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亚和科索沃辩论的历史渊源是什么

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为何辩论不断，塞尔维亚族与阿尔巴尼亚族又有怎样的历史纠葛。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度解读。

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的各种问题极为复杂，所有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意识形态和社会实际。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历史渊源、政治和民族等等问题，可以被归为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而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失业率、社会保障等等问题，可以被归为社会实际方面的问题。

本文论述意识形态这一方面里的民族纠葛，社会实际会在后面的文章里论述。

由于这两个国际行为体之间涉及的问题太多，通过几篇文章理清所有问题绝无可能，所以我只能就意识形态和社会实际这两个方面，在一定深度和一定边界内，分别论述。

关于为何必须限定论述深度和边界，我举两个例子：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巴尔干半岛后，为了维护统治，对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实行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而治之和以夷制夷政策。这数百年历史的细微演进，是导致今天塞尔维亚和科索沃辩论的部分根源。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彻底理清奥斯曼人这一政策的细节、演变和影响，立刻就会发现，这涉及到极其巨大的研究范畴和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全世界范围内有成千上万学者和专家，有的甚至穷尽一生，都在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而且绝大多数研究成果根本没有定论。

第二个例子：今天塞尔维亚和科索沃辩论的另一个原因，是双方都宣称拥有对科索沃这片地皮的历史法理。但是就这个问题而言，目前环球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基本可以用一片杂乱来形容。仅仅这个问题涉及的学科，就有地质学、天气学、古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历史语言学、年代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学、法学，以及这些学科之间的交织学科，等等。而涉及这一范畴的学者和研究成果，更是不计其数。

因此，我们的探讨不可制止地只能在一定深度和边界内进行，而且要说明的是，绝大部分结论都是暂时的，这些成果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可能，所以要用批判头脑进行阅读，要明白这些结论都是历史的、暂时的、有局限的和变化的。

由于民族矛盾是这两个国际行为体之间一切矛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集中表达，所以，这篇文章就以论述民族矛盾的发展为主线，来说明意识形态的变化。下面开始正文。

首先，我们来看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位置。图1中深绿色是塞尔维亚，浅绿色是科索沃，图2是巴尔干半岛其它国家。

塞尔维亚的官方语言是塞尔维亚语，人口约为690万，主要族群（不含科索沃）是塞尔维亚族（83%），此外，还有少量其他族群，好比马札尔族（3.5%）、罗姆族（2%）、波什尼亚克族（2%）、土耳其族和其他少数族群（9.5%）。

科索沃的官方语言，是阿尔巴尼亚语和塞尔维亚语，人口约莫为187万人（2020年纪据），主要族群，则包罗阿尔巴尼亚族（93%）和塞尔维亚族（5%），此外还有波什尼亚克族、土耳其族和罗姆族等，后面这些族群总数不凌驾2%。

如今，塞尔维亚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族约莫只有几千人，科索沃境内的塞尔维亚族约莫有10万人。图3紫色部分是科索沃境内塞尔维亚族的分布范围。

因此，从族群和国家的角度来说，我们只需要重点关注三个对象：塞尔维亚境内的690万塞尔维亚族、科索沃境内的175万阿尔巴尼亚族和10万塞尔维亚族，以及阿尔巴尼亚境内的250万阿尔巴尼亚族。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民族矛盾的所有方面主要就聚焦在这三个对象上。

为了说清他们的民族矛盾到底是什么，我们就要具体论述这两个民族的历史，以及他们的关系。

今天的塞尔维亚、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一带，很早就有人类活动。但是今天塞尔维亚族的直系祖先，根据目前学界公认的研究成果，最多只能上溯到公元500年至700年之间的斯拉夫人（这里我们暂时不要纠结民族和种族的概念异同问题，这又是个庞杂范畴）。而公元500年以前定居在这一地区的人，和今天的塞尔维亚族与阿尔巴尼亚族关系较小（并非没有任何关系）。

先看公元500年以前的这一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在这里定居了。在多瑙河的Lepenski Vir（图4和图5）和贝尔格莱德附近的Vinca，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遗址和器物，证明当时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农业文明。

进入铁器时代后，定居在巴尔干半岛的居民主要分为三个群体：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凯尔特人。公元前一千年中叶，许多北上的希腊人在北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做生意，一小部分选择在那边定居，这部分人和当地的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凯尔特人存在小范围通婚，因而今天的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都有极少数的古希腊人血统。

这段历史过于久远，却又涉及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的起源，非常关键，所以成为塞尔维亚史学家和阿尔巴尼亚史学家争论的重灾区。

一些阿尔巴尼亚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阿尔巴尼亚人是伊利里亚人后裔，而伊利里亚人的发源地，就在科索沃一带。按照这一逻辑，如此生活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可以依据历史法理宣称：自己而非塞尔维亚人，才是科索沃这片地皮上的主人。

相反，一些塞尔维亚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则认为，最早生活在科索沃的居民，可能根本不是伊利里亚人，而是色雷斯人，因此古代的伊利里亚人和今天的阿尔巴尼亚人没有关系。他们认为，如今阿尔巴尼亚人是巴尔干半岛东部和多瑙河下游的达吉亚人和莫埃西亚人（Daco Moesian）的混血后裔，而达吉亚人和莫埃西亚人又是中世纪早期游牧民族和当地残存的非罗马土著人（达尔达尼亚人；见图6红圈）杂居混血的后裔。塞尔维亚史学家也从来不认为达吉亚人和莫埃西亚人曾经在科索沃一带生活过。按照塞尔维亚史学家们的逻辑，阿尔巴尼亚人在公元500年以前的古代时期，几乎没有生活在科索沃这片地皮上。

可见，阿尔巴尼亚学者和塞尔维亚学者争论的焦点是：前者认为今天的阿尔巴尼亚人是伊利里亚人的后裔，因此宣称对科索沃具有历史法理；后者则认为今天的阿尔巴尼亚人不是伊利里亚人的后裔，因此无权宣称对科索沃的历史法理。

但是，从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证据看，伊利里亚人不仅曾经长期生活在科索沃，而且长期遍布巴尔干半岛，这说明无论是今天的塞尔维亚人还是阿尔巴尼亚人，都可以被追溯为伊利里亚人的后裔。

好比，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虽然都没有出现过伊利里亚人，但是达尔达尼亚人多次出现。达尔达尼亚人家族，是荷马时代特洛伊城里的两个主要家族之一。同时，《荷马史诗》中说：最初的达尔达尼亚人是一位女神和一位凡人所生的。在阿喀琉斯参战时，特洛伊人从来不敢来到达尔达尼亚城门之外，由于他们害怕阿喀琉斯强有力的长枪。这说明达尔达尼亚人早在特洛伊时期就活跃在爱琴海地区和巴尔干半岛了，既然如此，他们的影响也一定波及科索沃一带。

又如，在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经常出现伊利里亚。希罗多德说：在这些风俗习惯中（婚姻习俗），我认为伊利里亚人的风俗习惯是最聪明的。他还在谈到当地的河流时说道：昂格罗斯河从伊利里亚向北流进原野后，注入布隆戈斯河。这再次证明了，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期间，伊利里亚人就活跃在爱琴海地区和巴尔干半岛了。

再如，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也提到了伊利里亚人。他写道：于是科西拉人用四十条舰船向伊丹努人发动了进攻，他们带着流亡者和一支伊利里亚军队。可见，当时科索沃的伊利里亚人已经卷入了希腊城邦战争。

以上三点说明：早在中世纪以前，科索沃就是伊利里亚人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巴尔干半岛和爱琴海地区曾遍布伊利里亚人，而且希腊文明对伊利里亚文明的发展进程影响很大。虽然伊利里亚人与当今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关系并不黑白常大，但也有一定的血统渊源。所以，如果追溯时间截止到斯拉夫人来到巴尔干半岛之前，那么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实际有着共同的祖先。

难道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学者们不知道这些吗，固然知道。但他们必须维护各自的意识形态正确。

不过，相比于古代文明对生活在巴尔干半岛上的伊利里亚文明的影响，斯拉夫人对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则要大得多。

罗马帝国灭亡期间，北方所谓「蛮族」不断南下，斯拉夫人就是其中一支。在南下过程中，他们与拜占庭人和突厥人（好比阿瓦尔人和保加利亚人）作战，逐渐与之融合，并在约莫公元500年到700年期间，逐渐填补了罗马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权力真空。这些斯拉夫人，相比于公元500年以前的古代民族来说，是今天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的直系祖先，并与塞尔维亚族关系更近。

斯拉夫人最初进入巴尔干半岛时非常野蛮，古代拜占庭作家记载道：斯克拉文尼人的军队渡过伊斯特河后，在整个伊利里亚大肆蹂躏，所到之处没有一人不被抢劫和奴役。

图7中红圈里的那两支迁移路线，就是斯拉夫人从公元5世纪到10世纪期间迁移到巴尔干半岛的路线。图8表现的是公元七世纪到九世纪斯拉夫人的分布情况。今天塞尔维亚人的祖先就出自图8中草绿色地区分布的斯拉夫人（具体位置在红圈四周）。由于这支斯拉夫人在当时所有迁徙的斯拉夫人中位于最南部，所以后来的学者将他们定名为南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向巴尔干半岛的迁徙之旅极为漫长，持续了近500年，而塞尔维亚人是斯拉夫人中最后阶段才迁徙到巴尔干半岛的群体，他们迁入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如今学界还没有定论，目前推测他们是从巴尔干半岛西北方进入半岛的。

塞尔维亚人迁入巴尔干半岛后，罗马天主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教会，都在争取这些斯拉夫人的异教者皈依。九世纪，塞尔维亚北部和西部地区利用格拉哥利字母（图9），后来西里尔字母（图10）取代格拉哥利字母，成为南斯拉夫人利用的主要语言字母。我们可以对比西里尔字母和俄语（图11）的书写，两者有些地方比较相近。宗教和语言，花了500年时间，将南斯拉夫「蛮族」改造为文明世界之子。

当时，塞尔维亚人的建筑、圣像和壁画基本都受到了拜占庭风格和希腊风格的影响。Sopoani修道院（图12）内部的壁画（图13）就是典型。图14是东罗马帝国时期的壁画，可以看出，与图13中的壁画风格比较相似。

早期塞尔维亚人皈依了基督教，所以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都以基督教为主题。福音书、诗篇、杜撰的故事、经书（宗教日历）、圣徒传记以及教会神父的散文和布道文，是绝对主角。12世纪末，塞尔维亚人创作的米罗斯拉夫的福音（图15）和乌坎的福音（图16）将手抄圣经经文和彩绘字母结合起来，成为当时的佳构。

通过公元6世纪到11世纪末塞尔维亚人意识形态的发展，他们终于在12世纪初叶发展出了民族共同体的感性意识。虽然这一感性意识在最初十分微弱，塞尔维亚族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但它终究发展出来了。

这套民族共同体的感性意识拥有很多元素，包罗塞尔维亚族的独特语言（西里尔字母在塞尔维亚人的长期利用下已经深深烙上了他们的印迹）、基督教与东正教的奇异结合、对领土的情感和一套相对完整的社会习俗与政治习俗。这些民族共同体的感性意识，使塞尔维亚族开始渐渐有别于其他南斯拉夫民族。

不过，虽然塞尔维亚族已经出现了民族认同感，但是他们在政治方面仍旧没有独立。直到1169年，一位名叫Stefan Nemanja（图17）的王子在塞尔维亚确立了统治权，才使塞尔维亚迎来其历史上第一个独立时期。Stefan Nemanja从1169年统治塞尔维亚到1196年，统治地区包罗Raka（今天塞尔维亚南部）和Zeta（黑山）。斯图代尼察修道院（图18）就是他统治后期的佳构。他征服了科索沃。

从12世纪到14世纪晚期，塞尔维亚人持续扩张，后来所有塞尔维亚的国王都是这些人的后裔。在Stefan Nemanja之后塞尔维亚又出现了一位杰出的统治者，名叫杜珊（Stefan Duan）（图19）。在他的统治下，塞尔维亚走向其中世纪的巅峰。他从1331年开始掌权，在1346年获得皇帝头衔，统治塞尔维亚到1355年去世。他把塞尔维亚四周几乎全部征服，包罗马其顿、希腊北部、黑山、几乎整个阿尔巴尼亚，固然也包罗科索沃。

如果说上面这段历史是巴尔干半岛诸民族的和平史，那么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开始，巴尔干民族就进入了血雨腥风的时代。

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前，巴尔干半岛各个民族之间虽然也有摩擦，但民族对立并不明显，共性远远大于个性。

导致巴尔干半岛各个民族从和平走向分裂，导致阿尔巴尼亚族和塞尔维亚族从团结走向反目的根源，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巴尔干半岛的征服，和随后实行的长达数百年的以夷制夷民族分化政策。这些政策，也是今日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争端不断的部分根源。

下面我们具体论述，奥斯曼帝国是怎样利用一派打击另一派，分化和瓦解巴尔干半岛不同民族的和谐关系，从而制造民族对立并维护其统治的。

奥斯曼人征服小亚细亚后，开始从东南部入侵欧洲。1354年，他们沿着马里查河稳步推进。作为欧洲东南部门户，巴尔干半岛最先承受了冲击。而当时抵挡奥斯曼人的，正是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

奥斯曼人最初进入巴尔干半岛时，塞尔维亚人正处于其历史上的巅峰时期。杜珊统治时期，塞尔维亚空前繁荣。随着杜珊1355年逝世，塞尔维亚人统一巴尔干半岛的理想幻灭了。国家迅速瓦解，寡头贵族纷纷自立，众多小邦小国由此形成。奥斯曼人的入侵，从外部给予巴尔干半岛诸民族致命一击。

1371年9月26日，奥斯曼军队在马里卡战役中大败塞尔维亚军队，塞尔维亚人一战崩盘，当地贵族为了保全自身利益，主动请降，承认了土耳其人的宗主地位。

性格软弱而又耽于理想的塞尔维亚贵族们，理想通过自身的屈服换来和平，但这种痴心妄想自古以来就是征服者们的饕餮佳宴。1380年，奥斯曼人夺取马其顿后，塞尔维亚人还在痴人说梦。直到1386年当奥斯曼人侵入塞尔维亚心脏地区尼斯并迫使塞尔维亚人签署和约时，巴尔干各国才如梦初醒，意识到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反抗奥斯曼人的进一步侵犯。然而巴尔干民族醒来得太晚了，奥斯曼人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只管如此，巴尔干半岛上的民族还是拿出了视死如归的勇气，在科索沃战役中誓死反抗了奥斯曼人。这场战役，是巴尔干地区民族意识觉醒的强力催化剂。

奥斯曼人征服尼斯后，又大举入侵科索沃北部。为了抵挡奥斯曼人侵犯，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亚人组建了反土联盟。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阿尔巴尼亚军队和塞尔维亚军队誓死并肩作战，关系愈发紧密，配合也愈发协调，终极在科索沃北部与奥斯曼军队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决战。

在这场决战中，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倾尽全力，调动了他们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终极顽强地抵挡住了奥斯曼人的进攻，并且刺杀了苏丹穆拉德一世（图20）。但他们虽然赢得了战斗，却输掉了战争。由于经此一役，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正规武装力量消耗殆尽，奥斯曼人却依然拥有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在此后数年战斗中，巴尔干地区再也没有组织过针对奥斯曼人的强有力反击。同时，由于穆拉德被刺杀，塞尔维亚人成为土耳其人长期仇视的对象，这为后来奥斯曼人分而治之的政策埋下了又一个伏笔。

科索沃战役后，反抗奥斯曼人的重担落在了阿尔巴尼亚人肩上。虽然阿尔巴尼亚人的主力部队在科索沃战役中几乎消耗殆尽，但别的的阿尔巴尼亚人利用山地优势，不断骚扰奥斯曼人。

1388年，奥斯曼人第一次入侵了阿尔巴尼亚，随后在当地建立了有效的军事统治。1443年，阿尔巴尼亚出现了一位杰出的贵族首脑斯坎德培（图21），他因不甘屈辱，带领阿尔巴尼亚人发动了民族起义，夺回了许多被奥斯曼人占领的城市和村庄，并在1444年3月主持召开阿尔巴尼亚大公会议，建立了反土耳其同盟。

此后24年里，阿尔巴尼亚人在斯坎德培的领导下，多次击败了奥斯曼人的围剿，还曾击溃苏丹穆拉德二世带领的10万大军。

1468年，斯坎德培逝世，他的事业由杜加勒继续，他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继续战斗到15世纪末。奥斯曼人直到16世纪初，才终极完成了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征服。由斯坎德培和杜加勒领导的阿尔巴尼亚人起义，加速了阿尔巴尼亚族的民族意识觉醒。

整个十五世纪，由于内部的民族共同性和外部奥斯曼人的压力，塞尔维亚人与阿尔巴尼亚人经历了历史上最团结和最亲密的时期。当时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主要信奉基督教，共同崇拜同一位圣人，在同样的教堂里敬拜同一位天主。直到今天，许多年长的阿尔巴尼亚人依然能够回忆起他们的祖辈从来不在每星期二进行任何活动，由于这一日是当年塞尔维亚人兵败科索沃的战役纪念日。

奥斯曼人彻底征服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后，就开始实行以夷制夷的分而治之民族政策。经过周密操持，奥斯曼人首先从法律这一角度入手。

阿尔巴尼亚人有一部自古流传的法律，叫做《古代法》（Kanun of Leke）。这部法律是由阿尔巴尼亚人带入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北部和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都认为，这些来自上古的法律条文具有超越任何法律条文的效力。

但从中古时期（即塞尔维亚人迁入巴尔干半岛后不久那段时期）开始，无论基督教教会还是塞尔维亚人，都反对阿尔巴尼亚人继续利用这些古代法规。

奥斯曼人深知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在这方面的矛盾，因此允许阿尔巴尼亚人继续利用这部法律，以此激化塞尔维亚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不满。

其次，奥斯曼人为了制造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民族对立，采取打压一方，怀柔一方的政策。在对塞尔维亚人残酷弹压的同时，宽容地对待阿尔巴尼亚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许多条件做出了让步。

好比，1455年，生活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由于与奥斯曼人起了辩论，被奥斯曼人残酷弹压，科索沃也被强行夺走。随后，奥斯曼人又将大量生活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驱逐出境，并对剩下的塞尔维亚人继续弹压。与此同时，奥斯曼人却继续厚待阿尔巴尼亚人。这些举措，导致塞尔维亚人对奥斯曼人的忌恨，和对阿尔巴尼亚人的不满，越来越深。

第三，在奥斯曼人官方的区别对待下，意识形态问题又加剧了塞尔维亚人对自身民族悲惨命运的承认，而这进一步强化了塞尔维亚人的民族特性。

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往往发生在这个民族的苦难时期，塞尔维亚族也不例外。

当时塞尔维亚人深陷水火，很多东正教修羽士作家满怀怜悯之心，抱着对塞尔维亚人的同情，创作了大量充满悲伤宗教情感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不断融入塞尔维亚人的意识之中，大大强化了他们民族意识的内核。

好比，修羽士作家们将塞尔维亚的拉扎尔国王（图24），塑造成了天主使者和民族英雄，对他歌功颂德，并且宣称塞尔维亚人是天主的选民，就像《新约》里的新以色列人和巴比伦之囚里的希伯来人，必将在天主的指引下从仆从翻身为自由人。拉扎尔之死则被描述为善良战胜邪恶，他成为信仰的殉道者。

又如，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战役中不屈不挠地斗争，通过修羽士作家们的精心加工，成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史诗。

这些思想非常符合当时塞尔维亚人的处境，饱受民族压迫的塞尔维亚人需要这些共同的历史记忆凝聚其心和渡过难关。

第四，奥斯曼人通过大量粉碎塞尔维亚人的宗教信仰赖以维系的一切世俗基础，例如教堂、壁画，进一步打击塞尔维亚人。

塞尔维亚人的许多教堂遭到洗劫，有些直接被改为清真寺，好比普里兹伦的利杰维什卡（Ljeviska）圣母教堂（图25）就是如此。许多大修道院被抢劫一空，杜珊的宏伟教堂圣大天使教堂被夷为平地，直到50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教堂的废墟和玻璃依然散落在各处。

相反，奥斯曼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态度就大为不同。

在奥斯曼人的鼓励下，15世纪中叶，阿尔巴尼亚人开始从山区向科索沃平原迁徙并逐渐建立起定居点。到了1489年，迁徙到科索沃的移民人数迅速增加。这些定居点中的一部分，原先属于塞尔维亚人，在奥斯曼人的政策下，塞尔维亚人不得不放弃他们的产业，向北迁移，终极使这些产业落入阿尔巴尼亚人之手。到16世纪初期，奥斯曼人为了加速阿尔巴尼亚人的回流规模，推行了一系列移民计划和补贴政策，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移民规模继续扩大，这进一步激化了塞尔维亚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敌视。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阿尔巴尼亚人长年受到宽容政策对待，这从心田上埠孟瓦解着他们对奥斯曼人的敌视。奥斯曼人利用这种局面，开始诱导阿尔巴尼亚人改变信仰，由原来的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却仍旧让塞尔维亚人维持他们对基督教的传统信仰。这一举措，成为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迄今矛盾不断的另一个根源。

伊斯兰教是奥斯曼帝国的官方宗教，担当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自动成为奥斯曼帝国臣民，因此获得了很多实际好处。

相反，奥斯曼帝国不鼓励塞尔维亚人改变信仰，长年对奥斯曼人的敌视也使绝大多数塞尔维亚人根本不考虑放弃信仰，极少数产生改宗念头的塞尔维亚人，也要受到本族巨大的压力和毒害，这一系列因素导致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在奥斯曼人的统治下，地位相差越来越大，能够获得的实际利益和好处也相差巨大，这些进一步激化了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对立。

由于大量阿尔巴尼亚人改信伊斯兰教，一些宗教偏见逐渐形成了：许多阿尔巴尼亚人认为，伊斯兰教是自由人的宗教，而基督教和东正教，则是仆从才会信仰的宗教。阿尔巴尼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颠倒了因果关系。宗教只不过是实际世界的反映，正是由于塞尔维亚人在实际世界中成为奥斯曼人的奴仆，他们信仰的宗教才被看作奴仆的宗教。

随着奥斯曼帝国对阿尔巴尼亚人各方面政策的宽容，阿尔巴尼亚移民数目进一步增多。当时一位名叫马兹雷库的教士的报告保存至今，记载了当地移民情况：有10户天主教家庭从阿尔巴尼亚搬到普拉特，有10户塞尔维亚家庭脱离了普拉特，前去普罗库普列（Prokuplje）定居。1638年又有信仰天主教的20口人从普拉特移居到普里兹伦，有15户阿尔巴尼亚人（约莫120人）从杜卡杰金迁来，定居在普里兹伦附近的苏瓦雷卡。

到了1633年，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一带的天主教徒数目已经极少，大批阿尔巴尼亚人改信了伊斯兰教。

1645年，奥斯曼人与威尼斯人爆发战争，少数不愿皈依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支持威尼斯人，这导致了1649年奥斯曼帝国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弹压。这次弹压暴露了奥斯曼人的真实想法：他们从来都看不起阿尔巴尼亚人，只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才对阿尔巴尼亚人采取了宽容政策。

奥斯曼人弹压阿尔巴尼亚人的同时，加快了针对阿尔巴尼亚人改宗的速度，开始逼迫大量没有皈依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改宗。根据普里兹伦传教士格里高利马萨雷奇在1651年的报告，苏瓦雷卡村曾经有150户基督徒，后来只剩下36名妇女坚持信仰基督教了。

虽然在高压政策下大量阿尔巴尼亚人改信伊斯兰教，不过也有一些假信徒，白天伪装成虔敬的穆斯林，夜晚秘密进行基督教仪式。当时用杂色人（Laramane）形容这些人。不过总体来看，阿尔巴尼亚人的基督教信仰终极还是被奥斯曼人逐步瓦解了。

1736年，奥斯曼帝国结束对奥地利的战争后，由于帝国实力下滑，开始大规模毒害塞尔维亚人。一系列毒害，逼迫塞尔维亚人在萨卡本塔（Sakabenta）（图26）的带领下移民，几千名塞尔维亚人从普利斯蒂纳、新布尔多卡逃离。塞尔维亚人逃离后，奥斯曼帝国命令阿尔巴尼亚人迁移到这些地区，如同过去那样，直接占据塞尔维亚人的财产，这再次激化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

十七到十八世纪后持续不断的俄土战争以及奥斯曼军队在战场上的失败，给饱受压迫的塞尔维亚人带来了希望，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因此迅猛发展。

为了压制日益兴起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反抗海潮，奥斯曼人将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基督徒，视为俄罗斯人的帮凶，进一步采取强制步调迫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这一次，双方的比力将科索沃地区长期的民族对立，推向了民族仇恨。

在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支持下的塞尔维亚人，将奥斯曼人看作最大的仇敌，将奥斯曼人支持下的阿尔巴尼亚人，看作土耳其人的帮凶。至此，在这种对抗气氛中，多民族世代和谐共存的传统完全被消解掉了，仅存的邻里之间的温情也荡然无存了。一些塞尔维亚族与阿尔巴尼亚族甚至成为了世仇。

后来，当奥斯曼帝国为强化西北边疆地区统治而进一步削弱阿尔巴尼亚中部和科索沃本地贵族的权力时，这些贵族被迫迁移到了小亚细亚，其城堡要塞则被摧毁。

这再次证明了，奥斯曼人并不真正信托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在巴尔干半岛对阿尔巴尼亚人推行的优惠政策，不过是以夷制夷的手段而已。

惋惜，过于严酷的半岛局面和战乱，使长期身处苦境的塞尔维亚族和长期被蒙蔽的阿尔巴尼亚族，看不清民族关系演变的实质，更没有对半岛多民族融合和多元文化汇合长远发展的洞察力，而是陷入越来越猛烈的民族对抗，加剧了两大民族的相互厌恶，积累了仇恨。

误解、误会、误判和敌对行动，在岁月中终极形成民族夙愿和解不开的死结。

而在奥斯曼帝国江河日下之际，每个被奴役和受压迫的民族，都希望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体系瓦解之际，为本民族争取更多实际利益，而对最高统治权的攫取，就成为政客们博弈的焦点。

这一切，构成了当代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争端的历史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