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二月份德国基督教民主党赢得联邦选举以来，极右翼反移民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却初次超过执政党。这不仅标志着AfD自成立以来的最佳政治表现，也引发了德国战后反纳粹主义政治共识遭到动摇的广泛担忧。

在这一背景下，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BfV）在5月2日宣布，经深入调查后，认定德国选择党奉行极右翼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态度，严重威胁德国的民主宪政秩序，决定在联邦层面对该党展开全面监控：“该党以种族和血统为基础的观念，与自由民主的宪政原则相悖。例如，AfD不承认来自穆斯林国家、有移民背景的德国公民是社会的平等成员，而是仅依据族裔标准界定‘德国人’的身份。”

然而，AfD的极右翼民族主义与极端主义态度并未制止特朗普政府对其的支持。今年2月中旬，美国副总统J.D.万斯在其初次欧洲官方访问期间与AfD领导人魏德尔的非正式会面。只管AfD未受邀请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但她仍与万斯在其下榻的酒店大厅地下室会面，得到万斯的承诺：美国将不再容许欧洲将极右翼排除在政治之外。当天，万斯也在慕安会的演讲中也向在场的外交官传递了同一讯息。对欧洲主流政党而言，这番演讲无异于当头棒喝。当时距离投票日仅剩一周左右，于是万斯的公开亮相被称是对德国大选的公然干预。民调显示，AfD有望获得历史性的第二名，而此次它进入议会也已获得特朗普政府的明白支持。

选择党新纳粹主义与MAGA意识形态的缝合

选择党（AfD）的新纳粹主义与特朗普主义的合流绝非偶尔。

以选择党为代表的德国极右翼和特朗普政府都在汲取同一种怨恨的情绪。正如特朗普及其在全球的浩繁模仿者一样，AfD承诺带来一种“无需为二战纳粹罪行反思和道歉”的民族复兴。和特朗普团队领导的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在美国所做的一样，它嘲笑自由派精英对其意识形态的指责，认为他们“不外是借以道德高地为本身谋利”。

在AfD领导人魏德尔看来，对特朗普来说，“他对AfD的关注和支持的背后可能有某种个情面感因素。” 特朗普的祖父弗雷德里克·特朗普于19世纪末从德国移民到美国。魏德尔试图揣测特朗普的心理动因：“当你是一个来自德国移民家庭的总统，当你在面对美国分裂、欧洲动荡时，也许你会不由自主地想：‘我们祖辈来自的那片大陆，现在酿成什么样了？’”魏德尔甚至提到，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他多次公开表达对德国现状的不满——从对默克尔政府欢迎难民政策的批评，到对德国“放弃民族自大感”的扫兴。

“对他而言，”魏德尔继续说，“AfD可能正是谁人他（特朗普）想象中的‘真正的德国’的代表——民族自信、反对全球化、拒绝移民压力，不为历史赎罪而感到羞耻。”她认为，这种情绪基础上的认同，也许比地缘政治或政策计算更能解释这份美德极右翼之间看似意外的联盟。

一张 20 世纪初的照片复印件，展示了唐纳德·J·特朗普的祖先。从左起依次为：他的父亲弗雷德·特朗普（Fred Trump）、祖父弗里德里希·特朗普（Friedrich Trump）、伊丽莎白·特朗普（Elizabeth Trump）、祖母伊丽莎白·克里斯特（Elizabeth Christ）以及约翰·乔治·特朗普（John George Trump）。 图片来源：布赖恩·托马斯（Bryan Thomas）/《纽约时报》

作为德裔移民的后代，特朗普长期以来鄙视德国在北约框架下军费开支不足，以及接纳大量来自穆斯林世界的移民。在选择党的《欧洲宣言》与特朗普领导MAGA下的"美国优先"纲领中，穆斯林移民、全球主义者与"深层政府"（被认为是在全球各国政府之后操纵一切的神秘力量）都被共同指认为白人文明的扑灭者。选择党宣传主管克鲁帕拉，与美国极右翼理论家史蒂夫·班农（特朗普2016年竞选策略指导者）保持密切联络，将"少数族裔替代白人的阴谋论（“大替代理论"，Great Replacement）改造为联动美欧的跨大西洋叙事。

选择党正通过交际媒体和校园渗透流传政治主张

德国选择党（AfD）不仅在政治态度上向美国极右翼靠拢，更在法律与构造策略上系统性地借鉴美国保守主义的极端模式，令人深感警惕。其法律团队比年来频繁引用美国“联邦党人协会”（Federalist Society）的思想框架，以宪政自由为名挑战德国对极端主义言论的规制，实则为新一代仇恨话语夺取合法保护。他们通过宪法诉讼狙击《网络执行法》（NetzDG）中对仇恨言论与虚假信息的羁系条款，声称这是对“言论自由”的克制，试图将“第一修正案”式的极端宽容引入德国这一因历史负重而对言论自由边界更为审慎的国家。

例如，2021年AfD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的诉讼，指控《网络执行法》构成国家对异见言论的“系统性封锁”，在论述中大量援引美国关于交际平台“言论自治”的判例。这种策略意在打破德国战后对纳粹言论遗产的制度性防火墙，使极端排外与历史否认言论在“自由”的幌子下重新合法化。这种对制度漏洞的精巧使用，正是“新纳粹主义的合法伪装术”。

与此同时，AfD青年构造“青年选择党”（Junge Alternative）也如同幽灵般模仿起美国的“Turning Point USA”（“美国的转折点”），将反进步、反多元、反历史反思的口号大张旗鼓地带入德国校园。他们在高校设立“意识形态监察哨”，指控教师“左翼偏见”、抨击性别平等教诲，试图制造出一种“白人德意志青年被主流边缘化”的受害者叙事。在2023年柏林自由大学的一场活动中，他们公开播放“美国转折点”构造的演讲片段，分发写有“为德国说话，不为历史道歉”的宣传册，鼓动学生拒绝“战后负罪教诲”，仿佛德国可以在不面对过去的情况下，重新拥抱民族自信。

他们刻意淡化历史反思的必要性，在“反政治正确”和“反文化觉醒”的旗帜下，将反犹、排外、种族主义包装为“受克制的真话”。这一策略不仅挑战了德国“对历史的责任”这一道德共识，也正在侵蚀构成德国宪政身份的核心原则。

德国的“记忆政治”（Erinnerungspolitik）自战后以来，不停是民主制度合法性的道德支柱。国家通过学校教诲、纪念工程、法律限制与文化引导，确保纳粹暴行不被遗忘。然而，AfD却不断在议会辩论中挑战这一共识，例如其多位议员曾公开质疑德国对纳粹罪行“过度忏悔”，并称“德国人也有资格为战争中的痛楚被听见”。在这种叙事中，历史记忆不再是集体伦理基础，而被重写为某种“历史不公”与“民族被污名化”的象征，这与美右翼借“取消文化”所进行的历史修正主义形成惊人共鸣。

在AfD支持率较高的东部地域，反移民情绪与仇恨暴力事件的发生率也显著更高，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BfV）和联邦刑警局（BKA）年报显示，右翼动机犯罪（rechtsextrem motivierte Straftaten）在德国东部各州的人均发生率远高于西部。特别是在AfD表现强势的地域，这一趋势更为明显。

东德地域因历史断裂与社会布局脆弱，长期存在身份认同危机和对民主转型的质疑，更易成为AfD煽动仇恨政治的动员对象。若读者想探究此现象背后的原因，请移步笔者分析2025年德国大选效果的文章：十字路口的德意志：保守派回归与极右翼崛起，德美欧将走向何方？

德国极右翼的跨国网络动员策略

德国极右翼势力在数字时代借助交际媒体进行跨国联动，呈现出高度网络化与意识形态趋同的特性。其中，德国新纳粹构造“身份主义运动”（Identitre Bewegung）便是典型代表。该构造主张所谓的“种族文化纯洁性”，反对移民、多元文化和伊斯兰影响，借助Gab（以“支持言论自由”为名成为推特的替代品）、Telegram（又名“电报”，用户可以相互交换加密与自毁消息）等交际平台，绕过主流羁系，连续扩大其影响力。

“身份主义运动”（Die Identitre Bewegung“）是一个起源于法国的极右翼思潮（图片来源：Imago）

Gab 和 Telegram 是极右翼和阴谋论群体常用的交际平台，它们因言论审查较少而受到欢迎。在这些平台上，德国“身份主义运动”不仅流传排外、民族主义内容，还与美国的极右翼构造如“骄傲男孩”（Proud Boys）和前特朗普顾问班农的“战斗室”（War Room）播客建立联系，分享网络动员、在线煽动、线下行动等策略，形成去国界化的极右翼信息路径。

例如，Gab 上的“欧洲反抗网络”（European Resistance Network）账号，长期充当着德国“身份主义运动”与美国QAnon（“匿名者Q”）群体之间的信息桥梁。QAnon构造宣称全球由一群恋童癖撒旦崇敬的精英控制，这些人包括希拉里·克林顿、乔治·索罗斯、比尔·盖茨、好莱坞明星等；唐纳德·特朗普是救济世界的“光之战士”，正在机密与这些“深层政府”（Deep State）成员作战。COVID-19、疫苗、5G、选举等事件，都是精英控制与民众反抗之间斗争的一部分。该构造通过使用宗教语言与英雄叙事，共享素材包、行动口号（如“守护边界”“主权至上”）、虚假移民犯罪数据等方式，激发信徒的情绪归属感与使命感，制造危机感和集体焦虑，从而激发仇恨动员。

特朗普与他背书的“匿名者Q”运动。2017 年 10 月，美国匿名论坛 4chan上一个署名为“Q”的用户开始发布被称为“Q drops”的神秘信息。“Q”自称是美国政府内部的高级官员，拥有“Q级安全许可”（核武相干的高机密访问权），要曝光一场“全球精英共同策划的惊天阴谋”。图源：美联社AP; Joanne Imperio / The Atlantic大西洋月刊

这种跨国极右翼信息网络的形成，不仅挑战了国家安全机制与执法边界，也凸显了当前平台治理的制度盲点。Gab 拒绝配合内容审查与政府请求，Telegram的消息加密，都使得法律部门很难追踪和取证这些非法信息的来源。欧盟委员会推动的《数字服务法》（DSA）旨在强化平台责任，但针对这类“信息遁迹所”的跨域执法效果仍有限。

这种网络联动在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骚乱中表现尤为明显。特朗普煽动支持者质疑选举效果，鼓吹“民主党偷走了我们的选举”，终极导致暴力冲击国会。在这场事件中，德国选择党（AfD）部分成员表现出明显的同情态度。时任联邦议会议员弗劳克·佩特里（Frauke Petry）公开宣称，到场骚乱的美国抗议者是“爱国者”，这一说法与特朗普的言论形成了呼应。

这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呼应，更是策略上的同频共振。只管两者处于不同的制度环境中，纳粹主义在德国已被法律与政治文化明白否定，而 MAGA 仍在美国民主制度内运作，但两者在叙事布局、动员策略和敌人建构上存在高度相似性：德国选择党作为德国议会中主要的极右翼力量，比年来不断借鉴美式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操纵方式，包括质疑主流媒体、攻击选举合法性、鼓吹“反精英”和“国家主权”话语。在数字平台上，他们流传带有煽动性的“反移民”视频、阴谋论图像和反环保言论，以煽动愤怒、制造社会撕裂。

换言之，MAGA 所激发的民族主义、排外情绪和“被背叛的民族”叙事，为纳粹式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流传土壤，尤其是在网络空间加密技术与羁系薄弱的背景下，极右思想极易披上“爱国”“反精英”的外衣卷土重来。如果忽视这种潜在共鸣，将可能为当代社会埋下激进极权主义复苏的隐患，使历史的悲剧以“自由言论”之名再次上演。

埃隆·马斯克于1月25日通过直播出现在德国哈勒举行的德国选择党（AfD）选举集会启动仪式上。图片来源：Sean Gallup/Getty Images

面对极右翼的跨国合流，德国民主防卫机制正被迫升级。宪法保卫局建立"极右翼国际关系监控组"，追踪选择党与雷同极右翼构造匈牙利青民盟、法国国民联盟的联动。司法部援引《结社法》解散新纳粹构造"北部兄弟会"，斩断其境外资金链。但若要遏制这场跨国政变，需要的不仅是法律制裁或技术羁系，更需重建进步政治的叙事与动员能力：在捍卫民主底线与回应民众焦虑之间，找到新的政治动员方法。

全球右翼领导人大联盟插画。Illustration: Chantal Jahchan/Getty Images

AfD为何能“合法”地崛起？

德国选择党（AfD）的崛起，固然可以被归入全球民粹主义的潮流，但若将其简化为一场“反建制的情绪爆发”，未免低估了其背后深层的布局性动因。事实上，这一趋势与朔尔茨政府在地缘政治压力下的主权让渡密切相干——在能源、防务与产业战略方面的“被动西欧化”加剧了德国中产与工业阶级对国家主导力的信任崩塌，为极右翼政党提供了叙事资源与动员基础。

在能源范畴，2022年德国对美国液化天然气（LNG）的依赖度从15%跃升至63%，不仅引发价格翻倍的经济负担，更象征着“能源主权”的外包。这种依赖被极右翼话语巧妙转化为对“德国为美国战略捐躯自身利益”的控诉。北溪2号的搁置只管赢得了道义姿态，却导致如巴斯夫等支柱企业出走、投资东移，对传统制造业与高技能岗位造成实质性创伤——这些人群，正是AfD动员的社会基础。

防务方面，德国被迫采购35架F-35战机以替代本土“台风”升级计划，直接放弃170亿欧元的军工产业订单。这一决议被AfD与其青年构造“青年选择党”描绘为“美帝的附庸活动”，进一步激化对北约与跨大西洋主义的质疑。在他们的叙事中，德国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一个在“美国全球秩序”下失去独立战略意志的“代理政权”。

与之对应，德国在欧盟的领导职位正陷入前所未有的挑战。法国主导的《净零工业法案》冲击德国汽车在华供应链；意大利与西班牙合谋争取欧盟电池联盟主导权；波兰与匈牙利在能源与防务议题上公开对抗德国“经济殖民”；这些来自“盟友”的合围加剧了国内对欧盟的不满，为AfD描绘“德国被欧盟与美国双重出卖”的叙事提供现实基础。

在这种双重克制叙事中，AfD不仅是一个反移民政党，更逐渐转型为一个以“恢复主权”为口号、以“反全球主义”为纲领的系统性极右翼力量。其本土化的新纳粹主义，不再赤裸裸地诉诸于旧日种族优越论，而是披上了“宪政自由”、“产业主权”与“国家利益”的合法性外衣。这与美国极右翼使用宪法话语挑战多元主义的做法形成令人警惕的镜像关系。

然而，吊诡的是，AfD反对“美国全球秩序”的话语，本应正好踩在美国极右翼内部对欧洲的蔑视态度的“雷区”。但正如前文所述，特朗普及其盟友，包括现任副总统J.D. 万斯等人，日益公开地支持AfD，甚至绕过正式外交场合与其会面，为其背书。万斯在2024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声称，“排除极右翼只是民主的幻觉”，其话语与AfD在德国议会中质疑建制合法性的论调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只管AfD呼吁“恢复德国主权”，却仍被美国极右翼塑造成“欧洲的MAGA”。此吊诡的“共振”形成不仅是情绪上的联盟，更是全球极右翼在策略、构造与交际平台动员方式上的互相深度模仿与借用。

终极，这场德国霸权的布局性转型，是否能够在能源自主、产业安全与战略独立之间重新平衡，将不仅决定德国民主的稳定，也将牵动整个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而如果社会补偿与公共信任修复未能实现，那么，“不再重演1933年” 的历史誓言（“Nie wieder 1933” ：1933年1月30日，时任德国总统保尔·冯·兴登堡任命纳粹党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可能会在披上“宪政自由”、“产业主权”与“国家利益”合法性外衣的政治形式中被掏空，留下一个被极端主义重新洗牌的欧洲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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