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烽烟，唤醒美国“新内战”的幽灵

由美国联邦移民执法行动引发的抗议活动自2025年6月6日开始在洛杉矶爆发，并迅速升级和蔓延至美国多个大都会，形成全美范围的抗议浪潮，其背后所折射出的是美国社会与政治肌体中早已存在的深刻裂痕。洛杉矶的烟火，并非孤立的偶发事件，而是美国长期以来积聚的政治极化、社会分层加剧以及制度性张力的一个缩影。

一、导火索：移民搜捕引爆的火药桶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在洛杉矶启动30天移民搜捕行动，首周逮捕118人并动用闪光弹等武力。特朗普政府设定逐日3000人的抓捕目标，并以“庇护都会”威胁执法为由为抓捕行动进行辩护，却仍引发大规模抗议，示威者封锁高速、投掷石块。美地方官员批评联邦制造混乱。特朗普随即以加州“无法无天”为由部署国民警卫队，美国土安全部称需“防止2020年动荡重演”。

此举遭民主党激烈反击，加州州长纽森谴责联邦“故意煽动”“侵犯州权”，22州民主党州长联合反对联邦擅调军队。

冲突本质远超执法范畴，特朗普政府将行动政治化，通过“法律与秩序”叙事将抗议者污名为“叛乱暴徒”，把地方事件升级为意识形态斗争，旨在强化联邦权威、兑现竞选承诺并动员保守派选民，凸显联邦集权与地方自治间的根本性张力。

二、权力博弈：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宪政对决

从表面看，加州移民事件的背后是美国联邦政府与地方州政府之间长期存在的宪政对决，其核心在于“庇护都会”政策的合法性及其与联邦移民执法权限的冲突。

（一）法律根基：州权的宪法屏障

美国“庇护都会”政策的核心法律依据源于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确立的“反征用原则”（Anti-Commandeering Doctrine），即禁止联邦政府强制州或地方机构实行联邦法律。在此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已经通过两大里程碑式判例强化此项原则：

纽约州诉美国案：联邦政府无权强迫州政府实行联邦政策。

普林茨诉美国案：联邦政府不得强制州和地方官员实行联邦法律或计划。

司法共识：各州“拒绝协助”联邦移民执法与“阻碍”联邦行动存在本质区别，单纯不合作不构成违法。联邦若需地方协助，唯一合法途径是各州根据《移民与国籍法》287(g)协议，授权地方官员代理移民执法，但决定权完全属于州政府。

（二）联邦施压与司法反制

特朗普政府曾试图瓦解庇护政策：

手段：2025年1月，特朗普以行政命令威胁取消联邦拨款（涉及门路建设、反恐、网络安全等民生项目）

地方反击：2025年5月了，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联合20州起诉联邦政府，指控其“以拨款胁迫合作”违宪；

司法裁决：根据以往判例，联邦法院一般会驳回要求，强调拨款不得作为政治要挟工具，各州拥有设定执法优先级的绝对裁量权。

（三）表象背后

当前的政治冲突不仅是政策之争，更是对美国宪法分权原则的根本考验。同时，围绕庇护都会政策的争论，也深刻揭示了美国社会深层的意识形态分歧。这种分歧不仅仅是法律技术或执法效率的问题，它反映了美国在治理模式、社区认同以及国家角色等根本问题上的巨大鸿沟。它将一种更具人性主义、以社区为中央的方法（常为自由派州所采纳）与一种更具民族主义、以执法为驱动的方法（常为保守派联邦政府所青睐）对立起来。这种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围绕价值观和优先事项的冲突，正是美国社会日益加剧的碎片化现象的一个重要体现。

三、三重撕裂：美国社会的断层线

就深层而言，加州移民事件折射出美国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裂痕，其本质可用新型三元模型解析——知识精英与专业管理者、科技资源巨头、全球化打击下的工薪阶层——三者形成相互管束又激烈对抗的气力场域。

1、知识精英与专业管理者：话语权与政策的塑造者

这一群体也被称为专业管理阶层（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 PMC），他们凭借高学历、专业技能掌控政策制定和文化话语权。常被视为技术官僚、自由主义者，其价值观与社会其他阶层存在脱节，常被指轻蔑工薪阶层的关切。其行为易被视为傲慢，加剧了社会分裂与疏离。

2、科技与资源巨头：财富、数据与社会秩序的支配者

美国科技巨头（如马斯克、扎克伯格、贝佐斯）凭借资源与数据掌控，通过算法塑造社会并影响政治决议（如游说、政治“旋转门”机制）。他们削弱劳工保护、反对工会，加剧零工经济不稳定性；同时掌控数字空间，助长诱导性信息流传影响政治。其与传统政治气力的博弈（如马斯克-特朗普冲突）凸显权力角逐。

3、全球化下的工薪阶层：经济逆境与民粹主义的土壤

主要指被全球化“抛弃”的工薪阶层，如制造业失业者及村镇居民。他们深陷失业焦虑与工作不稳定，对华尔街及华盛顿充满愤怒。他们普遍以为政治体系遭“操纵”，对传统政党失去信任，从而转向民粹主义，形成具有共同价值观的“道德共同体”，催生强烈的“我们”vs“他们”对立情绪。

2025年5月22日通过的《大漂亮法案》恰如一面镜子，映照出美国社会“三重撕裂”的深层结构。每一项条款都直打仗及了知识精英与专业管理者、科技与资源巨头和全球化下的工薪阶层各自的利益、价值观和诉求。比方，税收条款明显偏向富裕阶层，医疗补助的削减直接影响底层民众，而疆域安全投入则迎合了民粹主义的呼声。该法案在美国国会内部的艰难博弈，以及马斯克与特朗普之间因其内容而爆发的冲突，都清晰地表明，政策制定已成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战场，这不仅未能弥合，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深层裂痕。

别的，近期马斯克与特朗普围绕该法案的冲突也揭示了美国精英阶层内部的脆弱性。马斯克所代表的“工程师治国”理念——即以为技术专业知识和效率应主导治理——与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形成光显对比。后者优先考虑“工薪阶层”的直接诉求和愤怒，而非专家共识或技术解决方案。精英内部的这种分歧，为美国政治的动荡增加了又一层复杂性。

四、制度危机：从国会山到洛杉矶的烽烟

更深一层，加州洛杉矶的烽烟，不仅是移民政策的冲突，更是美国制度危机和政治极化不断升级的缩影。这一危机表现为政府机构的僵局、信息环境的恶化以及民主规范的侵蚀，美国社会的政治极化日益加剧。

1、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源是多方面的

社交媒体的“回音室效应”：研究显示社交媒体技术采用基于盛行度的算法，定制内容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用户参与度。这使得用户只能打仗到符合他们信仰的信息，从而形成了“回音室”。这确保了他们对自己政党的坚定立场，并巩固了社会中“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因为它消除了听取不同意见的必要机会。

地理分化：志同道合的人越来越倾向于居住在相似的区域，减少与不同观点打仗的机会，使得异见者被视为“激进和异类”。

推举制度的缺陷：党派性的选区分别和竞选资金问题，导致“安全选区”的出现，降低了推举竞争性，激励政治家接纳极端立场而非寻求妥协。这种“赢者通吃”的心态进一步恶化了政治环境。

2、政治极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政府僵局：在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金融改革等关键问题上，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导致政府效能低下，难以达成共识。

诱导性信息的流传：科技平台算法放大煽动性和虚假内容，导致“真相衰退”现象，即事实被观点淹没，公众对机构的信任度下降。

信任和信誉的侵蚀：日益加剧的政治极化削弱了公民话语，损害了关键机构的公信力，并对美国的国际荣誉造成负面影响。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美国当前的制度功能障碍引发了对美国宪法的深刻质疑。一些批评者指出，宪法中的推举人团制度和“赢者通吃”的选票分配方式阻碍了共识形成，加剧了政治极化。政治极化如放大器，将详细政策争议转化为关乎国家存亡的“生存之战”，加剧了政府层级间及社会内部的冲突。在媒体和地理分化助长的“我们与他们”心态下，妥协几近不大概，导致制度瘫痪和暴力对抗风险上升。这形成了一个危险的反馈循环：极化削弱制度，而弱化的制度又无力遏制极化。洛杉矶和国会山的“烽烟”，既是字面上的火焰，也是共享“现实”和民主进程崩溃的隐喻。

五、未来镜像：内战幽灵与制度重生

当前美国社会与政治的深层撕裂，已然投射出“新内战”的幽灵。这种“新内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冲突，而是一种涵盖政治暴力升级、制度衰败和社会碎片化等多种形式的复杂威胁。它意味着美国社会共享“现实”的瓦解、美式民主规范的侵蚀，以及相称一部分群体愿意诉诸“超”法律或暴力手段来实现政治目标。洛杉矶的抗议，虽然是局部事件，却可以被视为这种更广泛趋势的微观体现，即局部的“烽烟”在底层张力未解的情况下，有大概引燃更广泛的冲突。美国能否避免“新内战”的幽灵成为现实，能否实现“制度重生”，将取决于其能否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能否在各阶层之间达成妥协，以及能否重新凝聚对共同民主原则的承诺。它要求政治精英和普通公民共同努力，修复破碎的社会和政治结构。

｜本文独家发布于腾讯新闻

作者 | 陈荒拓 世政经科技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