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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博士 政治传播学博士

01 美军轰炸伊朗前夕，我在华盛顿看见末日飞行与现实的距离

此次美国之行的最后两天，我在首都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看望老友。正值以色列轰炸伊朗战况升级，我听说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即将起飞一架E-4B“末日飞机”，前往中东增援以色列，而后来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的爆炸性消息，也印证了这则传言。这种飞机是冷战遗产下的空中指挥中枢，一旦升空，便代表着美军可以在核战状态下继续指挥全球。

华盛顿DC，作为首都和蓝州，让我原来以为这里是反战抗议最频繁的地方，可我却感受到一种诡异的平静。白宫附近街道空荡荡的，没有太多横幅、标语或集会。在这座城市，尤其是中心地段，很多人都在国际组织、智库或政府工作，其中不乏大量拿着H1B工作签证的新移民和准移民，他们因职业和自身而产生的敏感政治嗅觉，让他们哪怕心中有不满，也不会轻易走上街头，置自己的签证状态于不安全与审查之中。

华盛顿街道（图源：Getty Images）

那天夜里，我和在这里工作的友人一同走在白宫附近，谈起这十年来世界的变局，也评论我们各自的学术和研究轨迹。我们都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在这里，是因为背后有一整套既定规则让我们变得“正当”且“有用”——来自中国，说得一口好英语，融会贯通跨越平静洋两个世界的社会与政治语境，懂得在不“过界”和“自损”的安全区展开有批判力和建设性的对话。我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这一进程和浪潮的“代表”。

虽然云云，我们也不想只成为某种“多元化议程”（EDI）配额（quota）里的“中国声音”或者“全球南方的存在证明”，而是有话语权和举措者。

在华盛顿不远处的圣安德鲁斯港口边，歼灭号整装待发，传言它将增援以色列轰炸伊朗核设施。消息里充斥着“临界点”，“核抨击窗口”等术语，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告急感。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不但仅是一场军事调动，而是一种时代气息的复苏。就像半个世纪前的古巴导弹危机，当核毁灭第一次变成电视语言时，我们便不再是可以自由穿梭在地球各处却不用担心签证被拒，被克制入境，被怀疑和盘问的“世界公民”。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和毁灭末日幻想联系起来的恐惊。

我的影象飘回了前几日在纽约现代艺术馆（MoMA）看的，关于核想象的展览——里根时代（80年代）的“核防御手册”、艺术家描绘的末日废墟、儿童图画般的蘑菇云。核爆的可能性是达摩克利斯之剑，是来自寂灭核战未来的幽灵回魂。汗青从未“终结”，它只是被档案封存、又被艺术预演。今天的核危机，既是现实的危机，也是冷战影象的覆信。在前几日MoMA的展厅里，我曾以观众的身份看待那场末日；而在华盛顿DC的那几天，或许我成为了核爆末日预演场的观众。

特朗普又在对伊朗问题上态度反复，就像他撤销了中国留学生签证后又转头表示欢迎中国留学生前往美国学习那样，你永远也不知道他下一步的态度会是什么。一切好像又在混沌和恐慌中，有条不紊地，有惊无险地进行了下去。没人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又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避而不谈，顾左右而言他，仅用“全球冲突”云云指代。

于是，和战役机器让我同样感到不安的，是我们这代人在全球秩序剧烈转型中的漂浮感：我们读过很多理论、懂得很多术语，也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发表见解，但内心深处其实始终在追问：我们真正属于哪里？我们能够参与多少？我们想改变些什么，又真的有能力去改变吗？

02 丹佛：淘金热，印第安大屠杀与冷战伤痕

比起纽约和华盛顿，位于中西部科罗拉多州的首府丹佛给我的冲击更为复杂。这座西部城市今天高楼林立，会议中心里正举行着国际传播学大会（ICA），世界各地的学者齐聚一堂，谈“去殖民”“全球南方”“数字主权”。但就在会场外不远处，就是那座汗青悠久的造币厂——丹佛的繁荣，正是从19世纪的淘金热开始的。

铸币厂的导览员热情地先容硬币如何被铸造、抛光、流通。但我脑海里却浮现出另一幅画面：1858年，白人矿工在这里发现金矿，美国政府派兵赶走原住民，最终爆发了骇人听闻的一轮又一轮的大屠杀；之后，华人劳工、墨西哥裔矿工也被卷入这片土地的开采热潮，从事最危险的工作，却被排除在“美国梦”之外。

丹佛，这座美国西部城市，其现代化进程与财富积累深深植根于19世纪的淘金热。在金矿诱惑下涌入的白人定居者，不但迅速推动了城市的创建与扩张，也以殖民暴力为代价，将夏安与阿拉帕霍等原住民族从故土中驱逐，甚至以山溪屠杀这样的国家暴力彻底扯破原住民社会。而在城市工业化初期，华人劳工、墨西哥裔矿工与原住民被迫从事最危险、最底层的劳作，却始终被排除在财富与公民权之外。

若以一个非常批判的角度分析，丹佛台甫鼎鼎的造币厂，怎么又不算是这场殖民资本积累机制的象征呢？——将掠夺性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国家主权钱币的正当形式。

跟着汗青中心的布展动线，叙事的时间来到20世纪50至70年代。在冷战时期，科罗拉多州并非迢遥的边疆地带，而是美国冷战国防体系中的关键节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位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附近的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自1957年成立以来便成为美国-加拿大联合反导系统的指挥中心。位于隐蔽山体中的司令部，不但承担对苏联导弹攻击的早期预警使命，也象征着冷战时期查对峙下的防御性军工科技体系。而丹佛，作为距离该司令部不到一小时车程的学术都市，也因此在国家安全与科技管控中扮演了微妙脚色。

与此同时，科罗拉多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科罗拉多大学系统（CU Boulder, CU Denver），在冷战期间吸引了大量来自苏联东欧团体“铁幕后”的学者与技术人员。这些人既是美国软实力“头脑流失”战略的受益者，也时常处于联邦调查局（FBI）与中央情报局（CIA）的密切监控之下。

在此配景下，台甫鼎鼎的1969年托马斯·里哈（Thomas Riha）在丹佛神秘失落的事件，不但是一桩悬而未解的个案，更是冷战时期美国内陆城市如何卷入意识形态斗争与情报博弈的一个缩影。里哈是一位捷克裔汗青学者，专长苏联与东欧政治史，具有跨国知识配景和移民身份，正处于这一“移民知识分子”群体的交叉节点：他既可能被视为文化资本的引入者，也可能被怀疑为苏东特务或“意识形态双面人”。

事实上，冷战时期的科罗拉多并不但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后方”，而是一个冷战文化前线：一方面，这里聚集了大量与航空航天、核物理、雷达通信有关的军工研究机构（例如洛克希德、桑迪亚实验室的分支），吸引联邦预算与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大学校园成为苏美意识形态斗争的文化战场，很多教师既承担研究使命，也被卷入“学术肃清”“配景调查”“麦卡锡主义毒害与问询”等政治漩涡。里哈的失落被一些人怀疑与他的政治配景、社交网络、以及与东欧遁迹社群的联系有关，这正反映了冷战下学术自由、国家安全与跨国知识流动之间的张力。

在这个意义上，托马斯·里哈之谜不但是一宗失落案件，更是冷战时期美国中部城市如何被卷入全球意识形态战役、技术霸权建构与“敌我识别”体系中的一个窗口。而科罗拉多，正是谁人看似迢遥，却被定位为“帝国心脏”的地方。

今日的丹佛，城市中心矗立着高端酒店与会展中心，迎来世界各地的学者在此召开ICA国际传播学大会。这个反思帝国权力、全球知识不同等与文化殖民遗产的园地，仿佛漂浮在玻璃幕墙之间。外国与“外来者”的脚色，在这座城市也发生了错位——在19世纪，他们是廉价劳工与“威胁”；而今天，外国人则以“知识阶层”与“全球公民”的面貌出现在同一片土地上。这种身份的转变，究竟是彻底超越殖民汗青，还是在更隐蔽的不同等（再）生产机制中完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