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1921》的结尾,没有人能不破防。 观影前,很多人都还在纳闷,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教科书里的内容我们早已背得滚瓜烂熟,这部电影难道还能拍出什么新意? 没想到,还真被主创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却完全符合当时历史背景的视角。 2016年起,《1921》剧组便开始在全世界的图书馆、档案馆挖掘资料。 故事的框架逐渐清楚——1921这一年,陈独秀身处广州,李大钊等人居于北京;李达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彼时身居上海,正是全片最恰当的线索。 1921年的中共一大代表,一共有13位。 100年前,这群人为什么会从天南海北来到上海,走进石库门的一栋小楼,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怎样的因缘际会让他们打开了这一扇门? 10年前,导演黄建新通过一部《建党伟业》带领观众见证了历史的洪流;10年后,他希望通过《1921》中真实、细腻的每一天,更加沉醉地讲述这段历史。 开篇的国际视野,就令人眼前一亮,各国势力干扰“一大”召开,这一段剧情的展现令人意外又扣人心弦。 做史料收集时,剧组得到了开创性的发现:在日本警视厅找到了一份电报记录,电报时间是1921年6月30日,距“一大”召开不到一个月。 电报显示,日本谍报人员获悉,共产国际将召集人员在上海开会,代表们来自于长沙、武汉、广州等地,也就是说日本当时已经掌握了中国国内的情况。 日本人当时为什么对这次会议如此在意? 日俄战役后,日本替换俄国获得了中国东北的大多数侵略权益。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日本政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会影响其侵略利益,所以日本当局千方百计地派人跟踪、阻挠。 到上海参会的两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这条线索的展开,也令人拍案叫绝。 教科书中,对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的介绍,只有一句话。 但剧组通过深入研究了解到,马林是荷兰人,但他隶属印尼共产党,受列宁的指派以活动家的身份,从欧洲到上海观察中国的工人运动,促进中国建党。 尼科尔斯基则是俄国犹太人,服务于共产国际远东局。 剧组发现,上海法租界工部局曾接到过信息,提醒其警戒忽然出现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 片中的谍战就此展开——从荷兰开始,马林就受到各国干系人员的监督。 到达中国后,他和尼科尔斯基一见面,就开始了谍影重重的埋伏作战,既要躲开法租界的追捕,也要躲开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势力的盯梢,从秘密接头,到镇定甩开特工,再到上海街头的追逐战,高潮迭起。 通过还原历史来营造真实,正是《1921》创作的核心原则。 历史书上被一笔带过的李达夫妇,这次也成为了影视作品中的主线。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之一,李达在1921年所起到的作用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而他的妻子王会悟,承担了中共一大的整体会务工作,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李达的扮演者黄轩,最早从剧组那儿,收到了海量的史料包。 在详实参考资料的支持下,这个人物“活”了过来。 他会在革命事业受挫时,沮丧地坐在天台,回想起多年前带头抵制日货时的渺茫与痛苦——亲手点燃堆积成山的日货前,却悲痛地发现,就连手里拿着的火柴,都是日本制造的。 他只能发出“偌大的国家,我们连本身的火种都没有”的悲鸣,泪流满面。 当他和毛泽东在弄堂里聚餐时,会把菜先夹给妻子,全场会心一笑; 当他和妻子低声唱起《国际歌》时,观众又跟着他潸然泪下。 历史本身就充满了张力,《1921》基于历史,呈现出大量细密的群像: 陈独秀因亲身在上海闹市散发宣扬共产主义的传单被捕;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苏联、法国等地修业,谋取救亡图存之道; 后来叛厘革命的一大代表周佛海,在一大召开前因腹泻而缺席; 一大会议上,各位代表也因各种理念、政见标题发生激辩——这些情节都在《1921》中得到了真实呈现。 电影中,还特意安排了一些人的“邂逅”。 毛泽东初到上海乘坐电车,同车厢有一个看报青年急忙下车,两人擦肩而过,各自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这一幕只有短短几秒。 下车的青年男子随即走进了上海证券生意业务所,意气风发的他豪掷令媛,惊得整个生意业务所内鸦雀无声。那一年,他34岁,名叫蒋介石。 这一幕令人唏嘘。 另一幕邂逅,发生在陈公博带着娇妻驻足永安百货橱窗时,一个年轻人主动上前自我介绍:“你是陈公博吧?我是旅日代表,叫周佛海。” 开会前一天,两个人各自忙着带女伴逛街约会,他们惺惺相惜握手的一幕,引发了影院内观众的嗤笑。 第二天,他们一个由于陪女朋友吃多了冰激凌拉肚子,主动放弃参会;另一个由于会议要转移到嘉兴开,临阵脱逃。 为什么《1921》里面要设置这些细节? 看完你就懂了主创的良苦用心。 “电影的核心终究会回到人。”导演黄建新说,“许多年后,人们或许已记不清这部电影,但会记住毛泽东奔跑的画面,会想到李达与王会悟这对革命夫妻的点滴。这些东西与你我相通,会让人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