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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调整其朝鲜战争政策的焦点——麦克阿瑟听证会

关于美国在朝鲜究竟应实行何种政策问题，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在解除麦克阿瑟职务时，发表一个广播演说。在这个演说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美国在朝鲜“打一个有限战争”。随着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吵，抵牾到达白热化和公开化。这次激烈的争吵，集中表现在所谓“麦克阿瑟听证会”上。

这次听证会是由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联合主持召开的，于1951年5月3日开始，至6月25日竣事，共举行50多天，先后有麦克阿瑟、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顾问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陆军顾问长劳唐·柯林斯、空军顾问长霍伊特·范登保、海军作战部长福雷斯特·谢尔曼、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前美军驻华总司令魏德迈、前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等美国13个军政要员被观察作证。

麦克阿瑟是第一个被观察作证的对象。他以为采取这些行动，不必担心会引起苏联参战。只有采取这些行动，才是迅速竣事朝鲜战争的最好办法，他乃至主张，如果联合国其他国家不肯协助，而由美国单独采取行动。

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雷、三军顾问长和前国防部长约翰逊等，在被观察作证时，均支持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以为麦克阿瑟的主张既难以到达目的也冒巨大风险，反对将战争扩大到中国。相反，他们均主张在朝鲜打一场有限战争。

艾奇逊厥后把“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责任全部推到麦克阿瑟身上。他在回忆录中说：

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战争目的和联合国的长远的政治目的，二者之间的区别本来是很明确的。“但是，在1950年10月到1951年4月这段时间里，都被麦克阿瑟将军的能言善辩搞得含混不清了；当时，这位将军置杜鲁门总统的命令于不顾，一再发表言论和采取行动。“

实在，早在1951年1月下旬，“联合国军”发动全线反扑，艰难地从三七线附近向三八线推进时，美国当局就已经看到，联合国军根本不大概再推进到鸭绿江边了，加上英法等国对朝鲜战争已不热心，主张实现朝鲜停战。3月中旬，美国当局曾思量，以总统名义发表一项旨在通过谈判到达竣事朝鲜战争的声明，并起草了声明的草稿，征求了参加“联合国作”行动的有关国家使节的意见。

3月20日，顾问长联席会议将该项声明的大意发给麦克阿瑟，征求意见。然而，由于麦克阿瑟于3月24日发表了一项与草拟中的总统声明意图大相径庭的声明，使美国当局的这次思量付之东流。对此，英法等国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后，随着美国参议院关于朝鲜战争政策问题“麦克阿瑟听证会”的开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1年5月2日至16日也召开了会议，体系地检讨了美国的朝鲜战争政策，以为美国无法在朝鲜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仅凭军事手段不大概办理朝鲜问题。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5月16日通过了一个有关朝鲜问题的政策备忘录，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5号文件。这个备忘录将美国在朝鲜的终极目的和当前目的作了明确区分，确定美国在朝鲜的当前目的是在三八线地区建立一条有利的防线，寻求缔结停战协定，竣事朝鲜战争。

2、美国朝鲜战争政策的调整

5月17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个文件。这是自1950年9月美军仁川登陆乐成后，美国当局命令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北进以来，第一次调整了朝鲜战争政策，第一次明确了“联合国军”的作战，不再实现军事霸占全朝鲜的目的。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胜利作战的结果，究竟上，也是美国当局承认朝鲜战争失败的一种表现。

此后，1951年5月31日，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工作、曾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过的乔治·凯南，受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委托，以个人身份同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雅格布·马立克举行了会晤。凯南拐弯抹角地表达了美国当局愿意通过谈判沿三八线·带实现朝鲜停战的意图。美国还通过其他渠道作出了这种表示。

根据杜鲁门批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1年48/5号文件，美国顾问长联席会议于6月1日给李奇微发去了新的训令，规定了“联合国军”的战场行动方针。

这个训令的内容是：

作为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你要始终以你的队伍的安危为重，迫使在朝鲜境内及其附近水域作战的北朝鲜军队和中共军队在人员和物资上付出巨大牺牲，至少完成下列几项任务，而为办理朝鲜辩论创造有利条件：

1.缔结公道的停战协定，制止敌对行动。

2.在适于行政管理和军事防卫的北部边界线以南地区，建立领导整个朝鲜的大韩民国政权，而这条边界线不得划在三八线以南。

3.为分阶段从朝鲜撤出全部非朝鲜籍武装队伍作好准备。

4.强化南朝鲜武装力量，使之足以阻止或击退北朝鲜的再度侵略。

根据这些训令和方针，“联合国军”地面队伍，除继续以营团规模的军力，在铁原、金化、平康的所谓“铁三角”地区和杨口以东地区争夺几个要点外，于1951年6月上旬，全线转入战略防御，并举行了各种军事准备。

“联合国军”一方面为防志愿军和人民军进攻，增强了阵地工事，至7月尾，基本完成了“堪萨斯一怀俄明线”的工事构筑。“堪萨斯线”，匹起临津江口南岸，沿江而上，经积城、道城岘、华川湖南岸、杨口至东海岸杆城以北马达里一线，全长约220余公里，是“联合国军”的主抵抗线。

“怀俄明线”，西起临津江口北岸，向东北延伸，经铁原、金化到华川湖南岸与“堪萨斯线”相接，全长约150公里，是“堪萨斯线”在西部地区的一道屏护线。7月份专门调用南朝鲜3个国民警卫队师构筑“堪萨斯—怀俄明线”的阵地工事。用圆木和沙袋构筑了坚固的各种掩体，包括坦克、火炮、机枪、步枪等各种火器掩体，并有堑壕相连接。在阵地前均设有大量地雷和铁丝网。在“怀俄明线”还构筑有永久工事。

另一方面，为共同停战谈判，随时准备向志愿军和人民军发动局部攻势，施加军事压力，先后有美军6个师和南朝鲜军4个师，撤至第二线举行了休整，美军、英军、土耳其军等先后增补轮换19万余人，英军两个旅、加拿大旅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队伍，于7月28日合编为英联邦第1师，同时扩编了3个南朝鲜师。在东豆川、永平、麟蹄等修建了18处前沿机场。8月中旬，美国顾问长联席会议批准为第8集团军增派5个高炮营和4个野战炮兵营。美第8集团军和美远东空军总部还动手制定了发动地面局部攻势和空中攻势的计划。

此外，“联合国军”还举行了一些具有战略性的军事准备：增辟了原州、镇海、群山、济州岛等14处海空军运输补给基地；扩建了金浦、水原、大丘等原有机场，新建了群山机场；在每一个喷气式飞机基地，均建造一个油料库，还从仁川通向金浦和水原敷设了条输油管线；至8月，美第5航空队所指挥的空军联队(每个联队编有1个作战大队、1个增援大队和1个维修补给大队)，都在南朝鲜各个机场做了固定配置，其中有4个联队是6~8月从日本基地移过来的。

3、中国调整抗美援朝战争政策的背景

中共中央在决议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时，就对志愿军参战后朝鲜战局形势变革估计了三种大概。

一是在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出动空军增援的条件下，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侵略军，根本办理朝鲜问题；二是在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不能及时到达，空军也不能提供增援的情况下，在朝鲜打成僵局，乃至被迫撤回，美国对中国宣战，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恢复和建设计划；三是志愿军灵活指挥，充分发挥战术专长，能够攻打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地区，则可迫使美国通过谈判办理问题，但条件是美军必须起首撤至三八线以南。

在这三种大概中，中共中央以为出现第三种情况的大概性最大，以为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使美国在朝鲜遭到严厉打击和丧失，使它碰得头破血流，知难而退。估计这种“大概性要大些，而这也是我们所要争取的。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要争取这种大概的实现，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争取这种大概的实现的”。

但是，美帝也有疯狂的一派，对于它铤而走险，我们也必须有所防备。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后，在武器装备处于悬殊劣势的情况下，仅仅是以步兵为主体，在少量炮兵增援下，连续举行五次战役，把完全现代化装备、实行陆海空三军联合的、全方位立体作战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及以南地区，经过反复较量，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迅速打出了有利的战争形势，取得了战争的巨大胜利，迫使“联合国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美国当局也不得不调整了朝鲜战争政策。

然而，由于武器装备敌我强弱悬殊，尤其志愿军没有空军和海军的增援共同，在作战中实际困难很多，加之，朝鲜特别的地理环境也使志愿军的作战受到许多限定。

这主要是：

第一，由于没有空军、海军增援共同作战，特别是没有空军和严厉缺乏防空作战武器，志愿军在作战空间和作战时间上均受到严厉限定。在作战空间上，美国空军控制整个战场，可以攻击志愿军后方，其海军可以控制志愿军侧后海岸。志愿军前线和后方，昼间和夜间，都要严密组织防空袭，否则就会遭到不必要的丧失。而志愿军无力攻击美军后方和海岸。在作战时间上，美军可以全天时作战，而志愿军昼间没有行动自由，队伍行动和物资运输主要靠夜间举行。志愿军整个作战机器的运转受到严厉限定。

第二，仅仅是步兵在少量炮兵增援下作战，没有摩托化装备，没有坦克参战，也严厉缺乏反坦克武器，因此攻击火力和战场机动本领均弱。可以击败“联合国军”的进攻，但难以歼灭“联合国军"重兵集团，难以对付美军集群坦克，每次战役可以困绕其一个师其至几个师，但对其一个整师或个整团都难以到达歼灭任务(歼灭南朝鲜军要容易些)。

当“联合国军”突围逃跑后，志愿军徒步追击，赛不外“联合国军"的摩托化和机械化，则难以实现追歼扩大战果。特别是第二、第五次战役时“联合国军”每日后撤约30公里，恰好是志愿军徒步追击的一夜行程，待志愿军接近后，“联合国军”再行后撤30公里，志愿军追击徒行疲劳，而不能扩大歼敌战果。

第一次战役时，美第10军利用海空军优势从海上撤退，志愿军没有空军和海军，对美军从海上撤逃无能为力、从第三次战役开始，双方都形成连贯的战线，志愿军虽可以突破“联合国军”的防线，但突破后实现战役上的迁问困绕比较困难。在防御作战中，志愿军依托一般野战工事，难以抗御“联合国军”以飞机、坦克、大炮猛烈火力的攻击，因此组织坚守防御困难。

第三，志愿军所需作战物资险些全由国内组织供应，并且物资消耗最大，然而运输手段和运输工具有限，没有空中和海上运输，主要靠火车和汽车运输，整个运输本领弱，加上没有制空权，在美国空军的轰炸封锁下，蹊径常遭破坏，物资和运输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因美军飞机轰炸扫射丧失严厉，物资丧失达30%~40%，运输严厉困难，远远不能满意作战的需要，弹药只能保证重点供应，粮食供应在前三次战役时，只能到达需要量的25%~30%，在第四、第五次战役时，也只能到达需要量的50%左右。

作战中的跟进补给本领更弱，基本只靠队伍自己携带，带几天打几天，一般只能维持7~10天。美军称志愿军是“礼拜攻势”。这种运输补给状态，严厉地影响了作战的实施，限定了战役的刻意、战役的规模和连续作战的时间，也使志愿军被追放弃了许多有利战机。

第四，朝鲜半岛幅员小，三面环海，南北狭长。这种地理特点，限定了志愿军军力优势的发挥，军力多了摆不开，军力少了不足以达成作战任务。特别是不能像在国内战场上那样实施大规模的广泛机动作战，也无法开辟多处战场。而这种地理特点，则有利于“联合国军”发挥其海空军优势，实施登陆进攻。志愿军向南推进越远，侧后的东西海岸暴露得越多，海岸防御任务越重，同时，随着运输线的延长，给运输造成的负担越大。

此外，在朝鲜作战，不像在国内那样，缺乏敌后游击战的共同。“联合国军”没有后顾之忧，可以集中90%以上的军力用于正面作战。如许就增长了志愿军正面作战的压力。

4、中共中央“边打边谈”政策的出台

由于敌我双方经济力量和武器装备优劣悬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作战，肯定是费力的、困难的。因此，中共中央在决议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时，对志愿军的作战引导就很慎重，决定志愿军入朝后，先组织一个时期的阵地防御战，等候从苏联订购的武器装备到达，并完成装备、训练，6个月以后，再谈反攻问题。

志愿军入朝时，战场形势的变革，使志愿军已不大概按原计划组织阵地防御战，毛泽东、彭德怀根据“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分兵冒进的形势，遂审时度势，改取了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方针，开始了战略反攻。只管第一、第二次战役打得比较顺利，但毛泽东和彭德怀以为，战争仍然是相当恒久的、费力的，必须作恒久费力计划。

第二次战役后，在志愿军中和民主阵营内部都曾一度产生了轻敌速胜心理，以为朝鲜战争能迅速竣事。苏联驻朝鲜大使并曾对彭德怀施加压力，要求彭德怀按速胜原则部署战役。第三次战役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三七线附近后速胜情绪更加严厉，以为只要追击，美军就会退出朝鲜。毛泽东和彭德怀以为，志愿军必须举行休整，只有作好充分准备，才有大概根本办理朝鲜问题。

第四次战役开始以后，中共中央和志愿军总部以为，不经过几次战役的激烈较量，不歼灭南朝鲜军大部和美军几十万人，美国是不会主动退出朝鲜的，战争仍然是恒久的、费力的。

1951年2月上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为使志愿军坚持恒久作战，而“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周恩来并主持中央军委制定了轮番作战的具体计划。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竣事后，2月下旬彭德怀从朝鲜回到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同分析了战争形势，毛泽东明确仍坚持“战争准备恒久，尽量争取短期”的方针。

周恩来主持整理了与彭德怀共同研究的意见，3月1日以毛泽东名义致电斯大林，在这个电报中进一步指出：“从目前朝鲜战场近来举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扫除，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扫除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恒久化的大概，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我军必须准备恒久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气办理朝鲜问题。“

经过连续五次战役的反复较量，特别是第五次战役的较量，中共中央和志愿军总部更加充分地看到，依赖志愿军现有装备和条件，短时间内不大概迅速歼灭敌军有生力量，根本办理朝鲜问题。

志愿军作战困难的焦点问题是武器装备落后。当时中国工业根本落后，没有像样的军事工业。虽然有些兵工厂，但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步兵武器和弹药，不能制造大炮，不能制造汽车，更不能制造飞机和坦克。究竟上，志愿军武器装备的改善和增强，主要靠从苏联购买。而苏联当时尚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时期，迅速提供志愿军作战所需要的武器装备也有困难。中国从苏联购买装备受资金限定，纵然购买了装备，也还需要肯定的时间举行训练，以把握装备性能、利用技术和随之引起的新的战术，特别是空军和海军的训练需要的时间更长。因此，在短时间内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不大概得到根本改善，于是，战争的恒久性就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同时，中国的经济力量薄弱，增援战争的财力、物力有限。本来中国大陆基本解放后，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刚刚建立还不到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就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然而，于1950年6月刚刚开始部署，美国当局就将这场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不得不迎接美国的战争挑战。

1950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为574亿元人民币(新币值)，如果与美元以2：1的比值盘算，仅相当于美国1950年7月1日至1951年6月30日财政年度军事预算拨款480余亿美元的1/2左右，更无法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相比了。195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为65.2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美国在朝鲜战争第一年中直接战费100多亿美元的1/4左右。

因为增援战争，1950年中国军费支出占财政决算的41.1%，用于国民经济恢复的费用只占财政决算的25.5%，而1951年财政预算军费拨款在数目上和比重上比1950年都有所增长。如许，战争恒久打下去，国民经济恢复和国家的长远建设均会受到影响。朝鲜人民已打了一年，支持恒久战争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困难更大。

固然，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具有极高的威望，有强大的招呼力和组织力，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全力增援战争并日有朝鲜政府、朝鲜人民的增援，有朝鲜人民军与志愿军并肩作战，志愿军作战中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经过持久作战定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经过第五次战役的较量之前，美国当局执意坚持继续扩大侵略，使和平办理朝鲜问题成为不大概。在第五次战役后，战线已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美国当局因“联合国军”在战场上遭到失败而被迫调整了朝鲜战争政策，放弃了军事霸占全朝鲜的目的，并且做出了愿意通过谈判，沿三八线一带实现朝鲜停战的表示。这说明，此时通过谈判办理朝鲜问题已经具备了根本和大概性。

在美国当局作出愿意通过谈判沿三八线一带实现朝鲜停战的表示后，6月3日，金日成也来到北京，与毛泽东共同分析了战争形势，讨论了战争方针问题。毛泽东、金日成研究决定，实行边打边谈的方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

一方面准备同美国方面举行谈判，争取以三八线为界实现停战撤军；另一方面对谈判乐成与否不抱幻想，在军事上必须作恒久持久的计划，并以坚决的军事打击粉碎“联合国军”的任何进攻，以共同停战谈判的顺利举行。

据此，中共中央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到达竣事战争”的引导方针。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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