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国防部长的下台与特朗普的上台，一个可怕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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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1月5日，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开除了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并任命亲密盟友、原外交部长伊斯拉埃尔·卡茨接替加兰特成为新的国防部长。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的声明表现，其已无法信任加兰特能够管理以色列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称，“在战役中，总理和国防部长之间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需要充分的信任。不幸的是，尽管在战役的头几个月里，我们双方具有充分的信任，且工作卓有成效，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和国防部长之间的这种信任却破裂了。”

▲ 2023年3月，以色列民众上街游行抗议国防部长加兰特被开除

加兰特与内塔尼亚胡的矛盾是长期累积、内外事件交杂的，并非仅与加沙战役相关。2023年1月，以色列启动司法改革，旨在遏制司法机构对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影响。一方面，作为政府，内塔尼亚胡对改革大力支持，以为司法机构对公共政策控制过多。但另一方面，这引起以色列国防军的强烈不满。由于国际社会本就对以色列司法独立性缺乏信任，国防军担心他们可能会因服役期间被命令强制执行的行动而面临国际法庭的起诉。对此，3月25日，加兰特很快加入了敦促暂停司法改革立法程序的人士行列，并在电视讲话中警告称：“我们社会日益扩大的裂痕正在渗透到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加兰特的公开表态被视为是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内部出现异议的第一个重要迹象。在随后一天（3月26日），加兰特就遭遇了内塔尼亚胡的第一次开除。

▲ 以色列民众上街抗议司法改革

而在此次，也就是第二次开除中，内塔尼亚胡表现，他“多次实验”弥合与加兰特之间的分歧，但分歧“不断扩大”。加兰特本人在出头回应时对此进行了详述，称遭遇开除是由于“三个问题上的分歧”——第一，国内征兵问题；第二，成立针对10月7日事件的调查委员会；第三，加沙停火和人质生意业务。起首，在征兵问题上，内塔尼亚胡接纳执行极端正统犹太人兵——哈雷迪犹太人役豁免政策（注：哈雷迪犹太人被视为极端正统犹太人，他们通过以色列开国总理戴维·本·古里安组织的一项名为“Torato Umanuto”的特别安排，享受了以色列国防军的全面豁免）；而加兰特对此并不支持，以为这一政策是“严峻的道德失败”。这项于1948年以色列开国后接纳的征兵政策在国内社会引起了巨大争议，以色列民众对哈雷迪群体没有“分担”国家义务的不满情绪日渐高涨。

但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则面临来自内阁极右翼成员和极端正统派政党的压力，因为他的执政联盟依赖于两个极端正统派政党（即联合托拉犹太教，沙斯党）的支持，这两个政党都坚持要求政府立法，保留极端正统犹太人免服兵役的特权，但内塔尼亚胡不停都难以争取到支持此项立法的多数。另一方面，加兰特则清楚常备军和预备役部队正蒙受着巨大压力，以色列国防军需要尽可能多的新兵，因而他带头站在了该项立法的反对方。这无疑是对总理权威的挑衅，而内塔尼亚胡也以为，加兰特的离开能够让他背后的极端正统派和极右翼盟友得到安抚。

在此基础上，加沙问题进一步扯破两人持续加剧的政治分歧与私人仇恨。在巴以冲突发作近一年后，本年7月11日，加兰特向内塔尼亚胡发出挑衅，呼吁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对哈马斯10月7日领导的袭击开展调查。加兰特称，委员会需要调查袭击事件中以色列的情报和行动失误、随后的战役管理以及哈马斯策划袭击的进展情况。尽管有部分官员响应加兰特的号召，包括以色列司法部长米亚拉也恳求总理同意成立调查委员会，指出调查委员会是对以色列在国际法院面临的种族灭绝指控的“最佳辩护”，但内塔尼亚胡仍坚持以为，在加沙战役持续期间，无法进行调查以确定政府的责任。

▲ 加兰特（左）与内塔尼亚胡（右）

加沙停火与人质生意业务协议是两人发作矛盾的另一重要诱因。随着战役拖延并蔓延到黎巴嫩，关键的政策分歧逐渐显露。本年8月，内塔尼亚胡坚称要在战役中取得“绝对的全面胜利”，他表现“以色列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取得全面胜利，这意味着消灭哈马斯的军事和统治能力，并释放我们的人质。”但另一方面，加兰特否认了内塔尼亚胡“全面胜利论”的合理性，重申纵然以从加沙地带撤出所有以色列军队为代价也将支持人质协议，并声称以色列的心神不定是导致协议延迟的一个因素。在内塔尼亚胡看来，加兰特已经成为了一个“反以色列”的人。

8月29日，以色列安全内阁举行了关于释放人质和加沙停火协议的会议，而此次会议再次招致了内塔尼亚胡与加兰特之间的冲突。冲突的核心是以色列军队是否应该离开费城走廊(注：费城走廊是加沙和埃及边境一条14公里长的走廊，目前由以色列国防军控制）。一方面，内塔尼亚胡要求以色列国防军在人质和停火协议执行期间继续全面部署费城走廊；但另一方面，加兰特以为，由于哈马斯要求以色列军队必须撤出边境地区，内塔尼亚胡的行为会导致哈马斯拒绝达成协议，从而进一步导致以色列国防军陷入困境，并加剧整个中东的紧张局面。

▲ 美国拜登政府积极促成以色列政府与哈马斯组织达成停火协议

很显着，内塔尼亚胡与加兰特之间的冲突，是强硬派与偏温和派之间的比力。值得一提的是，在巴以冲突发作早期，加兰特本身也属于强硬派人士。2023年10月9日，加兰特下令对加沙地带实验“全面围困”以配互助战。短短十日后，加兰特在议会委员会上详述了以色列将分三个阶段对加沙接纳军事行动，包括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基础办法、摧毁反抗力量等，旨在为以色列公民建立新的安全实际。此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进行了无情的轰炸，造成4000多人死亡，对加沙地区造成毁灭性打击。

但在2024年1月4日，加兰特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这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国际舆论与美国盟友带来的双重压力。加兰特提出了关于在战役结束后如何处理加沙地带的“四管齐下”筹划，其中以色列国防军保留完全的军事控制权，但不派驻民事人员，当地巴勒斯坦当局在民政事件中发挥核心作用。筹划中特别提到：由美国牵头、与欧洲和温和阿拉伯国家互助的多国特遣部队将负责管理加沙地带的民政和经济复兴。5月，加兰特在讲话中警告说，他不会同意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验民事或军事统治，并表现内塔尼亚胡必须放弃这个想法——显然，这是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直接挑衅的标志，引发了联盟成员的愤怒与反对。

▲ 被轰炸过的加沙

在经过近一年的军事行动后，本年9月，加兰特表现，哈马斯不再是加沙地带的一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并称这是“达成停火协议的战略时机”。在加兰特看来，哈马斯已经不足畏惧，早日停火换回人质、解决加沙冲突以求将更多精力集中到北部对付真主党和伊朗才是重中之重。而内塔尼亚胡则以为“宜将剩勇追穷寇”，以色列有必要趁现阶段国防军在加沙地带占有优势，将剩下的敌对力量一扫而空。可以看出，随着战事的变革，加兰特的态度正在逐渐软化，但内塔尼亚胡政府似乎并不容许温和势头的出现。

加兰特的去职，让一些外部媒体不免接洽起俄罗斯前任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本年5月12日，克里姆林宫公布，俄罗斯总统普京解除绍伊古的国防部长职务，其随后转任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由于国防部长的职位意义对处于冲突状态的国家而言不问可知，绍伊古在俄乌冲突持续背景下的卸任也一度引起阵阵猜疑。

事实上，绍伊古作为（时任）国防部长的职位变更与加兰特情况并不一样。对俄罗斯来说，除了改组国防部的需要（注：此前，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铁木尔·伊万诺夫因涉嫌受贿被开除），接替绍伊古的现任国防部长为原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原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安德烈·别洛乌索夫。随着俄乌冲突的进展，对具有经济领域工作背景的别洛乌索夫的任命反映了克里姆林宫优先事项的变革，俄政府正致力于将经济与军事更精密地联合。

▲ 俄前国防部长绍伊古（左）与普京（右）

加兰特的情况则不能等量齐观，这可以从接替他的卡茨的职位变更看出。新任国防部长卡茨与内塔尼亚胡的强硬政策保持高度一致。更何况，卡茨从外交部长调任国防部长的变更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或意味着加沙冲突很可能不会以外交途径解决，而是如内塔尼亚胡期望的那样，在加沙地区取得“全面胜利”，即通过军事力量彻底摧毁哈马斯。换句话说，加兰特的离任意味着以色列未来的军事行动和外交决策将更加强硬、激进。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即将重新掌权白宫的前景对加沙地带来说恐将更具威胁性。回顾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他促进了《亚伯拉罕协议》的签署，使以色列与四个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但却将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前景搁置一旁；于2017年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推翻了美国数十年的审慎政策和国际共识，并将美国大使馆迁至该地；甚至承认以色列对长期存在争议的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注：吞并戈兰高地从未得到联合国的承认），成为天下上第一个作出这一表态的国家。

▲ 11月6日，特拉维夫的一块广告牌上，向唐纳德·特朗普表现祝贺

此外，在2018 年，特朗普政府堵截了对向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救济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与工程处的所有美国方面的资助。而恰恰在加兰特下台的前一周，10月28日，以色列议会投票通过两项法案，禁止该机构在以色列控制区开展活动，并禁止其与以当局进行接触。历史与当下的“不谋而合”，预示着加沙地带人性主义危机极有可能更加沉重。

作者简介:

曾玉婷，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生，研习爱好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美关系，比较政治、选举政治；王加特，民智国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伦敦国王学院硕士，研习爱好为政治传播、战略叙事及话语分析。

编务：曾玉婷

责编：王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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