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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健舟

01 柏威夏寺之诉

在二战中，柏威夏寺争端各方都不同水平地卷入大战。作为越南和柬埔寨的宗主国，法国在1940年遭到纳粹德国入侵，虽然名义上以“维希政府”保持了对部分国土及外洋殖民地的控制，但已经沉溺到轴心国仆从国家的地位；暹罗王国在平静洋战争发作后跟随日本对英美宣战，加入轴心国阵营，占领了柏威夏寺及其他地区。二战之后，柏威夏寺地区交还给法国殖民当局，但随着1953年法国退出柬埔寨，该地区的归属再次悬而未决。1954年，泰国部队在柬埔寨当局忙于独立事务时进占柏威夏寺，引发了两国之间的再次对峙。

美国国际法学者亨金有言：在各国的关系，文明的进步可以是从武力到外交，从外交到法律的运动。二战前各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大多数只能通过战争、武力威胁大概其他强权政治的方式处理，尽管20世纪初期以来国际仲裁和司法制度曙光初现，也涌现了许多成功的领土与海洋争端解决案例，但是这些制度仍不成熟。

二战结束后，连合国国际法院继承了国联常设国际法院的衣钵，在海牙重新开启了以国际司法途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积极，这就给柏威夏寺争端的处理提供了一条新选项。在柏威夏寺遭到泰军占领之后，柬埔寨政府提出外交抗议，并在1959年10月向国际法院提交了案件申请，请求法院裁定该寺所在领土的主权归属柬埔寨，并判令泰国有义务撤出自1954年以来驻扎在该地的武装部队。

连合国国际法院坐落于荷兰海牙，和平宫是它的主要驻地

在国际法院，柬埔寨一方提出了几方面强有力证据：首先是1904年《法暹条约》中那份法国测绘地图；其次是柬埔寨长期以来对该佛教圣地在宗教与行政上保持连续的控制；末了则是暹罗和泰国政府长期未对上述地图及柬方对寺庙的行政管理提出异议，构成对柬埔寨主权的默示认可。泰国方面也针锋相对地提出，他们对该寺的实际控制权证明他们一直认为柏威夏寺属于暹罗（泰国），《法暹条约》最初确定的分水岭划分方案也当然地将柏威夏寺纳入其领土范围。同时，柬埔寨所依赖的测绘地图也没有经过混合划界委员会的正式批准。至于对于柬埔寨的主权声索“不闻不问”，泰国政府认为那是由于该国迟迟未能得到柬埔寨官方有关古寺的正式主张。

国际法院考察了双方在条约解释、地图证据方面的主张，最终认定，泰国后续的行为赋予了柬埔寨“附件一地图”以法律效力。由于泰国在几十年间知晓这些地图的存在，并通过其行为（包括允许柬方对寺庙进行管理、未提出主权异议）表现出对其内容的担当，法院以国际法上的“禁止反言原则”认定泰国已经受到了自身默认的拘束。最终在1962年，法院以9票对3票的结果判决柏威夏寺归属柬埔寨，认定泰国有义务撤出驻扎在该地的所有军事或警察力量，并将自1954年以来从寺庙遗址中移走的任何物品归还柬埔寨。

尽管国际法院在理论上具有裁决领土主权争端的国际法权威，但是面临与宗教、历史、文化和民族认同紧密绑定的柏威夏寺问题，法院仍然谨慎地阔别了“柏威夏寺的渊源”，着重考察了领土划界和条约解释等法律技术问题。在表达了抗议之后，泰国政府最终还是从该地区撤军。判决作出后一年，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主持了柏威夏寺接收仪式，他释放了善意信号，同意泰国人可以免签参观寺庙，并允许泰方保留在占领期间带走的寺庙文物，还强调该寺对两国佛教徒的共同意义。此后几年里，两国民众可以不受阻碍地进入古寺祈祷。

在西哈努克亲王的开明政策之下，柏威夏寺一度成为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象征

在冷战铁幕的压抑下，法律似乎起到了“和平解决争端”的一些作用，为两国政府和民众的和解打开了机会之门。但是几年后朗诺政变迫使西哈努克避难中国，美国、越南先后而来的武装干涉不断恶化地区局势，柬埔寨陷入长达数十年的政治动荡之中，不满和冲突的种子仍然根植于寺庙脚下的土地。

02 古寺申遗与新世纪风波

1993年，柬埔寨内战结束，古寺重新对两国民众开放。但是1962年国际法院判决中没有触及的问题，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处理古寺归属的阻碍——对两国而言，柏威夏寺是先祖文化和宗教的象征，在国族建构过程中也是国家的某种标志。冷战结束之后，逐渐兴起的地区旅游业更是为古寺归属增添了经济利益因素。因此，进入21世纪，两国围绕柏威夏寺的争议又开始升温。

2007年，柬埔寨政府推动柏威夏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对于柬埔寨而言，这当然是向国际社会宣示主权和建立民族认同的一石二鸟之举，但是在泰国政府与社会眼中，这无疑是在“挑衅泰国的民族感情与历史文化”。2008年6月，柬埔寨通过将申遗范围准确到古寺本身而规避了国际公约中有关“争议文物不得申遗”的规定，7月，连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把柏威夏寺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两国之间的态势进一步升级。

柬埔寨货币上印刻的柏威夏寺，古寺是柬埔寨紧张的民族文化象征

2008-2011年间，两国在古寺附近陈列重兵，多次发作边境冲突。2011年2月，双方甚至在古寺附近展开炮战，除了造成人员伤亡和数万难民流离失所以外，古寺本身在内的许多古迹建筑也遭到损毁。2011年7月，国际法院应柬埔寨请求再次处理柏威夏寺一案，法院首先发布了旨在停止冲突、冻结事态的“临时步伐下令”，甚至超出柬埔寨诉求——要求泰国从寺庙附近撤军——试图通过下令创造一个古寺周边的“非军事区”，希望通过一种尺度意义上的“国际司法手段”来重演1962年停止冲突的成功。

2013年11月11日，国际法院针对1962年判决解释做出正式裁定。首先，法院确认了当年的态度，重申柏威夏寺及其“周边地区”归属柬埔寨。其次，由于1962年时未能对古寺附近领土的范围做出界定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法院进一步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一方面，泰国政府在古寺极近距离上布设的一系列路障和驻扎的军警部队，实际上已经涵盖在“附近”的范围内，因此泰国也应当及时撤离这些部队和障碍；同时，法院认为，柬埔寨方面的诉求，也即将“附近”延长到柏威夏寺本身所在的山岬之外是不建立的。

末了，法院基于两国《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的身份，颇为意味深长地强调，鉴于寺庙的文化和宗教紧张性及其被列入连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地位，两国都应当担负更广泛的互助义务，对古寺的保护义务，以及允许两国民众从两侧进入寺庙通道的流通。回忆起教科文组织对古寺的评价——“占据极佳地势，融自然景观、建筑艺术和宗教功能为一体，寺内的精美石雕为古代文明之瑰宝”——还有古寺对两国历史文化的紧张价值，法院的最终这段论述不能不说是点睛之笔。

03 未来去往何方？

两国政府在名义上都尊重了国际法院2013年判决，但是在泰国，相当一部分政界和军界人士始终感到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寺庙周边的军事部署和舆论对抗未能完全消弭。近年来，泰国政局不断动荡变革，古寺归属问题再次从国际法院眼中的“法律技术问题”上升为“民族感情问题”。2021年以来，两国的边境对峙呈现常态化趋势，小规模摩擦不断。终于，不断积累的抵牾导向了2025年上半年的一系列交战冲突，地区局势走向变得空中楼阁。

我们应当怎样对待柏威夏寺冲突背后的两场判决，怎样对待国际机制在维持和平与避免冲突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大概是无作用）？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特别是“欧洲和谐”以来，外交家和国际法学者们就倾向于通过某种制度方法来消弭国家间战争，通过和平方式——会商、斡旋、对话——来处理这些抵牾。一战和二战之后，国际法学者的方案受到越来越多的接待，一种被称为“国际法治”的和平愿景开始被连合国和国际社会广泛接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泰柬围绕柏威夏寺的冲突在情势上看确实可以称得上国际法治的“胜利”，由于这两个国家体量、地区格局和国际社会关注的诸多缘故起因，两次判决都得到了尊重，至少在判决前后，两国都一度迎来和解机遇。相比于大国政治决定的其他热点地区冲突问题，柏威夏寺已经是“享受国际法治红利”的那一批了。

但正如许多批判主义国际法学者与国际关系学者指出的那样，法学家们心心念念的自由主义方案存在着某些本身所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芬兰前外交官、国际法学家科斯肯涅米就认为，过分排斥和阔别国际社会现实的政治性，国际司法的和平解决争端方案就不太可能得到全面成功和广泛认可，它要么被视为书斋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空想（比如2011年许多人就如此批评法院创造的“非军事区”），要么被视为权力政治裹挟之下为合法性背书的傀儡（比如许多泰国人都认为两次判决失败都源自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不公正的遗留”）。

千年古寺和两国人民的命运向何处去？我们不能预测未来。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东盟无能为力，连合国安剖析天高路远，法院裁定缥缈抽象，只有战争威胁近在咫尺。大概两国政府和民众能够再一次岑寂下来，干戈止息，但是想要让古寺真正获得符合它历史地位的永久和平，使两国人民能够如国际法院希望的那样自由、和平、安宁、友好地共同在古寺中祈福祈祷，人们可能必须找到一条打破战和治乱循环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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