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高调坐镇“最大规模空袭”，却意外暴露一个认知误区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崛起

及其治理困境

中东变局以来，由于外部干预、政权更迭和武装冲突，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教派、族群或部落关系复杂的阿拉伯国家均出现了突出的安全问题，提升安全治理成为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然而，上述国家中央政府的安全供给本领显着不足，非政府武装力量的影响力较大，导致安全治理中复杂而特别的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现象，终极粉碎了国内正常安全秩序的顺利形成。

3月16日，白宫公布特朗普远程观看美军办法的照片。他神情严肃，身穿一件印着“特朗普”商标的白色高尔夫球运动衫，头戴印有“让美国再次巨大”字样的红色标志性棒球帽。他声称，此次办法意在“保卫美国航运资产并遏制可怕威胁”。

在当前中东脆弱国家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的问题上，也门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也门多重武装力量是对存在于该国境内不同政治集团拥有的各种武装构造的统称。在也门，武装力量数量繁多、种类多样、构成复杂，除了政府统辖的国家武装力量之外，还存在各种非政府武装力量、反政府武装力量、极端主义武装力量、外国武装力量等。

前总统萨利赫下台后，也门政治转型陷入僵局，出现了亲胡塞力量与反胡塞集团的军事对垒，内战逐步扩大。随着中央政府进一步丧失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也门安全形势急剧恶化，武装冲突异常激烈，极端主义权势乘势坐大，人性主义危机此起彼伏。本文尝试系统梳理当前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特征及类型，分析其崛起的原因及影响，探讨治理多重武装力量的困境及出路。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特征及类型

中东变局以来，也门安全形势不断恶化，国家武装力量提供安全保障的本领有限，其他武装力量乘机弥补“安全真空”，也门呈现出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的复杂态势。

(一)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汗青惯性和独特性

纵观汗青，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并非新近现象。1962年，也门的“军官革命”推翻穆塔瓦基利亚王朝，建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以下简称“北也门”）。然而，北也门很快陷入共和派与君主派之间的内战。1962年至1967年间，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包括也门国家武装、君主派武装力量（以西北高地部落武装为主）和埃及部队。1967年后，埃及部队撤离也门，君主派武装力量因沙特支持的终止而解散。然而，部落武装力量在内战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加强。三届也门政府（1967年～1978年）囿于部落压力和沙特的阻挠，无力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这一时期，也门多重武装力量主要包括国家武装和部落武装。

萨利赫统治期间（1978年～2011年），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问题依然突出。一方面，除国家武装外，部落武装权势仍旧强盛。1978年萨利赫上台后，为获得部落力量的支持，政府赋予一些部落联盟在安全、司法和经济领域广泛的自主权。具体到安全领域，即政府允许部落武装的存在。另一方面，萨利赫组建了许多平行性的安全部门，包括共和国卫队、也门特种办法部队、中央安全构造和国家安全局等，这些部门均由萨利赫家族的成员掌管，是忠诚于萨利赫的武装力量。别的，一些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威胁开始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极端主义武装开始在也门运动。2004年至2010年间，胡塞武装崛起，先后与中央政府爆发了六轮武装冲突，即萨达战争。

由上可见，也门国内多重武装力量现象具有汗青惯性，国家武装与部落武装长期并存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同时武装力量的发展也呈现动态特征，在不同时期的构成存在差异。自2011年也门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以来，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势巨子和治理本领进一步下降，萨利赫统治时期存在的多重武装力量——胡塞武装、萨利赫家族控制的武装、部落武装、极端主义武装成为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紧张组成部门。同时，也门多重武装力量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第一，武装力量异常活跃，影响遍及全国。

萨利赫统治时期，也门武装力量固然不时参与冲突，但冲突整体上规模较小，持续时间也较短。例如，1994年也门内战的交战区域集中在该国中部和南部，且战争持续时间较短。胡塞武装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萨达战争固然持续了六年 (2004年至2010年) ，但交战区域主要在西北高地进行。然而，武装力量在当前也门冲突中表现得极其活跃，也门战争也因此具有内战、代理人战争、反恐战争和教派战争等多重色彩。别的，最近两年冲突涉及的范围十分宽广，除马赫拉省根本未受战火波及外，全国其他省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粉碎。

第二，武装力量与政府联系减弱。

汗青上，也门不少武装力量的产生和存在与政府的支持和默许态度密不可分。例如，萨利赫时期的平行性安全部门是政府为防止常规军发动政变、维持政权生存而建立的。别的，哈希德部落联盟的武装力量存在也得到了政府首肯。然而2011年之后，固然也门部门武装力量仍与政府密不可分，但是大多数武装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并不依靠于政府支持。这意味着，政府对于多重武装力量的掌控和应对难度进一步增大。

第三，武装力量类型复杂多样。

长期以来，也门武装力量的类型相对简单，主要包括国家武装、平行性安全部门、部落武装和反政府武装。然而2011年以来，武装力量的种类日趋多元，这些武装力量按照意识形态可划分为以胡塞武装为代表的宗教性武装力量和以“南方过渡委员会”为代表的世俗性武装力量；按照国别属性可划分为沙特和阿联酋支持的外国武装力量和以哈迪政府军代表的也门本土武装力量；按与政府的关系可划分为亲政府武装、反政府武装和摇摆性武装三类。

(二) 也门武装力量的类型

武装力量与政府的关系往往是考察内战中武装力量问题的起点。下文将分别考察也门亲政府武装力量、反政府武装力量和摇摆性武装力量等三种武装力量类型。

第一，亲哈迪政府的武装力量，其主要包括四类：一是也门安全部门，其中最紧张的是政府军。2016年初，也门政府声称政府军有45万人，但根据权势巨子人士判定，政府军规模或仅有6万～7.5万人。当前，沙特和阿联酋主导的联军负责训练和武装哈迪政府军。部队名义上归哈迪政府管辖，但由于也门长期存在的“部落型部队”传统，部队具有显着的碎片化特征，不同的军团往往更加忠诚于军团指挥官和部落精英，对国家的忠诚度相对有限。二是政府新建或整编的平行性安全部门。哈迪继承了也门政府组建平行性安全部门的传统，他在2012年组建总统保卫部队，该部队由其子纳赛尔领导。别的，也门政府将一些非政府武装力量整编进平行性安全部门。例如，在战况激烈的塔伊兹市，哈迪将一些反胡塞武装的非政府武装整编为总统保卫部队第五营。三是阿里·穆赫辛将军（Ali Mohsen al-Qadhi al-Ahmar）领导的武装力量。穆赫辛将军是也门的紧张军事和政治精英，他与也门最为显赫的艾哈迈尔家族、具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伊斯兰改革集团(即“伊斯兰改革党”)以及哈希德部落联盟联系精密，且与“基地”构造有长期来往。萨利赫政权倒台后，阿里·穆赫辛领导的也门第一装甲师彻底转变为一支忠诚于他本人的武装，沙特成为该武装最大的金主。四是沙特领导的国际联军。2015年，为应对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强势崛起造成的威胁，沙特纠集埃及、摩洛哥、约旦、苏丹、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巴林等国对也门实验军事干预，其办法主要集中在空中打击和海路封锁。在地面战场上，外国部队主要是阿联酋的陆军以及受沙特资助的塞内加尔、苏丹、哥伦比亚等国的雇佣军。

第二，反对哈迪政府的武装力量，其主要包括两类：一是胡塞武装。20世纪70年代，萨达省的栽德派宗教人士巴德尔丁·胡塞（Badr al-Din al-Houthi）发起栽德派复兴运动，2004年更名为“胡塞人”，即人们熟知的胡塞运动。目前，胡塞运动的领导机构是长老委员会，其军事力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胡塞武装。胡塞武装的规模约2万～3万人，成员主要是萨达省的部落民兵，该武装在战争中通过赋权地方指挥官而变得十分强盛，重型武器主要来自击败政府军所获得的战利品。二是极端主义武装力量。在也门，极端构造主要是“阿拉伯半岛基地构造”和“伊斯兰国”构造的也门分支。前者是也门影响力最大的极端主义武装，其目标是在阿拉伯半岛建立“哈里发国”和执行伊斯兰教法，运动区域主要在贝达省、埃布省、阿比扬省和哈德拉毛省，并在塔伊兹、亚丁和夏卜瓦有零星运动，该构造的头目是雷米(Qasim al-Raymi)，构造规模约4000人。“伊斯兰国”构造也门分支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其领导层包括阿代尼（Nashwan al-Adeni）等人，该构造主要在亚丁、哈德拉毛、萨那、塔伊兹、夏卜瓦和贝达等逊尼派占人口多数的地域运动，袭击本领较“阿拉伯半岛基地构造”更加残暴。

第三，摇摆性的武装力量，由于该武装力量对待政府的态度相对复杂，很难用亲政府或反政府的简单二分法来界定其性子，其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人民委员会（Popular Committees）。在也门，组建人民委员会并不是新的现象。人民委员会主要是部落力量为保护社群利益免受外部威胁而组建的，其职责包括保护当地的基础设施、维持公共秩序、负责检查站安检等。由于人民委员会并不是一个构造，而是对多数部落民兵构造的概称，因此必要对其性子进行具体分析。与哈迪政府关系良好的人民委员会，其成员每月能从政府领取工资，成员规模约有1.5万人。然而，他们并不完全遵循政府命令，而是具有高度的独立性，甚至从事绑架、勒索、抢劫等非法运动。2014年9月，胡塞武装组建了亲己的人民委员会。二是萨利赫家族控制的武装力量。在长达30余年的统治中，前总统萨利赫组建了庞大的庇护网络，确保他与许多精英保持密切联系。固然萨利赫于2011年被迫下台，但是他仍能利用积攒的600亿美元的资金，庇护忠诚于他的武装和其他力量。萨利赫家族控制的最紧张武装是前政权的平行性安全部门，尤其是由他的儿子和侄子掌管的共和国卫队和中央安全构造等，这些力量中的大多数人在萨利赫下台后仍忠诚于萨利赫家族，人数在3万左右。2014年，萨利赫集团与胡塞武装结盟，反对哈迪政府。2017年底，萨利赫由于与沙特密切而被胡塞武装杀害。之后，萨利赫家族转而与哈迪政府一道反对胡塞武装。三是南方过渡委员会。该构造成立于2017年5月，其前身是“南方运动”，领导人包括前亚丁省省长祖贝迪等人，成员主要是南方的一些军政精英及其追随者。他们的武装力量并不是特别强盛，主要依靠阿联酋的支持。该力量在对抗胡塞武装时与哈迪政府合作，但在也门南部影响力的争夺上与政府存在冲突。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的原因

当前也门的武装力量不仅数量众多、种类繁杂，而且办法活跃、作用显著。2017年也门民调中心就“谁能给你们提供当地的安全保障”这一问题开展全国性调研，仅有16%的受访者表示是部队等国家安全部门。显然，政府和非政府性的武装力量并存已经成为也门安全格局中的一个紧张现象。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崛起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层面的因素。

（一）国内层面：安全布局脆弱

中东变局发生后，整个中东地域多重武装力量的崛起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其特定的汗青和构造因素，其中的布局性原因至关紧张。在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的深层次原因是也门不稳定的安全布局，包括缺少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和包容性的社会布局，以及极度糟糕的经济状况。

第一，也门国家机构长期脆弱，这是多重武装力量崛起和安全布局碎片化的紧张原因。国家机构是不同社会力量谈判和讨价还价的制度平台，它往往反映社会力量互动的“游戏规则”，决定国家权力的分配和管理。在也门，缺乏效力的国家机构低落了社会力量合作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背叛国家的成本。

一方面，国家机构脆弱致使一些社会群体被边沿化，促使他们使用武力本领谋取社群利益。萨拉·菲利普斯（Sarah Phillips）曾指出，长期以来也门的国家资源极为稀缺，国家机构效力有限，政府运行的实质是庇护政治，即总统使用国家资源构建并维持庇护网络，以此换取地方精英对政府的承认。哪些力量能够被纳入庇护体系以及他们在庇护体系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他们与总统的关系。萨利赫下台后，在也门政治转型进程中，长期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胡塞运动和“南方运动”被进一步边沿化，促使他们愤而使用武力本领寻求社群利益。

另一方面，国家机构脆弱导致政府无力弹压武装力量的叛乱，无政府状态促使非政府武装力量弥补安全真空。埃及、突尼斯的国家本领相对强盛，两国固然受到中东变局冲击，但其国家机构得以维持，安全部门能够有用维持国家秩序。然而，也门脆弱的国家机构在胡塞武装的冲击下迅速崩塌，也门不再有“利维坦”保障国家安全和秩序，便陷入了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状态。为了应对这种极度不安全的形势，一些社群武装便被激活或者新建武装力量以确保自身安全。

第二，也门社会异质化程度高，且缺乏公民文化，这是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的社会原因。

一方面，也门存在多种布局性的社会矛盾，这为一些社群力量参与武装冲突提供了“燃点”。也门国内的主要矛盾包括南北矛盾、部落矛盾和教派矛盾等。汗青上，也门南北差异较大，固然1990年南北也门实现了统一，但是南也门民众普遍认为中央政府左袒北方，这也是“南方运动”寻求武装自治的紧张原因。也门国内存在约200个规模较大的部落，汗青上这些部落为了争夺资源和声誉经常发生冲突。胡塞武装与萨利赫政府之间的战争，就有巴基勒部落联盟和哈希德部落联盟冲突的影子。别的，也门存在显著的教派差异。从教派的人口分布来看，也门国内什叶派人口占比约35%，逊尼派人口占比约65%，20世纪70年代之后，栽德派和萨拉菲主义运动的矛盾不断加剧，教派矛盾推动了“阿拉伯半岛基地构造”在也门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门主流的政治文化仍然是部落和区域性的，而非公民和国家性的，这使得族群武装冲突极易被激活。在也门，农村人口高达70%，当地的也门人仍然高度器重自己的部落身份，愿意将自己的安全交托给部落。如一名塔伊兹地域的护士在采访中指出，“如果有家族，就不必要警察。我不想去警局，因为那里没有女性警官，并且警察将指责转向我，败坏我的声誉”。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意味着民众将其他民众视为群内成员，因而愿意使用和平本领解决冲突。由于缺乏公民文化和国家认同，也门民众的部落认同加剧了群体之间的分裂，而部落的尚武文化传统则进一步加剧了武装冲突。

第三，也门经济状况恶劣，获取经济利益成为精英和普通民众诉诸武力的紧张动机。

一方面，获取经济利益是一些社群领导组建武装力量的紧张考虑。胡塞武装一直抱怨政府对于他们的大本营——萨达省的资源分配过少。2014年胡塞武装发动叛乱的紧张原因正是为了谋取更多的物质利益。随着战争的爆发和连续，也门的武装力量领导往往受益于战争经济，他们得益于直接从事经营运动和间接受理经济运动（在控制区内“收税”）。通过建立武装获取经济收益，使他们愿意积极扩充武装，而不愿轻易解除武装力量。

另一方面，普通民众缺乏获取经济资源的机会，加入武装构造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长期以来，也门经济主要依靠农业，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经济最落后的国家之一。2010年，也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1180美元。由于缺乏工业部门吸取劳动力，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并随着武装冲突进一步恶化。据《也门观察者》的数据显示，也门失业率从2011年2月革命前的25%升至2013年的36%，2014年更是飙升到44%。也门国内大量青年人苦于无法找到符合的工作，转而加入武装构造谋求生存，这为武装力量提供了大量兵源。

(二）外部层面：代理人战争的推动

2014年以来，也门国内各种力量为了争夺权力、进行复仇和竞争资源而睁开激烈的武装冲突。其中，胡塞武装受到伊朗的支持，而沙特基于遏制胡塞武装和伊朗扩张的考量，不仅组建联军对也门进行直接军事干预，而且积极扶植代理人间接影响也门局势，这为也门的武装力量崛起和冲突持续注入了外部动力。

第一，沙伊两国为也门的代理人提供军事支持，是武装力量参战的紧张保障。沙特在也门投入的战略成本很高，积极为反胡塞力量提供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从2015年开始，沙特在其境内南部城镇沙鲁拉为亲哈迪的也门部落武装提供军事训练，包括轻武器使用和战术知识。别的，沙特持续为哈迪政府军等代理人提供武器装备支持，也门军方曾多次公开对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表示感谢。

伊朗支持胡塞武装，积极为其提供军事援助。2014年曾有一些胡塞武装成员在伊朗库姆附近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训练营接受训练。2011年以来，伊朗增加了对胡塞武装的武器援助，包括AK-47突击步枪和便携式火箭弹。许多军事专家认为，胡塞武装的导弹技术突飞猛进得益于伊朗提供的装备和技术。

第二，沙伊两国为也门的代理人提供资金和外交支持，是也门武装力量得以持续强大的紧张原因。沙特为建立反胡塞武装的力量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近年来，安全和军事开支一直是沙特政府的最大支出，安全预算占2017年沙特财政预算的32%。2015年沙特财政大臣曾表示，也门战争花费了沙特53亿美元。当前，也门战场每年耗费沙特约50亿至60亿美元。别的，沙特还通过外交和宣传加强自身干预也门以及对抗胡塞武装的正当性。

与此同时，伊朗也向胡塞武装提供资金和政治支持。据报道，伊朗每年向胡塞武装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援助。一些伊朗军政高官公开表达对胡塞武装的支持，并批评沙特领导的联军对也门进行军事干预。别的，伊朗还帮助胡塞武装在黎巴嫩真主党控制的地域开设了马西拉（Al Maseera）电视频道。

在也门战场上，美国的庇护国脚色常被忽略。事实上，美国在也门有两场代理人战争，一是支持沙特联军对抗胡塞武装，二是扶植阿联酋及其盟友在地面战场打击极端主义力量。美国对于沙特的军事支持，不仅是沙特进行空袭和扶植代理人的基础，而且是沙专长期不愿积极参与和平谈判的紧张原因。

总之，也门国家机构缺乏效力、社会缺乏凝结力和经济状况极端恶劣，脆弱的安全布局是也门武装力量崛起的根本原因，而外部力量的干预和代理人战争不仅为也门武装力量崛起提供了紧张支持，也为也门武装冲突的持续发酵注入了动力。

▍多重武装力量崛起对也门和中东局势的影响

有研究者认为，一些非政府武装力量为也门普通民众提供了相对有用的安全保障，使得民众的安全感整体较高。201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也门全国范围内，有近六成的民众感受到总是或大多数时候是安全的，而感觉总是或大多时候不安全的人仅占两成。但总的来看，多重武装力量崛起对也门和地域局势的影响是消极的。

第一，多重武装力量的存在损害也门的主权完整和统一。

当前，主权不可分割仍是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国际法准则。多重武装力量崛起对于也门主权的粉碎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也门出现多个权势巨子中心，其主权完整受到严重冲击。事实上，也门当前存在三个“政府”：一是受到沙特支持和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哈迪政府，该政府目前偏安于亚丁，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但对于也门局势的现实掌控本领十分有限。二是胡塞运动在萨那组建的“政府”，其鼎盛时期控制了全国近2/3的土地，目前主要控制着也门北部地域。在其控制区内，胡塞武装既管理经济运动，也提供公共服务，还保障安全秩序。三是“南方过渡委员会”在亚丁组建的“政府”，作为对抗北部的代表性力量，得到了不少南部民众的支持。除此之外，也门还存在为数不少的具有一定政治实力的非政府构造。

其次，外部力量基于权力政治、身份政治和地域野心，直接或间接军事干预也门事务，粉碎了也门的国家主权。一方面，沙特和阿联酋在也门境内支持多支非政府武装力量，这些力量并不都是支持哈迪政府的。别的，由于政府的脆弱性，即使外部力量做出有损也门主权的举动，政府也几乎无力反制。另一方面，也门进一步沦为多个外部力量的权势范围。传统上，也门是沙特的权势范围，沙特通过资助西北高地的部落及也门政府，获取了在也门的强盛影响力。随着阿联酋在也门支持大量武装力量，尤其是南部的权势，其在也门南部的影响力增强，未来将日益显著。伊朗通过支持胡塞运动，扩大了其在也门的影响力。显然，这进一步粉碎了也门的主权独立和完整。

末了，也门未来安全部门重建难度增加，这从根本上阻碍着也门的主权完整。一方面，也门民众对于国家武装的信心下降，不利于建立统一、透明、高效的安全部门。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及“是否应该只由国家来提供安全”时，也门民众对于国家垄断安全治理的支持率较2013年下降了约5%。这不仅表明政府建立权势巨子性的国家武装缺乏大众支持，而且意味着非政府武装力量仍有较大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如何安置非政府武装力量将是也门安全部门重建的难题。在战争竣事的第三世界国家，安全部门重建总是一个困难的议题。政策选择面对两难困境：如果直接复员这些武装力量，意味着社会中存在大量能瞬间转变为武装分子的人员，显然具有潜在风险；如果将他们编入国家安全部门，意味着安全预算将大幅增加，且很难包管这些人对国家忠诚，这对国家主权仍是潜在威胁。

第二，多重武装力量的崛起恶化了也门的安全局势。

目前，也门形成了四个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冲突区。在北部，亲哈迪政府的力量与胡塞武装鏖战，前者得到沙特联军的空中支援和装备补给。在南部，“南方过渡委员会”在阿联酋的支持下，既与政府一道反对胡塞武装的“入侵”，又与政府存在摩擦。东部的哈德拉毛省和马赫拉省是第三个冲突区域。哈德拉毛省自然资源丰富，并深受部落和宗教权势的影响，“阿拉伯半岛基地构造”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控制了该省泰半年。当前，哈德拉毛省地方武装力量负责穆卡拉港和岛屿的安全，而也门第一军区部属的武装力量负责北部哈德拉毛谷地的安全。马赫拉省是也门受战争冲击最小的地域，部落准自治构造负担安全治理职能。第四个冲突区域是也门暴力程度最高的塔伊兹和荷台达。当地多支地方民兵武装与不同的冲突方结盟，并参与战争。他们主要通过切断供应线、摧毁基础设施等本领争夺城市控制权。塔伊兹遭到数年的围城战，当地居民深受胡塞武装和极端主义力量封锁的影响，并深陷联军空袭的困扰。红海沿线的荷台达，在战争一开始就被胡塞武装霸占，深受沙特联军海路封锁的影响。当前，荷台达仍是反胡塞联军与胡塞武装争夺的核心。

多重武装力量崛起恶化了也门的人性主义状况。由于也门境内很多武装力量是非国家举动体，它们与国家的举动方式不同，这些力量不受政府责任的限定，国际社会的规范压力对它们影响有限，因此缺乏维护国家基础设施和保障公共安全的动力，也没有负担人性主义责任的意识。许多非政府武装力量将大量国际人性主义援助物资据为己有，只将很少一部门物品分发给普通民众。一些武装力量还阻碍国际人性主义援助办法，甚至扣押人性主义救济人员，以此阻止敌对方从中得到帮助。显然，这些举动严重违反了人性主义精力，进一步加剧了也门人性主义危机的恶化。

与此同时，多重武装力量崛起增加了也门问题的解决难度。一方面，不同武装力量具有相对复杂的利益诉求，这导致全面的政治安排较难实现。也门的冲突方较多，它们往往具有差异较大的政治目标。在拥有强盛武装的情形下，很多武装力量往往并不愿意牺牲自身利益来支持政治和解进程。另一方面，外国权势的卷入不仅使也门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而且影响了一些力量的谈判意愿。国外力量的介入，意味着它们势必要将自身利益反映在也门未来的政治安排中，这显然增加了也门和平谈判的难度。别的，国外力量持续为也门国内的武装力量提供经济、政治和军事支持，使得后者不愿积极参与和谈。例如，固然在战场上埠孟败退，但由于沙特的力挺，哈迪政府拒绝了2016年科威特和谈中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因为该方案未对哈迪未来的政治命运提供答应。

第三，也门的多重武装崛起导致海湾地域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

首先，胡塞武装的崛起进一步激化了它与沙特之间的敌对关系。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对抗由来已久，双方在意识形态、汗青关系和战略诉求上存在矛盾。2014年以来，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实力显著增强，这加剧了沙特的不安全感，导致沙特组建联军和扶植代理人对抗胡塞武装。反观胡塞武装，它频频采用界限滋扰、导弹袭击等方式报复和威慑沙特。沙特政府在2018年5月初表示，自出兵也门以来，胡塞武装共向沙特发射了119枚导弹，主要袭击沙特南部的吉赞和纳季兰，有时也对都城利雅得进行攻击。显然，沙特与胡塞武装处于高度敌对状态。

其次，沙特与伊朗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沙特与伊朗的地缘政治竞争由来已久，中东变局进一步激化了两国在中东地域的战略敌对，双方在黎凡特、海湾、北非等多条战线上睁开激烈博弈。也门与沙特接壤，因此也门对于沙特安全极为紧张。胡塞武装的崛起加剧了沙伊对抗，伊朗支持胡塞武装，试图以此牵制沙特的战略精力和消耗其战略资源，沙特则一直担心胡塞武装成为“也门版本的真主党”，进而将打击胡塞武装视为遏制伊朗在中东战略扩张的紧张办法。可见，也门是沙伊两国战略角逐的紧张场合，而也门战争成为加剧两国战略竞争的紧张议题。

末了，多重武装力量的鏖战恶化了海湾地域的非传统安全状况。一方面，战争催生出大量难民。截至2018年8月，也门战争已造成2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9万人逃往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伊拉克等国家。由于这些难民接收国自身也面对严肃的安全局势和资源稀缺问题，大量也门难民的进入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和安全造成了严重冲击。另一方面，战争粉碎了也门及周边的生态情况。战争造成大量丛林被毁，萨那的绿化率比战前低落了一半，也门水资源紧缺状况尤其是干旱形势持续恶化，这将对也门及其周边的生态情况造成长久粉碎。

由此可见，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崛起对于也门主权、也门安全局势以及地域地缘政治造成了多方面的不良影响。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的治理途径

鉴于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对于安全的消极影响，国际社会、地域力量和也门政府试图对其进行治理。必要指出的是，这里探讨的多重武装力量问题的治理是指对多重武装力量自己的治理，而不是对多重武装力量崛起造成的安全问题的治理。下文将通过考察国际、地域和国内三个层次的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治理实践，从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议程的角度分析治理困境，并探讨可行的治理途径。

第一，在国际层面，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构造试图斡旋也门的主要冲突方，以期尽快竣事也门的战争状态，实现国家的整体安全。联合国秘书长先后任命贾迈勒·本奥马尔（2011年4月至2015年4月）、伊斯梅尔·艾哈迈德（2015年4月至2018年2月）和马丁·格里菲斯（2018年2月以来）为也门问题特使。联合国的斡旋任务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15年4月之前主要是支持海合会提出的也门政治转型倡议，2015年之后主要是说服主要冲突方重回谈判桌。

2015年4月14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也门问题的2216号决议，要求举行和平谈判。在此基础上，也门各方进行了四轮和谈：2015年6月的日内瓦和谈，2015年12月的日内瓦和谈，2016年4月至8月的科威特和谈以及2018年12月的斯德哥尔摩和谈。在前三次谈判中，哈迪政府与胡塞—萨利赫联军固然就互换战俘和部门停火的方案进行了讨论，但由于冲突方的答应难题、部门利益攸关方未被涵盖和斡旋者的道德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