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首例四胞胎悲惨人生：父亲痴迷保护女儿的贞操，上厕所和换衣服都监督，不许谈恋爱

据英媒8月10日报道，这四姐妹在得名之前，只有代号：A宝宝、B宝宝、C宝宝和D宝宝。1930年5月19日，她们在密歇根州兰辛市由同一个卵子发育而成并呱呱坠地，这一古迹被视为当代版的神迹。

四胞胎姐妹刚一出生，便申明远扬，传遍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然而，仅仅几年后，“莫洛克四胞胎”——埃德娜、威尔玛、莎拉和海伦，就在她们那变态且怜悯纳粹的父亲操纵下，沦为了最险恶的怪诞表演。

随着上个月最后一位在世的姐妹莎拉去世，享年95岁，这个家庭的许多黑暗秘密也随之被带进了坟墓。

但她们发展于其中的那个所谓的“可怕之屋”的阴森遗产，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让我们先回到1930年，当时大萧条的阴霾笼罩着一切，密歇根州首府兰辛市的7.9万住民迫切渴望有值得庆贺的事情发生。

其中就有41岁的赋闲工厂工人卡尔·莫洛克和他小十岁的护士老婆萨迪，当时萨迪身怀六甲，自认为怀的是双胞胎。

那时还没有超声波查抄，但卡尔是个狂热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他对老婆一次生下不止一个孩子的想法很不满意。他认为这是低贱血统的标志，而且主要发生在黑人女性身上。

据奥黛丽·克莱尔·法利2023年所著的莫洛克家属传记《女孩与她们的怪物》纪录，听说卡尔曾对身怀六甲的老婆大喊：“你不是白人女性吗？别人会怎么看我老婆？是母狗吗？”

四姐妹早产了一个月，她们的出生令兰辛市的医疗团队惊叹不已，大兰辛历史学会宣称她们是世界上首例同卵四胞胎。

消息传开后，这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很快陷入了狂热。萨迪想给女儿们取名为琼、简、朱恩和乔安妮。但当地报纸《兰辛州日报》为四姐妹组织了一场取名角逐，吸引了1.2万人参赛。

获胜者是接生医生10岁的女儿南希·海恩斯。她选了四个以E、W、S和H开头的名字，与她们出生的E.W.斯派洛医院的缩写相匹配。

她们成了镇上的热门话题——没过多久，兰辛市就开始为她们的未来投资。当地政府通过了一项决议，让莫洛克一家搬进了一所更大的房子，且第一年免租金。那所房子位于兰辛市东萨吉诺街1023号，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里变成了她们的“可怕之屋”。

四姐妹还不会爬的时间就已经成了名流，人们驾车经过或在门廊附近排队，只为看她们一眼。马萨诸塞马车公司捐赠了一辆定制的四座婴儿车，当地人送来礼物，贩子们为每个孩子开设了银行账户。

新闻报道中，卡尔被称为“快乐的卡尔，四胞胎之父”，他很快意识到可以利用女儿们非凡的出生来谋利，于是竖起了一块牌子，允许游客花25美分进入莫洛克家看她们。

但她们成名的阴暗面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四姐妹出生后不久，她们的祖母让两个男人进了屋。这两个男人抓住两个婴儿正要逃跑时，卡尔推门而入，吓跑了他们。

从那一刻起，她们的父亲就手持猎枪在房子和花园里巡逻，每晚枕头下都放着一把左轮手枪。他对女儿们保护有加，但都是出于错误的原因。

美国学者法利博士告诉英媒，“莫洛克一家有着‘全美榜样家庭’的名声，当地和天下的报纸会一篇接一篇地写这些女孩的正面报道——一切看起来都完美无缺。”

但事实并非云云。一切都糟糕透顶。四姐妹还不到一岁的时间，出生于德国、公开支持阿道夫·希特勒的卡尔参加了兰辛市警员局高级职位，兰辛治安官的竞选。

他在竞选广告上利用了女儿们的照片，并配上标语：“我们等待您的支持。”他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并担任该职位26年，这使他有权送达传票、通知和其他法律文件，还可以携带枪支和警徽。

有了新赋予的权力，他将资源都投入到女儿们身上，并练习她们成为一个舞台表演团队。七岁时，她们就开始在中西部各地的音乐厅巡回演出，穿着配套的裙子，带着天真天真的笑容，表演爱国和宗教歌曲，赚了数百美元。

但在台下，她们的生活并非歌舞升平。她们越大，父亲对她们的控制就越强。卡尔给她们列了20条规矩，包罗不许穿裤子、不许度假、不许交朋友、不许周末玩乐、不许上游泳课、不许举办生日派对、不许野餐、不许参加教会活动，固然更不许交男朋友。

她们永久不能结婚或生孩子，只管1957年父亲去世后，莎拉最终成了唯一一个结婚生子的人。他拆掉了家里所有的门，以便在她们换衣服或上厕所时监督她们，甚至在她们换卫生巾时也不例外。

他对女儿们贞操的痴迷源于纳粹对种族混杂的恐惊，然而，正如法利博士所指出的：“媒体总是把女孩们描绘成快乐的美国白人少女的象征，在战争期间，还把她们描绘成反法西斯的战士。”

当莫洛克四胞胎长到24岁时，她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很快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除了莎拉，其他人都接受了电休克疗法。她们20多岁时都在精神病院进进出出。

然而，即使在她们生病期间，她们仍被当作棋子利用。她们被转介到马里兰州新成立的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由大卫·罗森塔尔博士领导的一个30人研究小组从1955年到1958年对她们进行了研究。

这项研究的结果是罗森塔尔博士1963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吉娜因四胞胎：精神分裂症中遗传与环境的一个案例研究与理论分析》的书。莫洛克四姐妹被赋予了“吉娜因”这个化名——希腊语意为“可怕的出生”，以保护她们的身份。

罗森塔尔博士的报告不少于636页，但并没有什么惊人的发现。他的结论之一是，四胞胎是“自然与教养不幸勾结”的受害者。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女孩们被召回进行进一步研究。她们接受了腰椎穿刺以及血液、尿液和激素检测。然而，据法利博士说，“没人费心去了解她们心里在想什么”。

三胞胎——埃德娜、威尔玛和海伦，最终被送进了底特律郊区的诺斯维尔精神病医院，该医院于2003年关闭。唯一一个过上了近乎正常生活的是莎拉。父亲去世后，她在华盛顿特区找到了一份法律秘书和打字员的工作。

1961年，她在一个教会团体中遇到了美国空军军官乔治·科顿，同年他们结了婚。他们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威廉于1994年死于艾滋病——另有一个女儿，出生时就去世了。他们唯一在世的孩子是大卫·科顿，现年55岁，住在密歇根州坎顿市。

“如果我的祖父卡尔没有死，我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他告诉媒体，“我母亲在他活着的时间绝不会结婚。他显然是个恶魔，对女儿们实行了极端的控制。”

然而，莎拉和乔治并没有在一起多久。“我父亲完全乱了套，在我很小的时间就离开了，”大卫说，“他从来不想和我联系，但我一直和母亲很亲近。她是个有爱心的人，只管经历了那么多，还是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某种认识。”

2015年，莎拉写了一本回想录《莫洛克四胞胎：字母姐妹》，书中对她从前生活的许多悲惨细节轻描淡写。

她与父亲创伤性关系的唯一线索，可以在书中的一个片段中找到，她写道：“（我们）感觉自己就像按照父亲的规定行进的锡兵。发展过程中有点悲哀。我们感觉受到了太多的限制。”

她对1983年去世的母亲赞不绝口，只管萨迪厥后因没有试图阻止丈夫的暴行而受到品评。“春天和夏天，母亲会给我们穿上美丽的一模一样的钩针编织的毛衣和帽子，冬天则穿上雪地裤，”莎拉在回想录中写道，“然后她会小心翼翼地让我们两人面临面，另外两人背对背坐在婴儿车里，然后愉快地在街区周围散步。”

有人曾问莎拉，她是什么时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孩子不一样的。“嗯，我想是在我们排练舞蹈合唱时，我向右看了看，又向左看了看，看到另外三个人长得和我一样，跳得和我一样，唱得也一样，”她说。

她比姐姐们多活了20多年。埃德娜于1994年去世，威尔玛于2002年去世，海伦于2003年去世。

晚年时，莎拉向法利博士敞开心扉，她们常常通电话，最后一次是在她去世前两周。“莎拉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一本揭露一切的回想录，”法利博士说，“这不符合她的性格。她的父亲是个怪物，她的母亲显然在某种程度上也顺从了他，这至少有经济方面的原因。莎拉的基督教信仰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她相信上帝会有最后的审判——她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