二，借势平衡论。虽然印度有称霸印度洋的野心，期望成为印度洋的主导者，但受能力的限定以及期望有效应对中国挑战的心理驱使，只能选择与其他主要大国合作以追求印度洋的战略长处，包括与美国发展更加紧密的军事关系以部分地抵消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布局。尤其是，当前印度的经济实力正处于上升之中，且处于大国竞相拉拢的有利地位，自身实力上升叠加于己有利的国际情况，促使印度在印度洋借助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之势对华实验对冲战略。有学者甚至认为，印度对“印太战略”的态度是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新战略情况所塑造的，尤其是与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上升相一致。尽管优先领域和能力不尽相同，但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对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构成了共同的战略挑战。在帕万·库玛（Pavan Kumar）看来，当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内部能力来平衡另一个国家时，它们不一定要跟随威胁者或与另一个大国结盟来对抗威胁者。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软平衡也是应对威胁的一种手段。印度可以选择在印太地区建立同盟的方式来制衡中国，实验这样的软平衡符合印度的国家长处。同时，拉贾·莫汉（C.Raja Mohan）也认为，中印两国都在扩大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与政治合作，印度仅凭一己之力不可能与中国抗衡，但如果深化与美日在这一地区的合作，则有助于东南亚地区形成一个稳定的均势格局。不外，随着中国在印度洋势力范围的扩大，印度将接纳措施制止中国从海上包围印度，这使得中印安全困境向海洋延伸，并将在未来几十年更加凸显。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印度强化与美国海上合作有助于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以及增进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关系，这有其内在逻辑，但也不乏逻辑悖论。可以肯定的是，印度拥有主导印度洋的意图，但由于海军力量有限而表现出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使得印度选择联合美国对冲中国影响力并助力其实现印度洋抱负。无论如何，印美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崛起以及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力量失衡，为此莫迪总理克服印度政治和官僚布局中根深蒂固的反美感情而推动两国合作。在现实中，为了借美国之力实现在印度洋的抱负，印度的印度洋战略围绕“印太战略”做出调整，一个突出转变是战略议题聚焦海洋安全，强化对孟加拉湾的控制力度以制衡中国的地缘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印度主要接纳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借势战略以获取国家权力，且通过与美国的合作塑造其领导性海洋大国的角色。从本质上，借势战略是处于成长期的大国利用于己有利的国际情况，器重发挥军事力量的作用，通过寻找“队友”并伺机在“关键时刻”做出选择从而得到或者增加权力以打击敌对目标的一种理想计谋。从结果上，实验借势计谋的行为体在世界大国权力盘子中的权重越大，则通过借势而得到的战略收益就越大。由此，印度战略观念的变化体现为安全定位的调整与长处攸关区域的拓展，这虽然有印度自身战略调整的内在需求，但也与美国的推动密切相关。 第三，战略认知论。基于国际情况变化而塑造的战略认知也是印度改变印度洋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拉贾·莫汉认为，“过去，印度一直忽视沿海水域，如今已经将其提升为当务之急。虽然印度距离全面调整其经济和安全政策并进步操作性以实现在孟加拉湾所宣称的战略目标另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新德里正表现出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合作的强大意愿，以促进地区连通、繁荣、稳定与安全。”在戈普里特·库拉纳（Gurpreet S.Khurana）看来，在海洋领域，非传统安全问题和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两者之间存在重叠，且非传统安全威胁正在加剧传统的安全威胁。库拉纳以中国对斯里兰卡汉班托特项目投资为例分析认为，中国对斯里兰卡施加的金融杠杆是一个非传统安全问题，但未来中国海军潜艇在汉班托特附近活动的可能性增加了对印度的传统军事威胁。从另一个角度，印度的南亚邻国都不同程度地打“中国牌”以应对印度，尤其巴基斯坦还利用美国和中国来限定印度的影响力范围。在这一点上，仅仅宣称印度的势力范围只会让印度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尽可能地深化印度与邻国的接触和相互依存而取得渐进式进展才是前进的唯一途径。过去多年，印度的战略认知是将印度与美国的有限合作视为在印度洋实现长期目标的有用手段，但对于与美国过于密切的合作仍然显得犹豫不决。而且，有战略分析人士强调，印度的愿景是印度洋愿景而非印太愿景，印度海洋战略的重中之重在马六甲海峡以西。不外，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的安全战略认知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印人党的外交思维从“不结盟”转为“战略自主”，战略视野从印度洋转向印太地区，战略重心更加聚焦于海洋安全。无疑，这一改变与中国因素和美国因素密切相关。一方面，有印度分析人士认为，不仅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商业和投资活动对印度在印度洋的地缘政治长处造成打击，而且中国海军为了维护经济长处而在印度洋的战略存在使印度除了面对陆地威胁之外又将面对一个来自海洋维度的威胁，印度可能由此失去一个在陆海间进行平衡的“军事杠杆”，必要调整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以应对。另一方面，自美国以“印太战略”拉拢印度以来，印度战略界的认知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美印关系正以议题结盟朝向战略结盟方向发展。有学者认为，由于印度的战略目标是主导印度洋，因而会对进入印度洋的其他国家保持一种最低程度的防范。基于威胁认知，印度会选择防范；基于收益预期，印度会选择合作。这两种反应的不同程度构成了印度具体的战略行为。从这个角度看，随着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竞争的日益加剧以及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不绝提升，印度选择“多边接触”战略是解决印太地区新出现的安全问题的一种务实和谨慎的手段。 第四，有效威慑论。关于印度对华政策为什么走向联合美国制衡中国，一个具有普遍共识的缘由是印度抱有对国际情况于己有利的战略优势认知，从而可以接纳有效威慑的方式以减小安全担心并增加战略自大。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洋将成为中印两个亚洲新兴大国竞争舞台的预设，增加了印度的安全担心，因而选择在军事上靠近美国以得到有效的、可置信的威慑而增加安全感。基于此，中巴全天候伙伴关系、中国对印度“包围战略”以及中国不绝上升的国防力量，都成为塑造印度安全担心的因素。未来印度与中国和巴基斯坦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仅仅是推测，印度有可能与两个国家发生冲突。苏杰生在《印度之路：不确定世界中的战略选择》一书中的观点也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在迅速演变的国际格局中，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正在崛起。印度的外交政策不仅应该结合历史履历和教训并根据局势的变化做出灵活调整，也应该利用竞争从各种关系之中得到更多长处，包括为了自身的长处而绝不犹豫地调整立场，以及在印度洋保持更增强势的姿态，毕竟印度的核心长处在印度洋。对于印度而言，正确处理印太问题为的是更加有效地实验印度洋战略。基于这样的判断，有印度战略决策者认为，印度海军的一项主要任务是通过有效威慑来制止战役，有能力保持海上力量来应对任何来自海上的挑战，并制止有敌对目的的域外力量进入印度洋。在战略威慑问题上，印度的海洋战略可能更具目的性，中印关系的棘手本质上要求印度海军必要在战略威慑方面接纳适当立场，即使它必要平衡印度的安全关切和中国在印度洋的经济长处。为了实现控制印度洋的目标，印度不仅建构可置信的威胁来制止中国对印度洋事件的介入，而且印度还通过增强与美国之间的联合军演来强化“威慑”并增强“战略自大”。 无论如何，当前学术界对于莫迪政府印度洋战略调整已形成一定的共识，并对其战略调整的缘由和动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主要观点集中于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影响力上升引发印度的安全担心以及印度利用当前于己有利的国际情况与中国竞争影响力并举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但依然存在分析上的不足和逻辑上的疏漏。一方面，印度并非一直以来都对中国进入印度洋持排挤心态。中国在印度洋拥有合法的长处和公道的诉求，且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在印度洋仅是“有限存在”；另一方面，“于己有利”的国际情况作为一种“外部打击”或“干扰变量”处于变化之中，“于己有利”既是主动塑造的必然结果，更是“外部打击”之下潜在机遇的应然结果。显然这一体系层次的单一因素不足以解释印度调整印度洋战略这一“逆向选择”背后的思维逻辑。要回答这一问题，还必要在战略逻辑上因应两个问题：一是追求印度洋控制权的印度不仅不愿与中国在印度洋合作甚至排挤中国，反而选择与对印度洋拥有现实控制权的美国合作，这一“逆向选择”的思维逻辑究竟是什么？二是印度通过制止中国进入印度洋而实现其“印度之洋”目标的战略限度有哪些？毕竟，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能让我们理解印度的行为逻辑及其范围性，并有助于研判当前印度联合美国在印度洋制衡中国的战略调整方向是否具有不可逆转性。 三、莫迪政府印度洋战略调整的双重逻辑 印度在印度洋拥有背靠大陆三面环海的地理情况，是印度增强对南亚次大陆控制权和追求印度洋海权的一个主要动因。历史地看，虽然地缘优势突出，但印度与生俱来的地理上的不安全感以及对印度洋成为“印度之洋”的执着与追求，使得其对任何域外大国在印度洋的活动都充满警惕，“排他性”特征明显，虽然印度至今也并不拥有对印度洋的控制权。为什么莫迪执政以来印度追求使印度洋成为“印度之洋”的“排他性”目标只针对虽具有一定经济影响力但并无军事存在的中国而非对印度洋拥有控制权的美国？换句话说，莫迪政府的印度洋战略为什么选择转向以开放性和包容性姿态担当美国对印度洋控制权，排他性思维似乎只针对中国，不仅想方设法制止中国介入印度洋事件，而且联合美国对冲甚至削弱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本文将从客观因素的构成和主观因素的形塑两个维度并结合国体系统这一干预变量，解释莫迪政府印度洋战略“逆向选择”背后的双重思维逻辑，以期为学界理解莫迪政府对外战略选择和对华政策走向提供一个较为客观与全面的分析视角。 从历史的长周期看，一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不仅会受到体系因素的影响，往往也受到竞争对手实力变化的影响，更与自身力量布局的变化密切相关。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尽管国家的权力以及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决定性地影响着一国的战略选择，但认知、价值观等国内因素同样影响对外政策。显然，印度的印度洋战略调整的内在逻辑必要从国际体系和印度国内寻找因果关系，虽然不确定性下国际体系的变化与对华威胁认知是最重要的变量，但无论是体系因素照旧单元因素，都是主观和客观因素互动与形塑的结果。换句话说，无论是客观因素催生的战略自大，照旧主观因素造成的安全困境，主客观因素共同塑造了印度的海洋战略偏好以及莫迪政府印度洋战略调整的“逆向选择”特征，进而影响着大国在印度洋权力博弈的进程与结果。事实上，不仅安全困境是由物质要素所塑造的“客观因素”以及心理或认知所建构的“主观因素”共同构成，一国对外战略选择也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主客观因素不仅内嵌于单元层次之中，也受到国际体系这一干预变量的影响（见图1）。 一方面，包括身份认同、威胁认知、海权关切等国家长处目标等在内的主观因素对体系压力起到了强化或克制作用；另一方面，包括地理、历史、实力等客观因素的变化又对印度的战略偏好起着调节作用。有印度学者认为，从尼赫鲁时期的理想主义转变为莫迪时期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印度的外交政策正变得更加实用主义，而且印度洋正在进行的大国博弈似乎也必要印度联合美国以制衡中国影响力的上升。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强权即公理”的命题，虽然强调了国与国之间也必要合作，但本质上照旧竞争。任何国家都以追求国家长处为核心，在国家核心长处面前，没有哪个国家会给道德以生存空间。国家长处是物质性要素，但包括一国外洋长处在内的海洋战略目标同样属于国家长处的界定范围，该目标的界定则更多地受主观因素的影响。 （一） 物质性要素 虽然影响印度的印度洋战略选择的客观性因素很多，但以下三大物质性要素通过影响行为体战略预期进而对莫迪政府印度洋战略的“逆向选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是地理因素。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在论述国家权力的要素中认为，一国权力所依赖的最稳定的因素显然是地理。与此同时，地理位置在马汉的海权六要素中也处于首位。一个国家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仅有助于集中军事力量，而且基于地理优势的战略价值另有助于得到相对于潜在对手敌对军事行动的战略优势。印度不仅与各个南亚小国或通过陆地相邻或通过海洋比邻，处于南亚次大陆的中心，而且处于环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两翼之下，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众多岛屿以及广袤的专属经济区，这些“地理因素”决定了印度对南亚次大陆的“门罗主义”思维以及对印度洋海权的执着追求。虽然这些要素可能更多强调的是天然的地理条件或属于天然地理学的范畴，不外在天然地理学基础上所催生的政治地理学才是理解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所说的“历史的地理枢纽”思想的关键。从政治地理学角度，印度是印度洋的地缘战略中心以及南亚的关键要塞，印度在南亚地区政治与经济的统治地位以及其位于波斯湾和亚太区域之间的地理位置表明，印度洋对于印度海上安全与经济繁荣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二是历史因素。历史地看，达·伽马在1498年环绕南非航海被看作印度洋古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早在公元13世纪，印度南部的注辇王国死亡，印度的海权就迅速衰退了，但印度的殖民地仍然继续控制着印度洋一直到15世纪为止。可以说，在1498年葡萄牙人到达之前，印度洋是一个真正的海上真空地带。葡萄牙人在统治印度洋一百多年后又被荷兰人赶走，之后荷兰的权力受到英国和法国的挑战，最终在1815年英国人成了印度洋事实上的主人。印度洋俨然成为“英国的内湖”。英国对印度洋的统治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150多年，即相当于从前葡萄牙的统治那样长。印度海权思想的奠基人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关于制海权对印度命运与前途影响的观点，对印度历届政府的印度洋战略思维影响深远，“除非印度决心站起来负担起印度洋宁静安全的担子，否则印度的前途就只有俯首听命于任何夺得印度洋海上霸权的国家，因为今后我们是不可能再让英国或其他任何国家来替我们保卫印度洋了。”传统意义上，印度对印度洋的战略认知与定位不仅深受印度海权理论家潘尼迦的影响，亦传承了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等政治家的海洋战略思维并承接了英国殖民时期的战略遗产，使得一直以来印度对印度洋的排他性特征明显，对印度洋权力和长处的追求展现出战略进取性姿态，但受自身实力限定而处于较为谨慎的战略守势状态。 三是实力变化。虽然印度的印度洋战略由警惕和排挤域外大国在印度洋的活动，转变为与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法国等域外大国开展安全对话与军事合作，这种改变可能是印度不得不承认其追求主导印度洋的能力有限。但近年来，印度无论是绝对实力照旧相对实力都处于上升之中。首先，印度是印度洋地区最具经济实力的国家。一个基本事实是，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印度的生齿规模、国土面积和GDP分别占南亚国家的75％、63％和80％，是名副其实的“大象体量”国家。同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2012年印度GDP总量为1.83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11位；2022年，印度GDP总量达3.39万亿美元，超过殖民时期其宗主国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其次，印度是印度洋地区国防投入最大且军事实力排名最前的国家。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宁静研究所（SIPRI）数据，2022年全球武器进口前五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沙特阿拉伯、卡塔尔、澳大利亚和中国。同时，根据2024年全球火力网（GFP）发布的《全球火力指数》（Power Index），印度军事实力的排名位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之后，排在第四位。再次，印度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虽然印度的崛起本身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无疑印度正在崛起，相对实力也处于上升之中。自2014年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多个年份的GDP增长率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与此同时，联合国的数据表现，2023年印度生齿14.32亿，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生齿大国。虽然难以预测其生齿红利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释放，但毕竟生齿多意味着消费潜力大，印度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也只是时间问题。 （二） 观念性要素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认为，观念被描述为一种先于分析的认知行为，是一种对因果关系的感知，它更像是一种直觉或者一种“本能的感觉”。观念是建构理论的基础，脱离了理论或观念的事实只是孤立的好奇心。在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中，除了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强调观念性因素的重要性，现实主义者和自由制度主义者也不否认观念与长处之间存在难以分割的关系。现实主义倾向于将国家看作是理性行为体，战略理性决定了行为体是否根据偏好以及对其他行为体的行动预期来选择行动门路。从博弈论角度理解国际政治，战略理性的假设是根本的，个体行为和团体结果可根据国家对其自身长处的战略追求来理解。事实上，理性仅是一种理想的假设，有限理性和非理性在国际政治中更是一种普遍存在。在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看来，将个人尤其是政府视为计算能力受到限定的行为主体的观点更加公道。同时，摩根索认为政治权力是支配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力量，政治权力经常依赖非物质因素比方首脑魅力和卓越声誉，尤其是以威望政策追求权力时，重点是使别国对自己国家现实拥有的权力，或它自认为拥有的权力，或使别国相信它拥有的权力产生深刻的印象。在罗伯特·基欧汉看来，虽然共同长处往往与合作联系在一起，也与纷争纠缠在一起，但显然并不是只有长处对合作起作用，行为者认知和接触信息的能力也会对团体行动与战略估测产生影响，甚至会对它们认识相互之间存在的共同长处产生阻滞。 在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看来，当面对为共同长处而开展合作的机会时，感到不安全的国家必须询问将如何对收益进行分配。只要一方更担心对方会利用其增加的能力，那么即便双方都拥有能得到丰厚的绝对收益的预期，这一前景也不能促成合作。阻碍合作的可能并不在于任何一方的特性以及即时的意图，正是不安全的状态或者说对对方未来意图和行动所怀有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双方的合作。在现实中，虽然中国在印度洋的经济影响力呈上升趋势，但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存在有限，更未实质性威胁到印度的安全长处，且印度洋作为中国的次要战略区，即便从长期来看中国向印度洋地区的军事投射能力也有限。为什么印度会如此敏感和抵触呢？这显然与观念性因素密切相关。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个人特质、偏见、主观偏好以及人类所固有的管理和意志上的弱点，所有这些偶然因素，都必然使外交政策偏离他们的理性轨道。因此，人的思想和心理这样的观念性因素不仅影响一国的行为预期，更对战略互动中的决策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从身份认知、威胁认知、海权关切视角，分析观念性因素对印度的印度洋战略调整产生的影响。 一是身份认同。当今世界，新思潮、新现象和新问题等新兴政治现象层出不穷，这些新动向对当代政治的影响是多维度、深层次甚至是颠覆性的，其中最为突出的影响就是身份政治的崛起。可以说，身份政治涵盖了当今世界大部分的政治斗争，大概正是身份政治的崛起，使得政治激情被各种身份意识所点燃，政治精英不仅渴望身份得到认同，也通过煽动仇恨来实现权力的野心。一方面，印度自独立以来一直渴求大国身份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早在1997年出书的《大棋局》一书中就讲到，“印度正处在把自己确定为一个大国的过程之中，并把自己视为一个潜在的重要全球性角色。印度还自认为是中国的竞争对手，虽然这种看法高估了自身的长远能力。”而且，印度拥有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认同”。印度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美之间的政治认同无论对印度外交政策照旧普通民众的“亲美情节”都有着积极影响。有观点认为，印度海洋安全战略变化的一个重要现实因素是表里形势的变化诱发印度国家战略认知的变化，进而导致身份建构变化下海洋安全战略的调整，体现出其海洋安全战略的“主权思维”和“底线思维”。另一方面，与民族、宗教、种族、族群等息息相关的身份认同问题，也是困扰印度民主政治困境与危机的痼疾。正如每一个人的身份认同都必要得到他者的承认，而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身份认同是解决差异政治带来的政治风险的有效途径。莫迪执政以来，努力塑造“印度教国家身份”的语境，并基于这一特定身份着力以印度教民族主义世俗国家的政治话语建构以印度教为信念的国家身份的政治认同。这一身份政治建构进一步助推主流的印度教徒群体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其他群体的边缘化，为极端政治或政治极化埋下了隐患，也使政治极化逐渐成为印度社会政治实践中的新常态，并也通过建构对“他者”的认知而影响着对外政策的选择。 二是威胁认知。在不确定的国际情况下，决策者的认知范围以及信息不对称极易导致错误知觉的发生，且政治家有时看到的往往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东西。大多数的错误知觉是夸大对方的敌意，将对方国家视为具有威胁性的对手，但却可能没有精确估计各种错误知觉的代价。莫迪政府的印度洋战略从普遍“排他性”转向“选择性排挤”中国在印度洋存在，从“自助”到“他助”的印度洋战略调整，本身也从一个侧面映射出印度对中国的认知与定位正从“竞争者”和“对手”转向“挑战者”甚至“威胁者”。当前，中印共同崛起带来的双方对相互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认知不对等以及印度片面敌意身份的架构所形成的安全困境，塑造着印度对华战略逻辑以及对华政策中的“有限合作”与“摇摆特征”。事实上，只要印度一直秉持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对自己的威胁而非两国的合作机遇，则安全担心只会加剧。目前的情形是，似乎中国越发展，对印度的威胁就越大。由于互信缺失，即便知道相互合作才是博弈的最优解，可以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也难以推进合作。最大的问题是，如果印度由于过度担心而进一步构建所谓的“中国威胁”，而中国又难以解决印度的安全关切，中印之间无论在边境问题照旧海洋领域的摩擦都可能更加频繁。 三是海权关切。印度自独立以来就一直器重印度洋的海权，对于使印度洋成为“印度之洋”的“排他性”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通太过析印度海洋战略的历史演变脉络不难发现，“以海制陆”的海权思想贯穿其中。虽然印度在印度洋并没有绝对优势的海军力量，但环孟加拉湾被印度海军视为“以海制陆”战略的“前沿存在”，印度正努力通过“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升级建立而形成有效的威慑力量。根据威慑理论，国家为了避免陷入灾难性境地，必须展现出进行战役的能力和意愿，有时候甚至会接纳极端行为，因为温和与妥协容易被视为是虚弱表现。而且，印度在追求海权的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愿望思维。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重要的不是愿望是直接影响知觉照旧通过其他干预变量发挥作用，愿望思维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而愿望思维影响对危险的知觉，且愿望思维充斥政治决策过程。随着印美在印度洋防务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印度在国防领域对美国依赖程度的逐渐上升，印度对美国在印度洋活动的排他性努力走向失败，转而应对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在印度看来，一方面，美印深化防务合作能有效缓解印度的战略担心并减少不安全感，这导致印度陷入思维误区，忽视了美印合作只是特定情境下共同长处诉求支撑的结果；另一方面，印度洋控制权虽然掌握在美国手中，但美国未来在印度洋海军部署的规模与存在具有不确定性，而可以确定的是作为邻国的中国，其海军实力将不绝提升。如此，在美国相对实力下降且对印度洋控制权可能不绝弱化的情况下，印度存在主导印度洋的愿望思维，使得其排他性努力只针对中国。对于美国而言，虽然不会允许除自己以外的任何大国包括印度主导印度洋，但美国的“权宜之计”是将印度推到“台前”制衡中国，而印度也并非全然不知，毕竟其虽故意图但并无实力图取印度洋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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